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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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权利。而且，我也已经请布齐打听他的下落了。
　　我们开始讨论作证的专家。我只提出了瓦尔特·科德医生和肿瘤门诊部主任兰德尔·加斯金。德拉蒙德提的是锡拉丘斯市的密尔顿·吉飞医生。我当初决定不录取此人的证词原因有二。一是去锡拉丘斯取证费用过于昂贵，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有数。他会说骨髓移植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可取的治疗手段。瓦尔特·科德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会帮助我准备对他提出质询。
　　基普勒对吉飞是否愿来作证深表怀疑。
　　我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德拉蒙德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我却怀疑他撒谎。基普勒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德拉蒙德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31个州办事处，17个地区办事处，5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一记闷棍，哭笑不得。“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3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德拉蒙德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基普勒逼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甚至用手指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摩尔豪斯、希尔、普伦克和格罗的身子整整齐齐向下缩了几英寸，但他们的手仍在龙飞凤舞个不停。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虽然基普勒先前已经悄悄向我透露，他准备力争5天结案。这次预备会议开了2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我当然已经告诉过他，对方最后一次提出的数目是17万5。而且他也知道，多特·布莱克根本不想和解。她一个子儿也不要。她要的是血。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德拉蒙德先生？”
　　那5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20万美元了结本案。”德拉蒙德说时稍稍带点儿舞台腔。
　　“贝勒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地摇头。法官本人也勉强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唐尼·雷落葬以后，我几乎没有和多特交谈过。我也曾试过几次，但说不上几句，谈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她既伤心又难过，这种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她为唐尼·雷的不幸去世，责怪大利公司，责怪这个制度，责怪医生和律师，有时甚至还要责怪我。而我对此当然也能理解。她既不需要也不想拿钱。她要的是公道。我上次路过她家，她站在门廊里说：“咱要让那些家伙完蛋！”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德拉蒙德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啰，列奥，”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基普勒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找和德拉蒙德。“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92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我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本县有100万人，难道我有可能认识这92人中的任何一个吗？他们全是陌生人。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们做任何直接接触，当然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调查卡在哪里？”德拉蒙德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我说。
　　德拉蒙德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德拉蒙德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我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吃的是黑豆和意大利调味饭，喝了一杯药草茶。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食欲旺盛。我搅着盆中的黑豆，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92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德拉蒙德，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和就业史，挖掘出涉及离婚、破产或犯罪指控的可能的隐私。他的手下将翻遍公开的记录，了解他们购房时付了多少钱。他唯一不能干的只是和他们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间人。
　　等到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聚齐，挑选那12名候选人时，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对这批人当中的每一位，都将已建立起一部相当完整的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将由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仔细评估，而且一批专业的陪审顾问还将对其做彻底的分析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学史上，陪审顾问是相对说来刚出现不久的一种怪物。他们通常是些对于研究人性有一定技能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心理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到处转悠，向那些买得起他们那贵得吓人的技能的律师出售他们的知识。
