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2-M122东部起源之地 → 大汶口文化最早进入父权军事等级社会 → 龙山文化统一天下，开创黄河农业文明 → 黄河下游以商周为盟主，诸国林立 → 中原华夏（姬姓姜性炎黄联盟）与东夷诸国（子姓贏姓太昊少昊）→秦汉出身于东夷故乡，拜祭战神蚩尤，统一全中国，我们伟大的汉族从此形成了，奠定了中国大版图的基础。

蓝线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区，绿线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区，红线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图。龙山文化分布区包含原早的大汶口文化地区，并且比大汶口文化大得多，考古证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大量黑陶，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由东向西发展，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龙山文化只是占据了仰韶文化区的一半部分，并且龙山黑陶文化与仰韶彩陶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M117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金字塔模式；山东半岛多为M117/M133上游类型，居于金字塔顶点，两个底点分别是藏缅语族CTS1642、广东福建地区的CTS1642的下游支系SK1730，均是源自黄河下游M133而突变分化的下游类型，共祖4000年。黄河上中流只是中转点。
M117的各分支：古夷人M133年龄1万年（山东半岛），古中原人F8年龄5000-6000年（黄河上中流），古羌人CTS1642年龄4000年（西藏、西南地区），古越人SK1730年龄3000年（两广、福建）。古越人SK1730是CTS1642的下游支系，与藏缅语族是兄弟关系。
最早的玉璋发源于山东龙山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礼器、权力象征，向全国各地广泛扩散，统一天下。四千年前广东考古发现不少玉璋，最可能是SK1730南下扩散的结果。四川考古也有不少玉璋，明显是龙山人F8/CTS1642西迁扩张的结果，为了中华大一统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据本吧统计，测出北汉常染90%以上的吧友，基本上集中分布于山东、江淮及其环渤海地区。从考古学来看，这些地区属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分布区，可以推测Y染色体O2-M122携带线粒体R/BF早在2万年前就已到达黄河下游平原，开始其新石器时代的扩张，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是本土扩张的，与中国农业的东部本土起源是一致的。总之，O2-M122强烈人口扩张的Y染色体支系在中国的广泛分布，是由于中国东部本土农民做出巨大贡献，形成了北方汉族的常染主体，混了北亚母系M/CDGZ。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就是龙山文化先民O2-M122后裔。
南方汉族（海南岛、广西、广东）常染最为相近，聚类为南汉常染。南方汉族是以百越土著后裔为主，Y染色体O1a-M119、O1b1-M95＋母系BF，混了母系M南支M*、M7、M9、M10、E，分布于东南亚及其华南。从现有的古人骨材料来看，“古华南类型”居民可以由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体质上居于东南亚人种与美拉尼西亚人之间。
古亚洲母系mtDNA M分布极为广泛，正好覆盖黄种人地理分布区，可能是黄种人相貌特征（面部扁平度大、鼻骨低平、蒙古褶单眼皮、个子不高等）的奠基者。常染基因相近，并不意味着体质相似，分开时间数万年，配偶不一样，地理气候不同，和其他种族的混血程度不一样，造成体质常染差别。

三万年前，母系R/BF早已伴随父系O-M175在一起了，至今仍是最稳定又忠实的原配关系，从印度支那出发，北上迁徙到东亚沿海后，分为华南父系O1a-M119＋母系B4a/F1a/F4(南汉常染)、中南半岛O1b1-M95＋B5/F1a(壮泰常染)/日韩O1b2＋？(东北亚常染)、东部沿海O2-M122＋B4/B5/F1b/F2(北汉常染)。O2-M122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但由于土地占有权和人口过剩问题，导致O2-M122内部竞争，002611源自鲁南淮海而强势北上扩张，最终成为汉语系的第一大父系主体，把黄河下游的M134/M117排挤到中原及其黄土高原，以古中原人为底子，与古亚洲母系M/CDGZ相结合，形成了古华北人和古西北人，M117-F8的下游支系CTS1642被迫西迁到青藏高原，形成了古羌人，发展出藏缅语系。
父系O3-M122＋母系R/BF＋北汉常染80%以上＋东亚体质（高颅/高面/平颌/高鼻/双眼皮，平均身高172以上），是最标准的中国人，也是最正统的汉族。南汉、少数民族也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新作啊，支持，F46等爆发于大汶口的人群，显然组成了华夏的主要力量，华夏的扩张就是大汶口OF8 F46 F11的扩张！

