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早期“两京一都”的格局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正治中心。《公羊传》记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都城是一个国家帝王的居所，也就是国家正治重心的所在。因此，历史上建邦定鼎历来是重要盛事。比如汤始居亳，作《帝诰》；武王克商，因思虑定都而夜不能寐。
有明一代，对于定都何处，也是慎之又慎。建国之前，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多次询问谋臣关于建都的意见。在南下平定远妙山时，谋臣冯国用就曾建议朱元璋先定金陵，他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六朝及明初南京城示意图
海宁人叶兑献书论取天下之大纲言：“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察罕帖木儿），南并张九四（士诚），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城龙盘虎踞，帝王之都，籍其兵力、资材，以攻则克，以守则固。”

元末各地势力范围示意图

后来渡江克太平，朱元璋再次询问谋臣陶安，陶安对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

朱元璋采纳了谋臣们的建议，当时仅有半壁江山。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他夺取集庆（金陵）后，周览城郭，遍阅形胜，见钟阜龙蟠，石城虎踞，对徐达等言：“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进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

《金陵古今图考》中的明朝都城图
然而，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建都金陵，主要是因为金陵虽然地势形胜，但毕竟偏安一隅，无法从整体上统筹全国布局。对想要建立全国统一霸业的朱元璋来说，定都金陵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部署，但就当时全国形势来看，占据金陵这一位置，却有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是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即皇帝位。三月，破汴梁。后朱元璋到汴梁巡视，并部署向大都进军。时北方兵事频繁，为转输军饷，需设置一个军事后方基地，以作策应，于是效仿周、汉两京之制，下诏曰：“朕惟建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为最重。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意。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为北京。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并不满足只建都金陵的国策，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认为“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下令其家乡临濠（即今安徽凤阳）为中都，并着手营建，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

凤阳中都鼓楼
后来刘基以“凤阳虽帝乡，诏建中都，非建都地”上奏，而于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下诏罢建中都。
明初的南、北、中三都，中都既罢，唯余两京。而北京大梁也是“四面受敌之地”，并不适合建都，而且当时在此也并未兴建任何工程。洪武十年（1377年），南京宫殿及太庙等工程全部修建完毕，十一年（1378年）正月，朱元璋决定去掉大梁北京的称号，改南京为京师。至此，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都会才正式确立。
虽然如此，朱元璋自始至终都未放弃对都城问题的考虑，他认为南京虽然偎山环江，但不便控制大漠，反而容易为朔北所制，并已经被六朝、南唐和两宋的历史所证明。朱元璋征于历史鉴戒和北临故元威胁，时常有国都北迁之意，并将考察地点主要定为西安、洛阳、北平。

南京都城地位的正式确立
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疏奏请建都关中。他认为：“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脉，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四地位置示意图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陕西，第二年太子薨，此事作罢。至于建都北平，刘基曾说北平“东连沧海，西接晋冀，前者弥瀦大陆之利，北有重关天险之固”，是极好的建都之处。然而当时修撰鲍频却认为“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还提出“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建都北平之事也就此搁置。此时的朱元璋已到晚年，迁都之事显得力不从心，这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底他在祭光禄寺灶神的祭文中可以看出，祭文说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就此，迁都之事暂告结束。迁都之事的暂停固然与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年老力不从心有很大关系，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洪武后期，虽然南北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南京经济上的优势是任何城市所替代不了的。

明朝南京城示意图
当时，江南地区仅直隶（南京）、浙江、江西三省的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而其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4.2％。相比而言，北方人口密度却低得多，这就必然决定南京在正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各项制度也已趋于稳定，加之亲王守边，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北方边境也得到暂时的稳定。亲王守边与定都南京相结合，使得南北正治相互呼应，有利于巩固南北方政局。

明《上元灯彩图》（局部）中描绘的南京盛景
然而，都城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建文帝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地削藩活动，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藩王反抗朝廷，四年的“靖难之役”由此发生。这场战争以燕王朱棣取得胜利，夺取皇位而结束。随之都城问题再次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重点。

明成祖的英雄之略：迁都北京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应天，夺取皇位后，“思继志之所先，惟都邑之为重”，准备由应天迁都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上疏言到：“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永乐十七年（1419年）扩建北京城
这一提议正中朱棣之意，当即便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十八年（1420年）工程全部竣工，十九年（1421 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正北京为师，不称行在，各衙门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绶监，令预遣人取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别铸印遣人赍给”。至此，北京为都、南京为留都的局面初步确立。

明朝两京示意图

朱棣迁都北京并不完全是为了“继高皇之先志”，而是在运筹地理与历史、军事与民族、正治与社会等诸多因素之后，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一是巩固皇位的必然需要。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建文帝朱允炆，而朱棣则是从侄子建文帝手中以“靖难”之名夺得皇位，这与儒家正统观念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正统观念的驱使下，而北平为燕王“龙兴之地”及其“逆取皇位”，朱棣必然会迁都到自己的兴王之地，以稳固统治。可以说，“靖难之役”直接导致朱棣迁都想法的产生。
二是防御北元的残余势力。明朝初年，北平“三面邻虏”，明朝将主要兵力布置在以北平为中心的长城一线；正治中心在应天（南京），而军事中心实则在北平。洪武年间，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朱棣即位后，大力削藩，原来在洪武年间镇守北方的几个藩王，或南迁以削其军事权力，如谷王、宁王先后徙于长沙、南昌；或削其护卫，废为庶人，如齐王等，在永乐年间都被尽削权力，吴晗先生曾说成祖削藩是“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损之又损，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然而，削藩的同时也使北方边防空虚，而蒙古残余仍虎视眈眈，这种情况下，只有天子镇守边关，正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结合，才能有效遏制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

明朝九边示意图

三是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析津志》载：“自古建邦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明代学者张萱曾说到：“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北平气候温和，位于华北大平原的顶点，地当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和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各条通途的枢纽。并以山海关和居庸关为东西门户，在东起鸭绿，西抵嘉峪关，分设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北控朔漠，抵御蒙古，以固疆困。

北京地理位置示意图
四是“英雄之略”的必然选择。朱棣生于元末明初，大元帝国曾经的盛世必然耳闻熟知，恰巧他的藩邸又是元之大都，忽必烈及其子孙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为此他多次率师出塞，又遣将南征安南，“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迁都正是为了实现朱棣“控四夷以制天下”的“英雄之略”。毛佩琦先生认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继承元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体系，并且此秩序要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共荣的要求。
可见，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出于“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的目的，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所采取的必然选择。
（来自 中国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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