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民间规约的概念及类型
　　何谓民间规约？或者说民间规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民间”，主要是针对“官方”而言，民间规约是指某一特定地域、组织或人群，按照当地风土民情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习惯，由一定的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某一特定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之共同规则与约定。民间规约由“规”和“约”两部分构成，“规”指的是某一地域、组织和人群共同商议制定和遵守的规则或规范，其所维护的是特定范围内地域、组织和人群的整体利益，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原则性等特点;“约”则是部分地域、组织和人群为某一特定事项而进行的某种群体性约定，其所规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组织特定人群的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约”是“规”的具体化。或者说“约”是在“规”的指导下，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制订与达成的一种约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某一组织或人群推举或公认的精英人物个人所制定并为特定组织和人群认同与遵行的规约，亦属于民间规约的范畴。如明正德十二年（1517）湛若水为其创办的广东增城县大科书院而制定的《大科书院训规》、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大科训规》，清康熙二十年黄楷刻本。清康熙年间李光地为家乡福建安溪县湖头村制定的《同里公约》、
　　（清）李光地：《榕城别集》卷五《同里公约》，清乾隆刻本。李氏宗族的《本族公约》
　　（清）李光地：《榕城别集》卷五《本族公约》。等，显然皆应纳入民间规约的范畴。
　　纵观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民间规约，我们可以用“内容丰富，类型复杂”来加以概括。尽管在民间规约类型的划分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视角，且产生较大的分歧。

二是宗族规约。宗族规约是指某一地域的宗族组织或人群在其特定活动范围内，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与本宗族实际情况，由宗族内头面人物即族内精英共同商议制定、该宗族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规则与约定。在长期的历史和社会实践中，明清时期各地的宗族逐渐制定、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包括祖训、家训、庭训、家规、族规、祠规、家法、公约、条例乃至族谱编纂凡例即谱规谱例在内的规约。这种以民间成文法形式出现和存在的宗族规约，对乡村地域范围内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宗族成员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正所谓“规约者，约同堂之人也”。
　　雍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家训·敦睦堂家规引》，清雍正九年补刻本。部分宗族的规约甚至被呈请当地官府钤印批准和颁发，成为得到地方权力部门认可的准法律规范，如明隆庆年间的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家法》

隆庆《文堂陈氏乡约家法》云：“兹幸我邑父母廖侯莅任，新政清明，民思向化，爰聚通族父老会议闻官，请申禁约，严定規条，俾子姓有所凭依，庶官刑不犯、家法不坠，或为一乡之善俗，未可知也。自约之后，凡我子姓，各宜遵守，毋得故违。如有犯者，定依条款罚赎施行，其永毋怠。”（明隆庆刻本）即是得到该县时任知县廖希元钤印批准而刊刻颁行的宗族类乡约。此类宗族规约亦因此成为国家法律和地方行政法规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延伸。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从存在的形态上看，这些宗族规约既有独立成册的单行本家典和族规家法，如浦江《郑氏家范》和休宁《茗洲吴氏家典》等，也有各类谱牒中收录的祖训、家规、祠规、族约等文献资料。此外，尚有大量散件文书形态的宗族类公约。基于明清时期广泛存在数量庞大的宗族规约这一事实，我们谨将其细分为家（祖、庭）训、族（宗、家、祠）规、家法、家典、家议、家政、家范和宗族公约等类别。又由于中国传统乡村大多聚族而居，宗族与村庄往往呈现出互相重叠的特征，“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agnatic）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因此，在大姓望族聚居的单姓村落中，由族长和族内精英所发起和制定的管理与约束同姓宗族成员的族规家法等宗族规约，实际上也具有管理和约束本村村民的村规民约功能与作用。就此而论，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与宗族规约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与重合性。
　　三是会馆、公所暨行业类规约。会馆和公所是明清时期城市（镇）同乡或同行业人群建立的组织，基于行业门类众多，向有所谓“三百六十行”之称，故其所制定的规约，是会馆、公所暨各行业组织开展活动、维持运行的基本规范之一。依据明清会馆、会所暨行业规约文献的留存状况，我们谨将其依次划分为会馆、行业公所规约，官方和私人兴办的私塾、书院及学校内部管理规约，以及农（林、牧、副和渔业等）、工、商业等类规约等类型。其中农业类规约部分，个别内容与村规民约或有交叉与重叠。