下面图表看出，大汶口文化高温点1200℃，居于领先，稍超过纯铜熔点为1084℃，是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铜石时代的重要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了大量蛋壳黑陶。龙山文化是直接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黑陶文化，普遍采用大汶口文化快轮制陶技术，用陶轮加工并在窑中高温（1000~1200℃）烧造，蛋壳陶堪称奇迹，为商周青铜文明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一位成年男性的胫骨之上，赫然镶嵌着一枚金属箭头。箭头全身布满绿色锈迹，已经深深嵌入骨骼之内，显然，这应是死者生前所遭受的箭创。经过专家们的专业鉴定，发现骨骼上的箭头质地为青铜。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此地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箭头与其他武器不同，它本身属于一种消耗品，因而一旦射出之后，回收率非常低。大汶口民众在战争时期能够使用青铜箭头，足以说明青铜的产量之巨。在赵家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尸骨都为男性，而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4000余年前战乱纷争时期埋葬战死士兵的墓地。通过出土的军事用壕沟和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这里曾经是大汶口时期部落之间争斗的古战场，从相继出土的10余具尸骨来看，他们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男性，通过尸骨杂乱的摆放格局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是掩埋战死士兵的墓葬，而不是一般平常百姓的墓穴。

考古学家发现，围绕大汶口文化尉迟寺遗址四周，有一条巨大的环状人工壕沟。壕沟作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防御措施，在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和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普遍存在，但其宽度一般只有几米，仅能起到防御野兽的作用。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遗址的壕沟平均宽度为30米左右，深度超过了4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遗址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壕沟。

泰国学者著作认为，西南藏缅语族和壮傣语族常见的父系CTS1642祖先是来自东部沿海龙山文化先民的西迁一支。中科院学者易谋远提出彝族的先民来自东夷中的昆夷，昆夷从山东半岛一带移居到现在的中国西北部地区，然后再向成都平原迁移，与早期蜀人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这部分人迁入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后发展成今天的彝族。CTS1642是藏缅语族独有的M117下游支系，三千年前是龙山先民M117/F5（现称为F8）西迁的突变分支，但在汉族中非常稀缺。所以，古中原先民（龙山人）是古羌人之父，羌人也就是古中原人之子，不要搞错父子关系，藏缅语系实际上是从古汉语分化的变种。古越人SK1730年龄3000年（两广、福建），是CTS1642的下游支系，可能源自壮傣语族常见的父系CTS1642，与藏缅语族是兄弟关系。
学者发表了《巴人源出东夷考》一文，指出：巴人源出东夷，其核心氏族巴氏属东夷中徐夷的一个分支。

《对庙底沟考古文化的重新认识》
摘要：陕县庙底沟文化于1950年考古发现。传统认识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是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为河南龙山文化。本文提出庙底沟文化一期和二期文化的差异是典型的龙山文化西进扩张实例。这种文化侵入融合模式构成史前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 侵入融合模式 社会演变
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于1950年考古发现，其文化遗址位于陕县古城南，距市区4公里，是一处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总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内涵分为二期：一期（下层）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上层）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传统考古认识认为庙底沟文化中表明龙山文化是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又发展为河南的龙山文化。这样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在黄河流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遗址"碳化"测定为公元前3910年，上下浮动125年。
这是一种机械使用考古演变理论的认识，误导了中原地区，以至中国史前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庙底沟文化一期到二期的跳跃式发展，更是外来文化侵入和融合本土文化的实例。为了说明这点还要从更远的考古文化谈起。
一、几个考古文化的简要情况
1.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结合“碳14”测年数据，半坡文化等早期仰韶文化时间与大汶口文化时间基本同期，均是公元前4000年前后，而考古地理分布上，大汶口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直线距离大概在550公里左右，均分布在黄河流域范围内。两者文化差异更多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大汶口文化已出现明显的，较仰韶文化更加高级的社会等级制度，贫富差距更加明显。考古材料表现出人口大幅增加，生产用品复杂等方面的进步。本质上说明大汶口文化先进程度要高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大汶口文化已进入可能是父权社会阶段。这方面考古资料说的很详细。
2.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最早发现于1930年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遗址上层为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 整个遗址南北约2000米，东西约1500米，由若干个遗址群组成，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公元前2000-2600年（对龙山文化测年时间存疑，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目前考古界普遍认为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发展过来的，并逐渐西进扩张。
二、庙底沟考古文化发展模式的重新认识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基本上是同期并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两种文化，大汶口文化并不是直接从仰韶文化发展来的。其二，大汶口文化演变到龙山文化。
一种考古文化能否发生一种跳跃式的演变吗？从历史发展轨迹和民族学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干预下很难发生社会模式的改变。观察当今非洲大地，还有很多部落依然处在原始社会状态未发生改变。更何况龙山文化一方面起源于东部，一方面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
庙底沟考古一期和二期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层叠在一起，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文化入侵行为。龙山文化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与原有居民和文化发生了大的冲突，并代替了原有的文化。这种文化既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原有居民对新社会结构文化的彻底屈服，并接受外来文化的领导统治。
三、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轨迹
龙山文化西进过程中，这种文化入侵模式一直存在，并最终代替了原有文化。考古遗址发现了很多，从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步演变成了燎原之势。例如考古说的，主要分布在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的认同，是后来一统文明建立的重要基础。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就提到绕过“两个怪圈”，独立思考研究，探索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庙底沟考古文化就是一处鲜明的龙山文化西进扩张，并最终代替原有文化的历史过程见证。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入侵模式是人类文明演变的一种主要方式。分析利用这种文化动态扩张模式，将原有一个个静止无联系的考古材料碎片，连接成为动态的文明发展演变轨迹，清晰地看到古中国文明从一个个原始部落，不断扩张融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的发展轨迹。

