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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立人
我校前身是1933年创办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1953年8月，以这个学校演变成的上海机电工业学校的机械科为基础，并入了上海第一机器工业学校船舶制造科、上海水产学院附设水产学校轮机科、福州工业学校造船科、轮机科，成立了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梅蕊吐幽香，欣然调镇江。无心游古寺，为固海疆忙。
（《固海疆——奉调来镇江船校工作》1972年1月）
我是1971年12月来校报到就职的。之前与学校就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缘份，有着很深的感情。这首诗是我来学校工作时的心情与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12月27日凌晨三点多，我到了镇江火车站。刘东明同志到火车站迎接我。时间过得真快，我来镇江已快三十七年了。
我是怎样调镇江的呢？1970年8月我奉调去海军党委办的学习班学习。1971年2月学习结束，第六机械工业部要我到镇江船舶工业学校任校长，我当即表示同意。因为在上海时和船校就有过不少的往来，对这个学校比较了解，且很有感情。
1952年至1960年期间，我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工业学校（即后来的上海机校、上海机专、上海机械学院、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先后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乃至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与刘东明同志一直很熟，感情很好。刘当时是上海工业管理学校的校长，兄弟院校，上海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常开会，互相很熟悉，也是老朋友了；因知刘仍在镇江船校，很愿意过来跟他合作共事。
而1953年在上海浦东开始选址建设的这所上海船校，从建校初就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作为兄弟学校，我们曾给过船校一些帮助和支援。船校首任校长余西迈，这位老同志很有意思，他到船校工作，我们常一起开会，有困难时他就来找我们。还记得当年余校长同我说：”学校初建，白手起家，干部少，师资少，教室没有，办公室没有，上课、吃饭、睡觉分散多处，困难重重……”还列举了”三四五六”，三处上课，四处办公，五处吃饭，六处住宿，使我印象很深，至今未忘。当时我很同情他，进行了三项支援。第一是支援干部，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意见，曾支援船校两名校级领导。1955年调任伯祥同志（一机部干部文化补习班班主任）到船校任总支书记；1956年调蔡炘同志到船校任教务副校长。蔡炘原为专业科主任，我亲自找他谈话，说，”船校刚建立，干部奇缺，请你去任副校长”。蔡炘是老知识分子，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支援的中层干部更多，1954年前后陆续调调干生沈桂成、邱齐华、丁强、陈有仁等多名骨干到船校工作，他们之前都是共青团的干部。听说要调到船校，都很痛快地表示：”我们都是年轻人，服从组织分配”。第二项支援，是腾出一栋楼供船校师生住宿。我们专门挤出一栋楼安排了船校部份师生较长时间住在上海工业学校。第三，物资支援，1953年我曾调拨了300张铁床，支援船校。说起铁床还有个故事。1970年12月我到镇江后住学校招待所。我一看，自己睡的床居然正是我1953年从上海工业学校支援给船校的床，不由一乐，笑道：”这床跟我还认识呢”。
据说上级在1965年还考虑过让我来船校。当时正是全国进行大四清的时候。大四清结束时也传闻过要调我到上海船校，所以对船校的情况一直比较关心。
学校第二任校长是马金池同志。解放初期他在安徽省贵池专区当专员，资格也很老，1936年参加革命。井田同志为第三任校长，1960年调入，也是个老红军，是陕北刘志丹的部队。他在学校工作时间很长，从1960到1971年，在学校做了不少工作，成绩很大，在群众中影响较深。他和我一样，也曾在海军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了半年。后来还曾调清华大学任副校长。我为第四任校长。有人开玩笑说我是船校最后一任校长，升格为本科后的首任校长。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我就知道，这所学校是个好学校。上海船校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造船中等专业学校，1959年时还被确定为国防重点中专。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师资力量较为雄厚，设备和其他教学条件也都较好，历届毕业生在造船工业系统有着较高的质量信誉。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种种破坏，特别是在1970年被指令搬迁到江苏镇江，离开了造船基地，失去了原先办中专校时的一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学校陷入了动荡的困境。
