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这里开始
“中国”一词从什么时候才有的?2018年,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展览中一件远道而来的珍宝——“何尊”,解答了这一疑问。
一 何尊现世
何尊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它被发现的过程,很有戏剧性。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一户农家后面的土崖,在一场雨后有所坍塌,其中好像有亮光,被埋藏了三千年的何尊就这样被发现了。
何尊 西周早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判断青铜器的价值,大体方式为:如果是商代的青铜器,个头越大,越珍贵;如果是周代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越多,越珍贵。
何尊的底部,有122字的铭文: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乂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
铭文的大致意思为:
周成王遵照周武王的遗训,营建了洛邑作为周朝的东都,取名为成周,表示周朝的开国大业完成了。在洛邑,周成王在新建成的宫殿里对同宗的贵族“何”进行训告,训告内容是说:“何”的父亲忠诚地追随了周文王,周文王领受了天命统治天下,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大业,并以洛邑作为新都城,在这里进行周朝的统治,让人们都过上安定的生活。训告结束后,周成王赏赐了“何”30串贝币。“何”深感荣耀,铸造了这件青铜尊,记载此事。
在这122字的铭文里,最让后人眼前一亮的是“宅兹中国”四个字。意思是周天子居住在天下的中央。
到目前为止,这是可见的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洛邑一带,即今洛阳一带。
二周人的封建制,是一种武装殖民
周朝和商朝的文化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商人尚巫,周人尚文。
想到商朝,人们往往会想到占卜用的甲骨,或者触目惊心的人祭坑,那是因为在商人的世界里,鬼神与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认为鬼神随时在干预人的生活,因此也就一直用心侍奉着鬼神。因为鬼神崇拜的原因,商朝留给今人的印象仍然是鬼气森森的。
而周朝,最大的特色是文治,和商人不同,周人专注于人间事务,他们建立了一套礼制,通过礼节规范人们的行为,创建了一个“礼仪之邦”,这套礼仪一直影响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中国人都是周人的后代,“中国”的色彩,是在周朝形成的,而非商朝。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是在周代形成的。
当贵族“何”接受周成王训告的时候,“中国”的范围还很小,仅仅指周人营建的新都城。随着一个政治设计的实施,“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个政治设计,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即封土建侯。
人们对“封建”这个概念,往往有两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认为在清帝退位以前,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其实,从秦始皇开始以郡县制治理国家,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除了西汉初年及明代的宗室诸侯王,还有西南边疆一些世袭的土司,他们相当于秦以后的封建残留,前者我们称之为“藩国并行”;后者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也基本消失了。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封建制等同于皇帝赏赐土地和百姓,得到赏赐的人可以轻松地在封地上做王做侯。这些,在真正实施了封建制的周朝,都算不上是“封建”。
公元前1046年,周人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人,这个胜利对于周人来说,来的其实有点太快。毕竟,商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天下共主,也欺压了周人很多年,周人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商人的阴影下,也一直在积蓄力量、联络盟友准备叫板商人,等到终于开始进攻商人的时候,周人也没有想到能够一举灭掉商朝。
所以,在一开始,周人对他们取得的胜利,其实是很惊讶的,冷静下来,周人就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继承商朝的遗产,治理远比一个周部族更多的人口,以及广袤的土地。
思考的结果,就是周公创立封建制。
周公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三年就去世了,临终之前,周武王把年幼的周成王托付了周公,让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辅佐成王,治理国家。为了进行有效地治理,周公决定把宗族子弟和周人的亲密盟友分封到各地,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诸侯国,像太阳系的各个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形成各个诸侯国围绕周天子所在王畿的同心圆格局。
所以,周人的封建制,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
三 周人的政治设计
周人分封,会先举行策命礼,在这个仪式上,周天子把一块土地交给一群领受命令的人,然后这群人开拨,前往封地。说是封地,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那片土地上有原住民,而且这些原住民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
这群人到了封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筑城自卫,再以这个城为基地,逐步控制封地,取代原住民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诸侯国建立之后,他们会去首都去向周天子报告:任务已经正式完成。
至于周人为什么要营建洛邑作为新都城,这是因为,周天子领受了“天命”,治理天下,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洛邑所在地方,位于九州中心,对应着上方的天上之中。
《吕氏春秋》记载: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吕氏春秋》记载,周朝分封了四百多个诸侯国。这些新建立的诸侯国,围绕着周天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这个格局,与之前的商朝不同。在商朝,商王虽然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并没有绝对的中心化特征,因为各地的诸侯都是在本土自然形成的,他们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商王。当商人势力下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承认商王的地位,甚至推翻商王——周人就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后来中国的整体样貌,都被周初的这次政治设计所决定了。