　　在法学院时，我听说过一件事：乔纳森·莱克化8万美元雇了一名陪审顾问，而陪审团的裁决却帮他捞回了数百万，所以他付出的8万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挑选陪审员时，德拉蒙德雇佣的陪审顾问肯定会到场。他们会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毫无警惕性的候选人。他们将研究他们的面孔衣着言行举止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却有戴克协助，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研究人性的高手。我们将把名单交给布齐和布克，交给可能认识其中一两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将要打几个电话，也许要核对几个地址。我们挑选陪审员比对方要困难许多，我们主要只能根据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从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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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法庭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的声音仍在空气中震响，久久不肯消失。他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指控。我朝他们的座位上望去。希尔和普伦克正在朝我张望，摩尔豪斯和格罗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德拉蒙德像冰柱一样冷峻地站着。谁要是胆敢第一个举手说：“我！原告律师昨儿晚上到过我的家！”他会马上饿虎扑羊一样朝他扑过去。德拉蒙德知道这件事就要发生了，他硬是知道会发生。他将追问出事实真相，揭露我和我的腐化堕落的合伙人，并且提议给我以警告和惩罚，永远剥夺律师资格。本案的审理将推迟若干年。这样的情况就要出现了。
　　然而，他的肩膀却在慢慢地下垂。空气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肺里向外冲。全是一伙说谎的**！
　　“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非了解不可。”他的语调信心不足。
　　谁也不吭声，谁也没动弹。但是陪审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盯着他。他使他们极不自在。继续玩吧，老伙计！
　　“我换一种方式再问一遍，”他冷冰冰地说。“诸位昨天有谁与这位贝勒先生或者与那位戴克·希夫利先生谈过话？”
　　我一下蹦了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太荒谬啦！”
　　基普勒恨不得走下法官席，来助我一臂之力。“反对成立！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德拉蒙德先生！”他直接对着话筒大声吼着，声震四壁。
　　德拉蒙德面向法官。“大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陪审团被人收买了。”
　　“什么？他这是在指控我嘛！”我怒气冲冲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说。
　　“我们或许该到你办公室谈一谈。”德拉蒙德边说，边用眼睛瞪着我。
　　“去就去。”我顶他道，仿佛迫不及待要和他较量。
　　“暂时休庭。”基普勒对法警下令道。
　　德拉蒙德和我隔着办公桌在法官大人对面坐下。其他4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人站在我们身后。基普勒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最好理智点。”他对德拉蒙德说。
　　“陪审团被人收买了。”德拉蒙德说。
　　“你怎么知道？”
　　“这我不能说。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别跟我玩什么把戏，列奥。我要的是证据。”
　　“我不能说呀，大人。我说了就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胡说八道！快告诉我。”
　　“我说的是真话，大人。”
　　“你在指控我啰？”我问。
　　“正是。”
　　“你疯了！”

　　“你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哪，列奥。”法官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所说完全属实。”他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证明？”
　　“让我继续向陪审员提出质询。等我问完了，真相自然就会大白啦。”
　　“他们对你的问题无动于衷嘛！”
　　“可我才刚刚开始呢。”
　　基普勒陷入了沉思。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我希望能对几位陪审员一个一个地提问。”德拉蒙德说。这样的做法是超出常规的，但法官有权就此做出决定。
　　“你的意见呢，鲁迪？”
　　“不反对。”我巴不得德拉蒙德立刻开始追问我们放过烟幕的那几位陪审员。“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身后有两个**听了我的这句话，咳嗽了几声。
　　“好极了！你在为自己挖坟墓呢，列奥！小心点儿，你别越轨。”
　　“你们在里头干了些啥？”我回到座位上时，多特问道。
　　“就谈了点儿律师的事。”我悄声说。德拉蒙德已经拉开架势。陪审员们个个都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瞧着他。
　　“诸位，是否有人和你们接触，谈论过本案，刚才我已经说过，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请举起你的手。”他的语调活像个第一流的教师。
　　哪里也看不见有一只举起的手。
　　“陪审员与案件的任何一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对主动进行接触的那个人，而且对陪审员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假如这位陪审员不向法庭报告的话。”他用恶狠狠的威胁的口吻说。

　　无人举手。无人动一动。除了一群脸上迅速露出怒色的人，别无所有。
　　他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抹了抹下巴，把枪口对准了比利·波特。
　　“波特先生。”他声音低沉地说，比利不禁一怔。他挺直腰板，点了点头，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
　　“波特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
　　“要是你的问题诚实，我的回答就会诚实。”波特气呼呼地说。此人性子火爆。坦白地说，我宁可离他远一点。
　　德拉蒙德愣了一秒钟，接着又没头没脑往前冲。“好吧。现在，波特先生，请你回答；昨天夜里你究竟有还是没有和鲁迪·贝勒先生通过电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摊开双臂，茫然不解地望着德拉蒙德，什么也没说；仿佛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而他却已经昏了头。
　　“绝对没有。”波特说，脸涨得发紫。
　　德拉蒙德身子向前伏在栏杆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红木栅栏，低头瞪着不到5英尺之外坐在头排的比利·波特。
　　“你肯定吗，波特先生？”他问。
　　“绝对肯定！”
　　“我认为你和他通过话。”德拉蒙德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已经越过了线。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基普勒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对他训斥，那位比利·波特先生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朝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扑了过去。
　　“你敢说我撒谎，你这个**养的！”波特卡住德拉蒙德的喉咙，高声叫骂。德拉蒙德一下子摔倒在栏杆上，脚上一只饰有花纹的平跟船鞋飞到了半空中。妇女们在尖叫。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德拉蒙德被压在波特的身体底下，双手在乱抓，两脚在乱踢，拼命挣扎着还个一两拳。
　　T．皮尔斯·摩尔豪斯和M．亚历克·普伦克首先冲到了混战现场。其他人也接连赶到。法警手忙脚乱，和两个男陪审员一起竭力想把他们拆开。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