我校前身是1933年创办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1953年8月，以这个学校演变成的上海机电工业学校的机械科为基础，并入了上海第一机器工业学校船舶制造科、上海水产学院附设水产学校轮机科、福州工业学校造船科、轮机科，成立了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梅蕊吐幽香，欣然调镇江。无心游古寺，为固海疆忙。
（《固海疆——奉调来镇江船校工作》1972年1月）
我是1971年12月来校报到就职的。之前与学校就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缘份，有着很深的感情。这首诗是我来学校工作时的心情与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12月27日凌晨三点多，我到了镇江火车站。刘东明同志到火车站迎接我。时间过得真快，我来镇江已快三十七年了。
我是怎样调镇江的呢？1970年8月我奉调去海军党委办的学习班学习。1971年2月学习结束，第六机械工业部要我到镇江船舶工业学校任校长，我当即表示同意。因为在上海时和船校就有过不少的往来，对这个学校比较了解，且很有感情。
1952年至1960年期间，我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工业学校（即后来的上海机校、上海机专、上海机械学院、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先后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乃至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与刘东明同志一直很熟，感情很好。刘当时是上海工业管理学校的校长，兄弟院校，上海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常开会，互相很熟悉，也是老朋友了；因知刘仍在镇江船校，很愿意过来跟他合作共事。
而1953年在上海浦东开始选址建设的这所上海船校，从建校初就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作为兄弟学校，我们曾给过船校一些帮助和支援。船校首任校长余西迈，这位老同志很有意思，他到船校工作，我们常一起开会，有困难时他就来找我们。还记得当年余校长同我说：”学校初建，白手起家，干部少，师资少，教室没有，办公室没有，上课、吃饭、睡觉分散多处，困难重重……”还列举了”三四五六”，三处上课，四处办公，五处吃饭，六处住宿，使我印象很深，至今未忘。当时我很同情他，进行了三项支援。第一是支援干部，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意见，曾支援船校两名校级领导。1955年调任伯祥同志（一机部干部文化补习班班主任）到船校任总支书记；1956年调蔡炘同志到船校任教务副校长。蔡炘原为专业科主任，我亲自找他谈话，说，”船校刚建立，干部奇缺，请你去任副校长”。蔡炘是老知识分子，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支援的中层干部更多，1954年前后陆续调调干生沈桂成、邱齐华、丁强、陈有仁等多名骨干到船校工作，他们之前都是共青团的干部。听说要调到船校，都很痛快地表示：”我们都是年轻人，服从组织分配”。第二项支援，是腾出一栋楼供船校师生住宿。我们专门挤出一栋楼安排了船校部份师生较长时间住在上海工业学校。第三，物资支援，1953年我曾调拨了300张铁床，支援船校。说起铁床还有个故事。1970年12月我到镇江后住学校招待所。我一看，自己睡的床居然正是我1953年从上海工业学校支援给船校的床，不由一乐，笑道：”这床跟我还认识呢”。
据说上级在1965年还考虑过让我来船校。当时正是全国进行大四清的时候。大四清结束时也传闻过要调我到上海船校，所以对船校的情况一直比较关心。
学校第二任校长是马金池同志。解放初期他在安徽省贵池专区当专员，资格也很老，1936年参加革命。井田同志为第三任校长，1960年调入，也是个老红军，是陕北刘志丹的部队。他在学校工作时间很长，从1960到1971年，在学校做了不少工作，成绩很大，在群众中影响较深。他和我一样，也曾在海军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了半年。后来还曾调清华大学任副校长。我为第四任校长。有人开玩笑说我是船校最后一任校长，升格为本科后的首任校长。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我就知道，这所学校是个好学校。上海船校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造船中等专业学校，1959年时还被确定为国防重点中专。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师资力量较为雄厚，设备和其他教学条件也都较好，历届毕业生在造船工业系统有着较高的质量信誉。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种种破坏，特别是在1970年被指令搬迁到江苏镇江，离开了造船基地，失去了原先办中专校时的一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学校陷入了动荡的困境。