四是会社类规约。秦汉以来，作为民间组织或团体的会社遍布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范、约束与指导作用。根据会社活动内容和性质，我们谨将会社类规约细分为政治型会社、经济型会社、军事型会社、宗教型（含秘密宗教）会社、文化娱乐型会社和慈善与公益型会社规约等六大类别。
　　五是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及宗教活动管理类规约。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管理类规约，是指管理与处理本宗教活动场所即寺庙宫观事务的规则和约定。这些规约文献包括丛林规约、斋醮规约、祠庙宫观规约、寺产规约、墓茔规约、祭祀规约、请神规约、朝觐规约、送神规约、禁忌规约和慈善规约等类型，具有教派性、区域性和民间性等特点。包括明清在内的中国古代各类宗教组织机构和设施，如佛教的寺庙庵院、道教的宫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所制定与施行的各类规约，规范和约束着寺庙宫观内外设施及其信众的行为。尽管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管理类规约同一般宗教戒律相比，存在相同或相通的一面，并与宗教的清规戒律互为补充，但因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管理类规约并不针对各类宗教教义和清规戒律本身，因此，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六是日常生活规约。我们将以上五大类型的民间规约中物质和精神生活等日常生活类规约单独划分出来，并予以独立分类，主要是基于这类民间规约往往与各类规约存在互相交叉这一实际考虑的，但它也往往容易造成各自分割进而导致一些综合性规约无法归类的弊端。
　　民间规约是实现社会或组织秩序稳定，以及经济、教育发展和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是传统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经济活动管理、宗教和教育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规范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礼法合治”的中华法系宏观架构内，民间规约本身即具有“法”的性质和作用，这就是所谓“因俗而治”、“以良民治良民”的民间习惯法。它规范着被规约覆盖的人群之行为方式及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基本秩序。在政治稳定、吏治清明、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的条件下，良好而完备的民间规约有助于维系基层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活动的良性运行，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活动秩序，促进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健康发展。反之，在国家政治相对腐朽昏暗的背景下，落后陈腐、不切实际的民间规约则只会起到阻碍或破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秩序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处于相对权力真空中的地方基层社会或组织单位，常常会采取主动调整民间规约某些内容的方式，以尽可能地维护和保障其自身的权益。

