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一部细思极恐的书
历史连连看
02-07
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单单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是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去世的正当年，也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

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清官海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都没有好结果。其原因并不是个人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制度使然。
这本书大火的原因，是摆脱了历史教科书的刻板印象，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揭露了中国人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因为“非黑即白”的极端道德观，又衍生出了一套潜规则，明里一套、背后一套，最后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在万历死后20年，吴三桂带领几十万清军杀入山海关，一路往南，践踏明朝的江山。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绝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享国277年的明朝正式落下帷幕。有人认为崇祯是亡国之君，第一责任自然是他的，但许多人并不是这么认为的，认为万历才是导致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

这就要从明朝的社会结构来分析，明帝国虽然是中央高度集，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圣旨从北京送往云南，需要1-2个月，这就意味着皇帝虽然表明是全国的主宰，但是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半失控的状态，所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毕竟，皇帝没办法拿着鞭子，站在全国几万名的官员身后，监督他们不要贪污，也没法守在全国几十万村口，保证全国农民不造反，这时候靠什么，只能靠抽象的道德、靠忠孝仁义、靠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只要所有人信奉这一套道德准则，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皇帝靠什么把《四书》《五经》这一套道德体系普及给他的子民呢，依靠的就是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依靠科举制度，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背诵理解《四书》《五经》里的道德条文，为的就是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虽然大量的读书人中，只有少数的人能够金榜题名，但其他没有进入朝廷做官的人，也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让全国上下对《四书》《五经》有较高的尊崇，让道德的力量帮助皇帝巩固执政地位。道德力量的确能够净化社会风气，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明朝各级官员，对儒家的道德教条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有很多官员的的确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进入官场、为民伸冤，比如包拯、海瑞等。

在中国古代，因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法律很难实施，所以道德就成为了通行社会的法律，所有的技术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都要翻译成道德问题来解决（白鹿原，白嘉轩作为族长，严格执行的是他姐夫制定的乡约，而不是法律），即便处罚了法律，也要被翻译成道德问题来解决，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社会的运行。问题就出现了，全国几万名文官，不是个个都按照四书五经的条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正人君子。他们寒窗苦读，耗费了几代人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为的就是穿上官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可不是当道德楷模的。所以就出现了两套规则，一套在明，是道德约束的规则，一套在暗，是潜规则。这就是明朝官场的阴和阳。明的就是，表面上一切从道德出发，是清官忠臣，暗地里，拉拢自己的帮派，贪污受贿。皇帝建立文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明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黄仁宇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说明这一看法。
但是道德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是道德太玄妙，没有办法精准测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有多少道德。其次，道德往往是以黑白分明的形式出现的，“善良”和“残忍”“清廉”和“贪污”，往往极端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标准又往往不近人情。

古代的王朝大都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大宋时期更有半本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是你用道德思想去治理天下，天下人又会以道德操守来要求你。尊为天子，每每天降灾难时，帝王首先需要做的时是检查自己是否德行有失，然而大多数时候，这是群臣的要求并非出自帝王的意愿。诸如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理性地想，帝王和臣子做出这种自检德行并祷告上苍的行为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实质用处，多少是有些避实就虚。这种思想治理下的国家，也就相当于默认了以德治代替法治，更多时候便演变成人治，这算得上是为人情社会的形成培养了土壤，也是这个王朝的弊病。
全书虽然以六个人的视角展开，但实际上都是在讲成熟了的文官集团给明帝国所带来的影响，上至天子，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统统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而文官集团本身又是无数矛盾的集合体，而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立国根基，已经无法实现矛盾的调和，即使没有努尔哈赤，明帝国的灭亡也是理所应当的。
历史连连看
02-07
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单单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是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去世的正当年，也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

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清官海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都没有好结果。其原因并不是个人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制度使然。
这本书大火的原因，是摆脱了历史教科书的刻板印象，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揭露了中国人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因为“非黑即白”的极端道德观，又衍生出了一套潜规则，明里一套、背后一套，最后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在万历死后20年，吴三桂带领几十万清军杀入山海关，一路往南，践踏明朝的江山。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绝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享国277年的明朝正式落下帷幕。有人认为崇祯是亡国之君，第一责任自然是他的，但许多人并不是这么认为的，认为万历才是导致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

这就要从明朝的社会结构来分析，明帝国虽然是中央高度集，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圣旨从北京送往云南，需要1-2个月，这就意味着皇帝虽然表明是全国的主宰，但是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半失控的状态，所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毕竟，皇帝没办法拿着鞭子，站在全国几万名的官员身后，监督他们不要贪污，也没法守在全国几十万村口，保证全国农民不造反，这时候靠什么，只能靠抽象的道德、靠忠孝仁义、靠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只要所有人信奉这一套道德准则，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皇帝靠什么把《四书》《五经》这一套道德体系普及给他的子民呢，依靠的就是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依靠科举制度，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背诵理解《四书》《五经》里的道德条文，为的就是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虽然大量的读书人中，只有少数的人能够金榜题名，但其他没有进入朝廷做官的人，也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让全国上下对《四书》《五经》有较高的尊崇，让道德的力量帮助皇帝巩固执政地位。道德力量的确能够净化社会风气，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明朝各级官员，对儒家的道德教条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有很多官员的的确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进入官场、为民伸冤，比如包拯、海瑞等。

在中国古代，因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法律很难实施，所以道德就成为了通行社会的法律，所有的技术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都要翻译成道德问题来解决（白鹿原，白嘉轩作为族长，严格执行的是他姐夫制定的乡约，而不是法律），即便处罚了法律，也要被翻译成道德问题来解决，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社会的运行。问题就出现了，全国几万名文官，不是个个都按照四书五经的条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正人君子。他们寒窗苦读，耗费了几代人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为的就是穿上官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可不是当道德楷模的。所以就出现了两套规则，一套在明，是道德约束的规则，一套在暗，是潜规则。这就是明朝官场的阴和阳。明的就是，表面上一切从道德出发，是清官忠臣，暗地里，拉拢自己的帮派，贪污受贿。皇帝建立文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明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黄仁宇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说明这一看法。
但是道德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是道德太玄妙，没有办法精准测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有多少道德。其次，道德往往是以黑白分明的形式出现的，“善良”和“残忍”“清廉”和“贪污”，往往极端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标准又往往不近人情。

古代的王朝大都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大宋时期更有半本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是你用道德思想去治理天下，天下人又会以道德操守来要求你。尊为天子，每每天降灾难时，帝王首先需要做的时是检查自己是否德行有失，然而大多数时候，这是群臣的要求并非出自帝王的意愿。诸如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理性地想，帝王和臣子做出这种自检德行并祷告上苍的行为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实质用处，多少是有些避实就虚。这种思想治理下的国家，也就相当于默认了以德治代替法治，更多时候便演变成人治，这算得上是为人情社会的形成培养了土壤，也是这个王朝的弊病。
全书虽然以六个人的视角展开，但实际上都是在讲成熟了的文官集团给明帝国所带来的影响，上至天子，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统统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而文官集团本身又是无数矛盾的集合体，而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立国根基，已经无法实现矛盾的调和，即使没有努尔哈赤，明帝国的灭亡也是理所应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