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是：打回老家去。当时学校有人在图书馆门口贴了张大字报：”强烈要求校党委带领我们东进！东进！！东进！！！” 而我们学校领导也确实尽了很大努力，先跑上海，后又跑北京，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次。但上海校址没了该怎么办？记得我和诸国富等同志曾找到上海市副市长杨恺（原为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向他诉说，我们实在无路可走了，总后勤部要镇江的校址，无论如何请同意我们回上海。杨恺副市长却说：”老肖，请看看市委办公室走廊的大字报，全是搬出的单位要求回来。可以告诉你的话就是：搬出去容易，搬回来很难！难！难！没有希望。”就这样，我们所做的重回上海的多方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大家一看，路被堵死，回不去了，有人就提出不办学校了，所幸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素质较好，绝大多数教职工的思想觉悟仍然是很高的，通过我们做工作，统一思想，大家都能在困难面前顾全大局，讲团结，坚持把生产和教学工作搞上去，最终避免了学校遭到被拆散的厄运。
1977年春，第六机械工业部召开造船工作会议。当时我带去了学校党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滔天罪行》的书面发言稿，在会议上宣读了报告全文，揭露了”四人帮”破坏学校造成的严重恶果，历数了多年来学校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当时的艰难处境。并提出，学校该怎么办？在会上，我谈了自己对学校今后方向和出路的积极设想。既然上海回不去了，我便向部里提出建议，能否与上海交大合并，将我校改建为交大的分校？六机部部长边疆很感兴趣，说：”老肖，你仔细讲讲。”我列举了理由：好处多。我们对上海熟悉，基础好，而变成交大分校，学校很多困难都能解决。边部长当时便表示同意，部里的领导也都同意了此方案，并派我与上海交大谈具体方案。交大的领导曾带了几十位同志两次来镇江，我本人也代表学校曾亲自去上海与交大领导同志进行过十分融洽的交谈。这件事最后虽未谈成，但通过这件事，六机部对学校处境很同情，上海交大对我们的印象也很好，这对学校办大学有个促进、推进的作用。最后经学校党委讨论一致通过向上级报告将我校改办学院，请求批准。
六机部考虑到镇江船校师资和干部力量较强，设备和其他条件较好，过去又曾两度升格为造船专科学校，根据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江苏省和镇江市的大力支持下向国务院提出了将镇江船校改建为镇江船舶学院的建议。经教育部决定，我校于1978年暑假开始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并于1978年12月正式批准我校升格为镇江船舶学院。这是我校办学方向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7年春，第六机械工业部召开造船工作会议。当时我带去了学校党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滔天罪行》的书面发言稿，在会议上宣读了报告全文，揭露了”四人帮”破坏学校造成的严重恶果，历数了多年来学校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当时的艰难处境。并提出，学校该怎么办？在会上，我谈了自己对学校今后方向和出路的积极设想。既然上海回不去了，我便向部里提出建议，能否与上海交大合并，将我校改建为交大的分校？六机部部长边疆很感兴趣，说：”老肖，你仔细讲讲。”我列举了理由：好处多。我们对上海熟悉，基础好，而变成交大分校，学校很多困难都能解决。边部长当时便表示同意，部里的领导也都同意了此方案，并派我与上海交大谈具体方案。交大的领导曾带了几十位同志两次来镇江，我本人也代表学校曾亲自去上海与交大领导同志进行过十分融洽的交谈。这件事最后虽未谈成，但通过这件事，六机部对学校处境很同情，上海交大对我们的印象也很好，这对学校办大学有个促进、推进的作用。最后经学校党委讨论一致通过向上级报告将我校改办学院，请求批准。
六机部考虑到镇江船校师资和干部力量较强，设备和其他条件较好，过去又曾两度升格为造船专科学校，根据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江苏省和镇江市的大力支持下向国务院提出了将镇江船校改建为镇江船舶学院的建议。经教育部决定，我校于1978年暑假开始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并于1978年12月正式批准我校升格为镇江船舶学院。这是我校办学方向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我当时曾想过，我国海岸线漫长，不发展船舶工业，不狠抓造船院校的建设，将来后患不堪设想，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谴责我们的。清朝有个左宗棠，那时他们还办起了马尾船政（学堂），培养出象邓世昌那样的民族英雄。今天，我们当然比左宗棠要高明得多了，因为我们早已明确决定了要建设好强大海防的国策。对这一点，我们是始终坚信不疑的。因有感于镇江船舶学院的诞生，我当时曾赋小诗一首，即上文的《摇篮自育人》。
镇江船舶学院成立了，我们很快便恭请军中著名书法家舒同同志为我院题写了校牌。因我过去在上海和杭州工作过的学校校牌也是请他书写的，所以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此后，我们在抓教师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送出去，请进来。我当时有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就是：无论教职工和干部，凡是家庭确有困难，都大胆地放走，不死留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过去很好的骨干，环境变了，他遇到的困难又克服不了，只要有出路就放出去，我的理念是：”打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们后来的很多教授就是这么请进来的；放回去的同志到了新单位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说到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有几个人我必须要提一提。