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是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等活动中形成并发挥规范与约束作用的。这些民间规约有的是在中央和当地官府的指导下制订和执行，并对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某些政策起到细化和分解的作用，且与当地社会经济或组织群体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加以调整，以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实际，这其实正是民间规约内涵的拓展与延伸。如明代中叶全国各地所倡建的乡约，其本身尽管是一种官方倡导的行为，但在具体操作和执行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组织与人群往往根据自身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制订了一些更为细化且易于操作的乡约条款，明正德年间的江西南赣乡约、隆庆年间的徽州府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万历年间的婺源县沱川余氏乡约和福建泉州府的惠安乡约等，这些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域的乡约，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施行形式，都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地域特点与差异。通过乡约的倡导和实施，国家意志变成了乡民的实践，国家和乡村社会亦借此实现了良性的互动，这一社会实践本身即具有民间规约最鲜明的本质特征。
　　还应指出的是，民间规约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经济、文化及宗教活动管理的一项非制度性设置，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在明清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基层社会特别是相对封闭的边远山区乡村基层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权力真空状态，封建专制政权难以将触角伸展到这些地区，进而行使其直接而具体的控制。加之明清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处于聚族而居状态，聚居于乡村社会中的强宗大族所制定和施行的各类族规家法与宗族规约，个别内容甚至明显违背国家法律规范，但在不触动和危及政权的统治前提下，作为行使统治权的中央和地方官府一般也并不加以直接干预。在明清时期的乡村基层社会中，除普遍存在的宗族组织形态以外，还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会社等组织。这些会社所制定和施行的规约，在会社内部组织和成员中具有广泛的认知与认同，对会社组织的运行、會社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保障，同样具有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此外，由基层社会群体制订、并经当地官府批准颁示的各类保护群体利益免受侵害的“告示”，无论就其所规范的范围，还是就其涉及的内容而言，都应被视为当地基层组织和民众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以增强其权威性与震慑性的民间规约范畴，是民间规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注意到，明清时期各地出现的以“合同”名义规范部分人群行为的文本式规约，由于其涉及赋税征收和徭役佥派、土地山场租佃、地界或山界划分，山林、坟墓与水利保护、祖先祭祀、公益设施兴建与管理、家产分析继承、纠纷与诉讼调解，以及公平交易秩序等各个层面，因此，这类合同议约不同于习惯上的商业类合同，而是协调个体（少数人）与整体关系、规范“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民约”，显然亦应被纳入到民间规约的范畴来给予考察。
　　总之，明清时期民间规约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类型广泛。尽管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民间规约按照内容和性质做如上分类，但并非所有民间规约都如上述分类那样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恰恰相反，这些民间规约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相互交叉的综合性特征，尤其是非单一性民间规约，更是如此。

二、明清时期民间规约的特点与功能
　　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内涵与外延范围相当广泛。但概括而言，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与功能：
　　首先是它的地域性。任何民间规约都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地域并在这一特定地域空间的范围内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以村规民约为例，清顺治三年（1646）广东南海县佛山乡为严禁开涌、保护耕地和坟墓所制定与颁布的村规民约，即明确划定了村规民约适用的空间范围，要求“三山、岭冈、罗播、田心、寺边、张槎各处乡民知悉，务要恪遵示禁，不许妄意变更，仍前私挖涌源，致潦水淹浸，伤害民生风水。如有故违，许各堡乡民指名具呈赴府，以凭拏究重治，决不轻贷”。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三《乡禁志》，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即使是跨地域的会馆、公所等同乡或同行业组织的规约，尽管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广，但也只是局限于规约中所规范的地域和人群，并不涉及规约规定以外的地区。显然，地域性是明清时期民间规约显著的基本特征之一。

其次是其时效性。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从制定、颁布到施行，都具有非常明确的时间限制，即使是相对较为稳定的村规民约、宗族规约和日常生活规约，也都有自身的时效性要求，并在規定的有效时间内发挥作用。失去了时效，规约便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松江府娄县义园修订的《规条》，在将旅榇“前议三年为限”，“自辛巳年起，公议一年为限”
　　光绪《新安义园征信录·规条》，清光绪刻本。时，前一《规条》便自动终止，不再发挥效力。有些民间规约为了强调其时效性，甚至严格规定了规约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如福建福州会馆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就明确做出“本章程成立，两馆旧章皆作无效”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福州会馆规约》，王日根、薛鹏志编：《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第4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的规定。可以说，时效性是民间规约的又一重要特点。
　　再次是它的灵活性与变通性。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并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而灵活地进行调整，特别是因应形势变化而不断增订的民间规约。这种灵活性与变通性，其实正是民间规约区别于相对稳定的国家法律的一个显著特点。规约内容和形式的每一次修订与增删，都是对此前规约的补充和完善。如清代广州粤秀书院，从清雍正十一年始至道光七年（1733-1827），短短不到百年时间，该书院规约就“因时斟酌”，