封建制实施两百多年后,虽然周天子的势力随着各地诸侯力量的壮大而削弱了,但是,因为分封制而形成的中心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终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心化格局,那就是秦王嬴政成为了秦始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周秦之变”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因为“周秦之变”其实是从“商周之变”发展而来的一个结果,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对此,历史大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写到: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在此,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周公的这个政治设计,古中国土地上的各个诸侯按照自然轨迹运行,那么,后世的中国,是否就会像欧洲那样,形成许多民族国家呢?显然不会,因为缺乏中心化认同,即便暂时统一,有朝一日定然还会被取代。
四 结语
一般来说,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是从秦朝开始的,其实,这个“大一统”的节点还可以向前推进八百年。同样是在《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指出,“大一统之规模”在周初形成的,而且,这个“大一统”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上的统一,更是文化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的“大一统”,其实是周朝“大一统”的发展。
礼文化随着周人的封建统治在各地建立起来,从而实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周礼这套制度里,从周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士,都依照身份享有特定的礼仪标准。
打个比方,如果说封建制相当于周制的硬件,那么礼治文化就相当于周制的软件,虽然封建制在后来逐步走向了消亡,但礼治文化经过孔子等人的升级改造,获得了跨越朝代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征。“礼仪之邦”,在后世几乎成了“中国”的同义词。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何尊”上的“中国”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春秋时期,礼文化覆盖的地方,都已经被认为是“中国”之地。“中国”,由“天下之中”的概念,慢慢扩展为了后世人们所熟悉的中国概念。
这个从“何尊”而来的“中国”,在概念外延后,既有地理上的含义,也有政治、文化上的含义。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在清末第一次被用作国名出现在了官方正式文件当中。清朝覆亡后,在中国持续两千年的帝制结束了,属于一家一姓的朝代也结束了,自此,“中国”正式成为了国家简称。
何书彬,非机构历史学者,曾任国内首个历史类AI知识图谱“全历史”中国史主编、国内首个面向公众的历史刊物《看历史》核心创始团队成员。

“中国”一词从什么时候才有的?2018年,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展览中一件远道而来的珍宝——“何尊”,解答了这一疑问。
一 何尊现世
何尊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它被发现的过程,很有戏剧性。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一户农家后面的土崖,在一场雨后有所坍塌,其中好像有亮光,被埋藏了三千年的何尊就这样被发现了。
何尊 西周早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判断青铜器的价值,大体方式为:如果是商代的青铜器,个头越大,越珍贵;如果是周代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越多,越珍贵。
何尊的底部,有122字的铭文: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乂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
铭文的大致意思为:
周成王遵照周武王的遗训,营建了洛邑作为周朝的东都,取名为成周,表示周朝的开国大业完成了。在洛邑,周成王在新建成的宫殿里对同宗的贵族“何”进行训告,训告内容是说:“何”的父亲忠诚地追随了周文王,周文王领受了天命统治天下,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大业,并以洛邑作为新都城,在这里进行周朝的统治,让人们都过上安定的生活。训告结束后,周成王赏赐了“何”30串贝币。“何”深感荣耀,铸造了这件青铜尊,记载此事。
在这122字的铭文里,最让后人眼前一亮的是“宅兹中国”四个字。意思是周天子居住在天下的中央。
到目前为止,这是可见的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洛邑一带,即今洛阳一带。
二周人的封建制,是一种武装殖民
周朝和商朝的文化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商人尚巫,周人尚文。
想到商朝,人们往往会想到占卜用的甲骨,或者触目惊心的人祭坑,那是因为在商人的世界里,鬼神与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认为鬼神随时在干预人的生活,因此也就一直用心侍奉着鬼神。因为鬼神崇拜的原因,商朝留给今人的印象仍然是鬼气森森的。
而周朝,最大的特色是文治,和商人不同,周人专注于人间事务,他们建立了一套礼制,通过礼节规范人们的行为,创建了一个“礼仪之邦”,这套礼仪一直影响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中国人都是周人的后代,“中国”的色彩,是在周朝形成的,而非商朝。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是在周代形成的。
当贵族“何”接受周成王训告的时候,“中国”的范围还很小,仅仅指周人营建的新都城。随着一个政治设计的实施,“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个政治设计,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即封土建侯。
人们对“封建”这个概念,往往有两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认为在清帝退位以前,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其实,从秦始皇开始以郡县制治理国家,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除了西汉初年及明代的宗室诸侯王,还有西南边疆一些世袭的土司,他们相当于秦以后的封建残留,前者我们称之为“藩国并行”;后者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也基本消失了。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封建制等同于皇帝赏赐土地和百姓,得到赏赐的人可以轻松地在封地上做王做侯。这些,在真正实施了封建制的周朝,都算不上是“封建”。