一个是我们的陈宽院长。1979年陈宽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调来当副院长，一起共事好几年。该同志解放初期就到国家有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1953年创办的）任潜艇动力研究室主任，对造船的教育工作蛮有经验。陈宽来院后工作积极肯干，出了很多点子，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在学校被”文革”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推动学校由中专逐步艰难而又顺利地过渡到高等学校，为振兴造船工业，为六机部成批培养出合格的造船工作者，确实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8年他还提出了学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想，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镇江船舶学院成立了，我们很快便恭请军中著名书法家舒同同志为我院题写了校牌。因我过去在上海和杭州工作过的学校校牌也是请他书写的，所以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此后，我们在抓教师培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送出去，请进来。我当时有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就是：无论教职工和干部，凡是家庭确有困难，都大胆地放走，不死留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过去很好的骨干，环境变了，他遇到的困难又克服不了，只要有出路就放出去，我的理念是：”打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们后来的很多教授就是这么请进来的；放回去的同志到了新单位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说到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有几个人我必须要提一提。
一个是我们的陈宽院长。1979年陈宽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调来当副院长，一起共事好几年。该同志解放初期就到国家有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1953年创办的）任潜艇动力研究室主任，对造船的教育工作蛮有经验。陈宽来院后工作积极肯干，出了很多点子，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在学校被”文革”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推动学校由中专逐步艰难而又顺利地过渡到高等学校，为振兴造船工业，为六机部成批培养出合格的造船工作者，确实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8年他还提出了学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想，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槱教授的情况。杨院士是我国造船界的老前辈。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及上海市主委、中科院学部委员、博导。1917年生，今年91周岁。在我校工作时他六十来岁。他是怎么会到我校来的？”文革”后十年在上海一直未安排他的工作。1980年六机部本来曾要他去哈船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任副院长，他表示服从分配，是个老老实实的老知识分子。但他夫人不同意，因她身体不好不让他去北方，就想能到我校工作。我与杨槱教授在上海时五十年代就熟悉的。56、57、58年开会时常遇到，知道我在这里当院长，故愿意来我们这里。六机部张有萱副部长征求我院意见，我说：”非常好，非常欢迎，只是我院庙小，怕容不下这位‘大菩萨’。”意见都一致了，1980年2月六机部任命杨槱教授为我院副院长，正式来校上任是1980年6月的事。他不是整天在我校，住一段时间，有其他工作时就回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但对他在校期间的这段工作，学校很感激他，对学校的建设、思路、规划，怎么办好大学，他来的这几年也做了不少工作。198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1983年12月经我建议免去了他的副院长一职。原因是当时学校领导班子调整，我任书记，陈宽任院长，而且上海交大也希望他早点回去，回沪后不久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杉达大学校长（”杉达”即把大学目标定为象北大、清华、交大三个大学的”三大”谐音，是民办大学）。杉达大学是由杨槱教授主持创办的，聘请的教授都是著名高校离退休名教授，很有名气。