（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志》卷二《规则》，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随时少有增删”，
　　（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志》卷二《学规》。前后修订近十次之多，每一次修订和增删后的《现行规条》，都成为该书院施行的最新规约。粤秀书院院规的频繁调整与补充，真实地反映了民间规约的灵活性与变通性特征。
　　最后是权威性和震慑性。尽管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是一定地域特定组织和人群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而制定与施行的民间规则和约定，但为了强调其权威性和震慑性，民间规约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往往会借助当地官府的力量，以当地官府颁发告示等形式予以发布和执行。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中，对自己于返乡省亲时亲手制定的村规民约《同里公约》进行了补充，其中第一条即是利用自身人脉，借助当地官府力量，使《同里公约》与官方权力相互“呼应”，以增强其权威性和威慑力。李光地在该条款中指出：“诸乡规，俱照去岁条约遵行。我已嘱托当道，凡系人伦风俗之事，地方报闻，务求呼应作主。但恐我辈用心不公，处事不当，或心虽无私而气不平，事虽不错而施过甚，则亦于仁恕之理有乖，皆未足以服人心而取信于官长也。嗣后，举行旧规，必酌其事之大小轻重，可就乡约中完结者，请于尊长会乡之耆老，到约完结。必须送官者，亦请尊长会乡之耆老，佥名报县惩治。如事关系甚大而有司呼应未灵者，乡族长老佥名，修书入京，以便移会当道。最忌在斑白退缩，袖手缄喙，使二三乳臭听匪类指使者把持乡政。”

第二是救助与救济功能。从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各类民间规约的丰富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救助与救济始终在规约的内容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宗族规约和村规民约中的义田、膏火田的管理规约，其本身就是为救助接济本村、本宗族生产与生活困难成员以及资助子弟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盘缠而设定。清嘉庆年间，歙县棠樾鲍氏宗族的敦本户和体源户两处义田，即系专门为族内救济救助和祭祀祖先而设立，其规约也是针对救济救助和祭祀而订立，其中《体源户规条》就非常明确而具体地规定：“—、谷系给本族鳏寡孤独四穷之人，须合例者，不得狥情滥给;—、四穷及废疾与例相符、应给谷者，执事之人知会督总给与经摺，孤子注明年庚，以备查考，再行给谷，以专责成;—、四者之外，有自幼废疾、不能受室、委实难于活命者，一例给发;—、鳏独年至六十岁，给领食谷。后有愿继与为子者，亦一体给领，全其宗祧。其子年至十八岁停止，其父母仍照例给发。”
　　嘉庆《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一七《祀事》，清嘉庆十年家刻本。这一规条对棠樾鲍氏宗族内部成员救助与救济活动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族内成员救济与分配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即使是会馆、公所暨行业规约，其救助与救济功能也是极为常见的，所谓“备棺施济，原为贫乏孤寡、无力措办者而设”。

　道光《上海同仁堂征信录·同仁堂条约》，王日根、薛鹏志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第9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清光绪二十年（1894），苏州圆金业公所在为救助同业中年老贫苦无依者的规章中，对所设立的专项救助资金，即明确其使用范围，指出：“遵照旧章，同业中有年老无依者，仍由公所养赡，病则医药，故则殓埋，并将失业各伙设法安插。”
　　《清光绪二十年圆金业兴复公所办理善举碑》，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頁。总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患难相恤”，
　　道光《锦营郑氏宗谱》卷末《祖训》，清道光元年木活字本。可以说是民间规约恒久存在并持续保持活力的一项基本功能。
　　最后是奖励和惩罚功能。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大都具有奖励和惩戒功能，对严格遵守规约、认真履行规约所赋予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者，各类民间规约一般都设有专项奖励条款予以表彰和奖励。清乾隆十四年（1749）、四十三年（1778）和嘉庆十四年（1809），安徽黟县南屏叶氏宗族多次重申严禁赌博规条，对族内参与赌博成员予以严惩，同时对举报和访拿者给予重奖，规定：“族中邪僻之禁至详，而所尤严者赌博。赌博之禁，业经百余年，间有犯者，宗祠内板责三十。士庶老弱，概不少贷。许有志子弟访获，祠内给奖励银二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