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背景
中国医学对瘟疫的记载，最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疒役”的记载。在秦朝的《山海经》中提及通过占卜来判断疫情严重程度。其后在汉朝末年因为自然灾害及战乱，导致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瘟疫，有感于瘟疫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古籍，探寻治疗伤寒的方法，终于在公元 210 年写成《伤寒杂病论》。明朝建立后，政府对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在中央设有太医院，王府设立良医所，地方设立惠民药局，对于流行病的防控，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基本能够保证在大灾时期控制疫情，不造成特别巨大的瘟疫扩散。但由于帝国腐败、自然灾害和战乱频发，明朝晚期最终成为继东汉末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瘟疫爆发的时期。在与瘟疫的抗争中，涌现出一批医学专家，他们探索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瘟疫的防控措施。现本文就明朝的瘟疫防控制度、措施及方法进行回顾总结，旨在为当今瘟疫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借鉴。
2. 明朝晚期瘟疫情况概述
明朝晚期的瘟疫是继汉朝末年之后中国第二次爆发的大瘟疫。据记载，在明朝后期，中国大地出现了罕见的极寒的气候灾害，气象学家把这一段时期叫做“明朝小冰河时期”。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低于正常水平，夏天大旱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寒冷无比，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狂降暴雪。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据相关学者统计，从万历年间 ( 公元1573~1620 年 ) 至崇祯年间 ( 公元 1628~1644年 )，年年都有一种或几种自然灾害，仅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就发生了水灾、旱灾、雪灾、蝗灾，特别是旱灾，往往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并发。基于明朝的各个时期、主要分布区域及爆发次数年份的瘟疫发生情况的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的后期，在公元1551~1644 年间，有记载的瘟疫发生了 78 次，基本上接近每年发生一次，出现瘟疫的县数可达到 1878 个之多，超过了明朝早期和中期的总和（表 1）。我们分析了瘟疫发生次数较多的省份，发现在明朝的后期瘟疫发生的频数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表 2）。不过明朝末年大瘟疫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并非像汉末瘟疫那样全国性爆发，而明朝人口呈现出北少南多的特点，华北人口并不是很多。明末人口的损失，主要还是小冰期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战乱的破坏。除了上述自然灾害，1641 年起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旱，历时四年之久，在 1643 年，北京出现疙瘩病，这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描述。腺鼠疫是鼠疫的一种，经由老鼠身上的寄生物 ( 如跳蚤 ) 将鼠疫杆菌传染开来，人感染后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考虑到旱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明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 1643 年 8 月到12 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在 1644 年 4 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公元 1606~1645 年）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有研究指出，明末瘟疫导致的死亡应在数千万级别。

3. 明朝的医疗制度
明朝的医疗制度基本承袭于元朝，在元朝医疗管理和医疗制度依托于太医院处理各项医学事务，各类医学官员各行其职，而元朝的医官在选拔、考核、奖励等制度是在宋朝、金朝原有制度上的发展和提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医官在元朝享受特殊的地位，升迁也较快，很多儒士也弃文从医。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 1328~1398 年）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建立明朝，在医疗制度上，基于元朝的原有制度，完善并构建自己的医疗制度 ( 图 1A)。另外，明代由于水灾、旱灾和瘟疫较为频繁，进而出现人口的大量死亡，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 最重要的是上述灾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口作为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人口大量死亡必然会造成大量土地的荒芜和闲置，导致经济的倒退，人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逐步促成了政府及民间构建较为完善的医疗系统和应对措施。朱元璋为了救助百姓，制定了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他设立福利院，由政府出资建造，收养孤苦伶仃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他还设立了惠民药局，穷人得病，无力支付医药费的，都可以免费在药局领药。另外，他还特别关心穷人的丧葬问题，对于贫困百姓，无能力安葬逝者的，由政府出资安葬。明代医事制度主要分为中央的医药机构、宫廷医事制度、地方的医事制度和民间医学团体四个部分组成。在中央主要是设太医院，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两京太医院均设有药库，职务设置有大使、副大使各 1 人，掌管药物。每年药材由产地负责配送，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负责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王府设良医所 , 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 1 人，寿官数人，均是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负责任命，例如杰出医药家李时珍（公元 1518~1593 年）等曾任过王府良医。在地方府、州、县以及边关卫所及人聚处 , 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明代医事制度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太医院除了负责医疗工作，还担负着对医生的教学培养。另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责 , 就是在遇到疾疫时 , 太医院要参与政府的救治工作。在地方上 , 惠民药局在平时主要是救治贫病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瘟疫爆发时，惠民药局负责参与瘟疫灾害救治。惠民药局设置的初衷是让医药惠及百姓，让穷困患病之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因而，朝廷对惠民药局实行了补贴政策。这样，它所出售的药物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使更多的下层民众有能力承担寻医用药的费用。如果遇到确实没有支付能力的穷人或者灾民，还可以免费施药 ( 图 1B)。政府补贴设立的惠民药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贫苦患病民众进行救助，本图节选自明朝仇英所绘的《清明上河图》。

4.3 预防及治疗方法
明朝的嘉靖皇帝（公元 1522~1566 年）还曾亲自写过药方，制成《济疫小饮子方》，要求礼部把这药方散发给民间。另外，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明朝发明人痘接种法，用于预防天花，也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 在医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 图 3)。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出现瘟疫时，需要把患者的衣物高温熏蒸，这样可以减少家人被传染的概率。胡正心（生卒年不详）的《简易备验方》中也提及了蒸汽消毒法, 明朝的龚廷贤（公元 1368~1644 年）在《寿世保元》中列有“屠苏酒”方，他指出，“饮此酒可以阻隔瘟疫”，并且他建议在病人床角点燃艾柱，利用艾烟抗菌抗病毒。《明实录》中记载明朝末年福建的一名官员发明了放血疗法，用于治疗瘟疫，疗效较好，每天有近万人接受放血治疗。张景岳（公元 1563~1640 年）的《景岳全书》中记载了用福建茶饼进行口腔消毒 , 以防病从口而入。明朝的著名医学家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虽然张仲景《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罹患疫病，是由“疠气”所导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是吴又可在张仲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瘟疫的传染性，并猜想到了病原体的存在。吴又可又明确指出，瘟疫由口鼻侵入，通过呼吸传播，强调与病患隔离的意义，创立了治疗瘟疫颇有疗效的“达原饮”，记载于在《瘟疫论》中，成为中国温病学的开创级人物（图 4）。现代临床研究证实，用达原饮辨证治疗某些急性传染病，如伤寒、疟疾、流行性感冒等均有良好的疗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发病 3 至 10 天，邪伏膜原阶段 , 应用达原饮加减治疗，可有较好的疗效。达原饮具有显著的解热作用，其作用机制与降低血清中 TNF-α、IL-6 水平及肝组织中的 MPO 活性有关。
明朝晚期因为自然气候灾害，朝廷腐败以及战乱，导致政府对于瘟疫的控制不利，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无法落实，遣医送药的惠民药局形同虚设，明朝最终在瘟疫、战乱以及天灾等问题的共同冲击下灭亡。在明朝末年的乱世中诞生了一位防治传染病的优秀专家吴又可，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又可所著的《瘟疫论》在温病学术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清朝温病学派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朝瘟疫流行期间，劳动人民与瘟疫抗争，积累总结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和措施，一些手段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并且对现在的瘟疫防控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天灾是明亡催化剂

马克。三百年一大劫

可怕的瘟疫

天亡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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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