公元前1046年,周人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人,这个胜利对于周人来说,来的其实有点太快。毕竟,商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天下共主,也欺压了周人很多年,周人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商人的阴影下,也一直在积蓄力量、联络盟友准备叫板商人,等到终于开始进攻商人的时候,周人也没有想到能够一举灭掉商朝。
所以,在一开始,周人对他们取得的胜利,其实是很惊讶的,冷静下来,周人就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继承商朝的遗产,治理远比一个周部族更多的人口,以及广袤的土地。
思考的结果,就是周公创立封建制。
周公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三年就去世了,临终之前,周武王把年幼的周成王托付了周公,让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辅佐成王,治理国家。为了进行有效地治理,周公决定把宗族子弟和周人的亲密盟友分封到各地,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诸侯国,像太阳系的各个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形成各个诸侯国围绕周天子所在王畿的同心圆格局。
所以,周人的封建制,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
三 周人的政治设计
周人分封,会先举行策命礼,在这个仪式上,周天子把一块土地交给一群领受命令的人,然后这群人开拨,前往封地。说是封地,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那片土地上有原住民,而且这些原住民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
这群人到了封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筑城自卫,再以这个城为基地,逐步控制封地,取代原住民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诸侯国建立之后,他们会去首都去向周天子报告:任务已经正式完成。
至于周人为什么要营建洛邑作为新都城,这是因为,周天子领受了“天命”,治理天下,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洛邑所在地方,位于九州中心,对应着上方的天上之中。
《吕氏春秋》记载: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吕氏春秋》记载,周朝分封了四百多个诸侯国。这些新建立的诸侯国,围绕着周天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这个格局,与之前的商朝不同。在商朝,商王虽然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并没有绝对的中心化特征,因为各地的诸侯都是在本土自然形成的,他们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商王。当商人势力下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承认商王的地位,甚至推翻商王——周人就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后来中国的整体样貌,都被周初的这次政治设计所决定了。
封建制实施两百多年后,虽然周天子的势力随着各地诸侯力量的壮大而削弱了,但是,因为分封制而形成的中心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终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心化格局,那就是秦王嬴政成为了秦始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周秦之变”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因为“周秦之变”其实是从“商周之变”发展而来的一个结果,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对此,历史大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写到: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在此,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周公的这个政治设计,古中国土地上的各个诸侯按照自然轨迹运行,那么,后世的中国,是否就会像欧洲那样,形成许多民族国家呢?显然不会,因为缺乏中心化认同,即便暂时统一,有朝一日定然还会被取代。
四 结语
一般来说,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是从秦朝开始的,其实,这个“大一统”的节点还可以向前推进八百年。同样是在《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指出,“大一统之规模”在周初形成的,而且,这个“大一统”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上的统一,更是文化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的“大一统”,其实是周朝“大一统”的发展。
礼文化随着周人的封建统治在各地建立起来,从而实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周礼这套制度里,从周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士,都依照身份享有特定的礼仪标准。
打个比方,如果说封建制相当于周制的硬件,那么礼治文化就相当于周制的软件,虽然封建制在后来逐步走向了消亡,但礼治文化经过孔子等人的升级改造,获得了跨越朝代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征。“礼仪之邦”,在后世几乎成了“中国”的同义词。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何尊”上的“中国”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春秋时期,礼文化覆盖的地方,都已经被认为是“中国”之地。“中国”,由“天下之中”的概念,慢慢扩展为了后世人们所熟悉的中国概念。
这个从“何尊”而来的“中国”,在概念外延后,既有地理上的含义,也有政治、文化上的含义。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在清末第一次被用作国名出现在了官方正式文件当中。清朝覆亡后,在中国持续两千年的帝制结束了,属于一家一姓的朝代也结束了,自此,“中国”正式成为了国家简称。
何书彬,非机构历史学者,曾任国内首个历史类AI知识图谱“全历史”中国史主编、国内首个面向公众的历史刊物《看历史》核心创始团队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