在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以夯土城墙、护城壕沟和高等级墓葬最为突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成为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城”。玉钺、玉刀等王权象征物，城墙内发现以人作奠基的祭祀坑，显示出古城的统治者当时也是军事上的首领，在古城中拥有无上的权力。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在同时期其他墓地中极为少见。遗址中发现有6座大型墓被毁，且每座都是一棺一椁，“墓主人的地位应该很高，墓主人的腿骨、头骨有被破坏的现象，而且陪葬的陶器、玉器也多被砸，破坏痕迹明显。这很可能是当时的聚落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焦家遗址考古领队王芬介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介绍，高个子在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墓中尤其多，类似“山东大汉”的大墓还有几处。可能是这些人在部落中等级较高，占有的物质资源丰富，吃的食物又多又好。因为这一时期可能已经进入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食物来源更加丰富和稳定。

在黄河下游，滕州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2020年度因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及玉器的出土，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其中的四人合葬大墓，结构较为特殊，大盖板下为并排联棺，四人均随葬象征军权的玉石钺，颇有生死与共的意味。
滕州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

大汶口文化陶刻钺图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四个象形符号,分别被认为“戉（钺)”、“斤(斧)”、 “旦(炅)”。其中两种不同的图像符号：一种好似曲柄窄体无孔形刃器的摹画，曲柄的下部有端饰；另一种则如同直柄宽体穿孔状刃器的摹画，直柄的上下皆有端饰。唐兰先生将其释为“斤”与“戉”的象形。
早在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时期钺就成为了象征着成年男子的一种器具。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它最终在商周时期，登上了象征王权、君权的高峰时期。就玉钺的意义而言，它的意义可能高于璧、琮。因为礼器是权力的影子，人类社会在需要建立崇高权威的时候，很自然地造出了权力的象征物，而玉钺直接来自于斧子，斧子在原始社会看来是一种很具威力的工具。而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威慑。绝对的权力，至高的权力，常常又要借助有形的物件来做象征，做标志。而斧子这种现成的物件，与权力确立联系也就非常自然，也很容易得到认可。。
张忠培先生认为使用琮、钺随葬者，可能是既掌握宗教祭祀权又掌握军权的显贵；仅用钺而无琮随葬者，可能只在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势；同样仅用琮而无钺随葬者，有可能属于只控制着宗教祭祀权的阶层。上世纪60年代，吉林大学林沄教授论证了中国可以释读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的写法就是斧钺形状的象形。

由表五可知，用于纺织的纺轮多出土于女性墓葬中，而与狩猎、战争活动相关的钺和镞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且具有“男主外，女主内”的特征。

对上述62座保存较好的成年单人墓葬进行了等级划分，并初步总结各等级墓葬的特征。梁王城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虽然明确的阶级尚未产生，但具有社会分层性质的纵向分化逐渐出现，且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一些高等级聚落的社会形态较为明确，如大汶口、野店、陵阳河等遗址均显示出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并逐渐发展为早期国家。

早在新石器时代，钺就成为了象征着成年男子的一种器具。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它最终在商周时期，登上了象征王权、君权的高峰时期。就玉钺的意义而言，它的意义可能高于璧、琮。因为礼器是权力的影子，人类社会在需要建立崇高权威的时候，很自然地造出了权力的象征物，而玉钺直接来自于斧子，斧子在原始社会看来是一种很具威力的工具。而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威慑。绝对的权力，至高的权力，常常又要借助有形的物件来做象征，做标志。而斧子这种现成的物件，与权力确立联系也就非常自然，也很容易得到认可。



龙山文化玉钺

亚丑钺
人面铜钺又叫亚丑钺，有“亚丑”铭文，因此，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亚丑”族的墓地，该墓主人则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更重要的则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苏埠屯商代墓地位于青州市（原益都县）东北20里苏埠屯村式的埠岭上。大批的“亚丑”铜器出土于苏埠屯地区，说明商代的丑族就生活于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在山东青州苏埠屯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的商代薄姑墓，出土了大批精制的青铜器和其他随葬品，说明薄姑文明发展水平是很高的。薄姑氏既是殷的东方诸候国, 它和殷王国在政治、文化上自然有很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