还有好多同志也相当不错，我不可能都一一谈及。这里再简提几位同志：
于哲明同志从船校过来，教学工作经验丰富。后任副院长，在由中专改大学的过程中也做了不少工作，很能干。后来调到市人大当副主任。
叶玉成同志是”小八路”，很小就参加了八路军。是部队转业，在学校搞后勤及基建工作。对后勤的建设做了不少工作。1982年就报过病危，1983年离休。1983年4月开欢送会送他，我写了首诗《心曲吟》相赠：”今朝我送君，他日君迎我。彼此再长征，钓耕相辅佐。”
沈世瑶教授是我国焊接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江苏省第六届政协委员。1992年他去世时，我曾作诗缅怀：”悼沈世瑶教授——园丁驰盛誉，博学仰高名。桃李芬芳际，先生化鹤行。”
还有施国庆、丁育钟、冯敬义、王充德、刘和法、姚震华、叶祖荫等，都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们对学校同样也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于哲明同志从船校过来，教学工作经验丰富。后任副院长，在由中专改大学的过程中也做了不少工作，很能干。后来调到市人大当副主任。
叶玉成同志是”小八路”，很小就参加了八路军。是部队转业，在学校搞后勤及基建工作。对后勤的建设做了不少工作。1982年就报过病危，1983年离休。1983年4月开欢送会送他，我写了首诗《心曲吟》相赠：”今朝我送君，他日君迎我。彼此再长征，钓耕相辅佐。”
沈世瑶教授是我国焊接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江苏省第六届政协委员。1992年他去世时，我曾作诗缅怀：”悼沈世瑶教授——园丁驰盛誉，博学仰高名。桃李芬芳际，先生化鹤行。”
还有施国庆、丁育钟、冯敬义、王充德、刘和法、姚震华、叶祖荫等，都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们对学校同样也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除了教师和干部队伍的问题，地皮问题不解决也不行。
学校当时还有几家单位：除六机部”五七”干校，从江西撤到此处已基本回北京外；还有总后勤部汽车管理学校的留守处；华东物资管理设备处的九零五库；华东物资供应站。学校分割得一塌糊涂，汽车管理学校还在不停地索要我们的校址。这种局面不解决，怎么能办好高等学校呢？
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解决地皮问题，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找六机部，六机部罗日运副部长是位老红军，我向他请示：”地皮不解决如何办学校？”他很关心又很热心，爽快地答应：”好，我陪你去找国防工办”。首先，我们找到国防工办周一萍副主任，他为难地说：”我也解决不了，去找洪主任吧（即洪学智上将）”。他把我指给洪主任：”肖流同志，你向洪主任汇报一下。”我便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学校的处境，我说：”洪主任，这个事您或许也了解。镇江校址早就划给我们了，我们现在上海又回不去，汽车管理学校又想回来，无论如何请您替我们解决。”洪主任过去是总后勤部的老部长，一口答应想办法。最终大概是赔了五百万元给总后，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难题。就剩下华东物资供应站与九零五库，约占160多亩地。过去还常发生”边界战争”，隔了一道墙，常常被推倒，双方矛盾很尖锐。就为此事，我花的精力、找的人算是最多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了总公司的很多领导，我不是住在招待所等，而是到他们办公室或家里找。他们都很同情我们，但管物资的局长同志有点本位主义，始终不同意。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数说他：”你要向邓大人好好学学，愿做教育部门的后勤部长。你就当当学校的后勤部长吧。”他说：”哈哈我不反对呀。”我说：”你怎么向领导汇报的我都知道。我有’千里眼’、’顺风耳’！”他哈哈大笑，一把抱住我。我说：”我们俩不谈别的，希望你开明点，象邓大人，功德无量。”就这样慢慢地做通了工作。华东物资供应站与九零五库由上海物资供应处直接管，我还找到了陆震主任、党委书记孙林枫。这两位同志很开明、很支持，总算没费多少口舌。直到今天我在心里还十分感激他们。但也一直拖到1983年6月左右，中船总公司，才正式把九零五库划归我校。1983年8月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中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传治还未到北京上任，总公司就指派他到镇江主持办理华东物资管理处第九零五库移交手续。经过几番工作，学校终于安定下来，集中精力办学。
学校当时还有几家单位：除六机部”五七”干校，从江西撤到此处已基本回北京外；还有总后勤部汽车管理学校的留守处；华东物资管理设备处的九零五库；华东物资供应站。学校分割得一塌糊涂，汽车管理学校还在不停地索要我们的校址。这种局面不解决，怎么能办好高等学校呢？
