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国传统史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90年前，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放在一起，是因为他受到德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影响，语言学是那时人文学术最显现科学性和取得最显著成就的学科，对相近学科有巨大的冲击和引领作用。五四一代的新锐学者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改造传统学问。傅斯年在1928年史语所创立伊始，发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站在科学的立场，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传统历史学有太多崇古、信古的东西，根本上说，分不清传统文献中哪些可以作为史料、哪些不能作为史料，或者说，对于各种成分复杂的史料，其使用价值各自有哪些边界和局限。在理论上、思想上树立了史料意识，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保障。正是因此，“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句斩钉截铁的名言。傅斯年也在其他场合反复说到这个话题，例如：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料论略》）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考古学的新方法》）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方法导论》）
　　 在傅斯年明确提出史料学的科学观念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实践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适。1917年，胡适来到北大接手中国哲学史课程。以前这门课程都由年长的教授主讲，在胡适之前的陈汉章从伏羲女娲讲起，一个学期也讲不完上古。顾颉刚回忆胡适接手后的讲法：“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胡适把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删去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叙述中，关于那些时代的哲学和历史充斥着神话与传说，考察这些由来已久的论述，会发现其构建基础都是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史料。在胡适那里，经不起现代史料学检验和认可的，也就不能是现代历史学所认可的，因而要从现代历史论述中排除掉。

　　 胡适这样讲，当然把深习旧学的北大同学们吓了一跳，他们让在学生中有威望的傅斯年也去听。胡适自己回忆说：“那时候孟真（傅斯年）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到胡适的影响。七八年以后他打出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至少一部分缘由是在这里。到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也专辟一章讲《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当然，现代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了他所面对的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么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在今天的历史学学科框架下，史料学只是一个分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条件而已，怎么能涵盖全部史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的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的传统中国史学。传统的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更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能处理混乱复杂的史料，并从中获得至今仍有价值的历史解释，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依赖于经验与才能，他们基本上不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更多的学者则是盲从教条。无论中国的传统史学多么发达，但那是在古代条件下的发达，学科本身没有发展出史学与史料学的理论自觉。史料是历史学的关键因素。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了、解放了并且现代化了中国传统史学。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史学又把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传统历史学家称为古董学家（antiquary）。古董学家对史料与历史不加分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接受遥远往昔的东西。约翰·阿诺德（John H.Arnold）说：“古董学家热爱过去。古董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在此有清晰的分野。……比起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古董学家对过去有大得多的爱意要表达。”不过，也正是古董学所积累、发明和发展出的种种技术与规则，使得现代历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明确什么是史料、如何处理史料，历史就不再是古董，而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
　　 现代史学的基础是搜集、整理、审查、鉴别、分析史料，任何议题都有自己的史料范畴，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在此范畴内排除或扩充史料。当学者把什么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当作研究任何课题的首要工作来做，很自然地，神话就不再能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了。缺乏史料观念者必定“信古”，重审史料者难免会“疑古”。重审史料，把非历史的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基础上展示历史的真实面向，这正是疑古学派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表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影响深远的革命必定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取得了成功。考古也好，证古也好，都以全新的史料观念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从疑古开始到今天为止，史学的重要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对于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来说，这样的共识已不再会遭遇质疑：一切可借以认识过去的都是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质文化），我们视之为史料而非直接等同于历史；规范使用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历史学早已在史料学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路先辈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此今天我们已不会有任何异议。只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积累，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接下来应该再怎么往前走？

　　 新的一步：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正军老师近年来提倡“史料批判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史料批判研究对史传文献持有批判、质疑的目光，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所提出的史料学以及当时的疑古思潮。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孙正军说明了史料批判研究和史料学的区别。他说：“传统史料学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史料批判研究受到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并非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
　　 “史料批判研究”的合理性和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出现是对20多年来中国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总结。但我觉得，这个提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方法上仍然是“不彻底”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史料批判研究，只是把历史史传文献当作了工作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献，而未能涵盖新史学建立以来所拓展的全部史料（至少是全部有文字的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也就是说，不仅要涵盖一切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而且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
　　 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既有文字史料也有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包括孙正军所提到的历代文献，也包括不是文献的文字。凡往昔之一切文字，无论书写于何种载体上，为何种书写体裁，文字多少，无不是新史学所开拓出来的史料，例如档案、地契、日记、板报等等。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碎的，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碎片，都可被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authorship），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readership），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这样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史学来对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从作者、读者与宣讲目的的角度看，所有史料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记》和街上一张标语，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都可被视为一部史学作品。古人写点什么，不是为了保存下来给很多年之后的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有他那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写作目的。

　　 拂去竞争的烟尘：探寻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我举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陈侃理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史学》第26卷（2016年）有一篇《〈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对于《史记》的史料学特色有非常好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线索是，秦二世胡亥之继秦始皇为皇帝，到底是不是秦始皇临终指定的？传统史学中只有《史记》一种说法，即胡亥本非秦始皇指定的嗣君，而是在秦始皇死后由赵高、李斯矫诏诈立。对于如此充满潜在争议价值的事项，秦末汉初必定存在多种说法，但是因《史记》的独特地位，两千年来，司马迁所取的说法便成唯一幸存者，其他说法早已消失。如果不是因为今日幸见出土竹书，研究者即使对《史记》的说法颇存疑虑，也因全无证据而无从质疑。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恰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说秦始皇临终让大臣议嗣位人选，李斯建议胡亥，始皇说“可”。不同的史料足以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再检讨。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肯定接触到了《赵正书》所记的这个说法，甚至应该还接触过其他说法，但为什么《史记》选择了现在这个版本的故事呢？陈侃理指出，《史记》版叙事起于楚人反秦时的政治宣传，“胡亥不当立”的说法遂与汉朝的法统发生关联，自然为《史记》所取，其他说法慢慢消退，终至湮灭。
　　 《赵正书》属于“小说者流”，在传统史料学框架下当然不足与千古杰作《史记》并列，但正如陈侃理所说，《史记》的史料来源大多数本就是和《赵正书》差不多的百家杂纂，今人应该在史料意义上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审查。不同研究者也许会在这两种叙事间各有自己的倾向性，但这里并不是急于是此非彼，而是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必要性。《赵正书》与《史记》有关秦二世继位的两种叙事，和其他我们已不知道的叙事之间，当然是一种古老的竞争关系，本来《史记》版叙事已经取得绝对胜利，出土竹书却使这种竞争死灰复燃。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今天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胜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主要是年轻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