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解决地皮问题，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找六机部，六机部罗日运副部长是位老红军，我向他请示：”地皮不解决如何办学校？”他很关心又很热心，爽快地答应：”好，我陪你去找国防工办”。首先，我们找到国防工办周一萍副主任，他为难地说：”我也解决不了，去找洪主任吧（即洪学智上将）”。他把我指给洪主任：”肖流同志，你向洪主任汇报一下。”我便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学校的处境，我说：”洪主任，这个事您或许也了解。镇江校址早就划给我们了，我们现在上海又回不去，汽车管理学校又想回来，无论如何请您替我们解决。”洪主任过去是总后勤部的老部长，一口答应想办法。最终大概是赔了五百万元给总后，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难题。就剩下华东物资供应站与九零五库，约占160多亩地。过去还常发生”边界战争”，隔了一道墙，常常被推倒，双方矛盾很尖锐。就为此事，我花的精力、找的人算是最多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了总公司的很多领导，我不是住在招待所等，而是到他们办公室或家里找。他们都很同情我们，但管物资的局长同志有点本位主义，始终不同意。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数说他：”你要向邓大人好好学学，愿做教育部门的后勤部长。你就当当学校的后勤部长吧。”他说：”哈哈我不反对呀。”我说：”你怎么向领导汇报的我都知道。我有’千里眼’、’顺风耳’！”他哈哈大笑，一把抱住我。我说：”我们俩不谈别的，希望你开明点，象邓大人，功德无量。”就这样慢慢地做通了工作。华东物资供应站与九零五库由上海物资供应处直接管，我还找到了陆震主任、党委书记孙林枫。这两位同志很开明、很支持，总算没费多少口舌。直到今天我在心里还十分感激他们。但也一直拖到1983年6月左右，中船总公司，才正式把九零五库划归我校。1983年8月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中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传治还未到北京上任，总公司就指派他到镇江主持办理华东物资管理处第九零五库移交手续。经过几番工作，学校终于安定下来，集中精力办学。
1980年开办了夜大学部，解决了干部教育问题。
教学部门进步很大。后勤也一直不错，各方面都保证供应，伙食服务还得到了镇江市有关领导和单位的赞扬。图书馆对于大学很重要。建图书馆时我还在位。我提出要盖一万二千平方米，但有的同志不太同意，认为三千平方米就很好了。我说：”我们办的是大学，三千平米怎么行？少于八千平米我决不同意。”最后盖了八千多平米。到今天藏书量有很大进步。是张爱萍将军为我校图书馆题写的馆名。
校刊是我快离休时办起来的。我认为办好一份校刊对一所大学非常重要。上海理工大学的校报是1955年创办的，也是在我手上创办起来的。当时搞运动，最热闹的时候还分上午版和下午版。有的重要文章，我亲自改，为一个错字还专门跑到印刷厂去改。我们的校刊是在1984年8、9月份创办起来的，由余城德老师牵头，余老师是艺术人才，会写会画，调来负责筹备。另外还请了张其维、谢加云两位已退休的老教师帮忙，在创办初期克勤克俭，深得师生的赞誉。
教学工作、后勤工作、政治工作没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没有一个宣传的阵地怎么行？办大学，宣传的阵地一定要有，把这个工作做好，比空谈口号要好得多。对学校的校刊我一直很关心，我校的校刊办得很有特色，都是实打实的文章，不做广告，办得相当好，寄给多年的老朋友，包括在战争时期就相识的老战友、曾任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李激涛同志，也赞不绝口连称我们学校的校刊办得好，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一）
欣辞新任职，让位给高贤。本愿挥余热，宁甘享逸闲。
（二）
去职时忧国，余心固自丹。闲庭清静处，好写晚晴篇。
（《献丹心》1984年11月）
教学部门进步很大。后勤也一直不错，各方面都保证供应，伙食服务还得到了镇江市有关领导和单位的赞扬。图书馆对于大学很重要。建图书馆时我还在位。我提出要盖一万二千平方米，但有的同志不太同意，认为三千平方米就很好了。我说：”我们办的是大学，三千平米怎么行？少于八千平米我决不同意。”最后盖了八千多平米。到今天藏书量有很大进步。是张爱萍将军为我校图书馆题写的馆名。
校刊是我快离休时办起来的。我认为办好一份校刊对一所大学非常重要。上海理工大学的校报是1955年创办的，也是在我手上创办起来的。当时搞运动，最热闹的时候还分上午版和下午版。有的重要文章，我亲自改，为一个错字还专门跑到印刷厂去改。我们的校刊是在1984年8、9月份创办起来的，由余城德老师牵头，余老师是艺术人才，会写会画，调来负责筹备。另外还请了张其维、谢加云两位已退休的老教师帮忙，在创办初期克勤克俭，深得师生的赞誉。
教学工作、后勤工作、政治工作没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没有一个宣传的阵地怎么行？办大学，宣传的阵地一定要有，把这个工作做好，比空谈口号要好得多。对学校的校刊我一直很关心，我校的校刊办得很有特色，都是实打实的文章，不做广告，办得相当好，寄给多年的老朋友，包括在战争时期就相识的老战友、曾任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李激涛同志，也赞不绝口连称我们学校的校刊办得好，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一）
欣辞新任职，让位给高贤。本愿挥余热，宁甘享逸闲。
（二）
去职时忧国，余心固自丹。闲庭清静处，好写晚晴篇。
（《献丹心》198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