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 ；(1) 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如以不唐病宋，文学创作必以前代为准，那么就会推衍到以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的荒谬地步，那么岂不是“诗灯一派，扫土而尽”？二百多年来呼唤宋诗的潜流，蓄势至此，正期待着一种内旋与外驱力量助其奔突。





 钱谦益早年曾汩没于俗学，“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答山阴徐伯调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应会试寓居极乐寺时，与袁小修相识，得以闻知公安派的理论，又从嘉定林下诸君子处得知归有光之“绪言”。如果说他的文学观的整体性改弦易辙是转益多师，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结果的话，就诗学观来说，则显然受袁宏道理论阐发的影响极大。二百多年被奉为圭臬的唐诗，至晚明师范的窠臼已过于深重，诗界“厌而学宋”之气已经萌动，风会递嬗实属必然。但是公安袁氏虽可谓具有知性精神的觉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纠偏，创作亦不无弊端，竟陵起而反拨，以深峭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显然，要改变明代诗坛积弊，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和选择，而且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真正打通，取得实绩。钱谦益能够卷动潜流细浪为耸峰飞瀑，绍承前哲之绪而大开风气，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谦益开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才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趋势。

 其实，在元明两代，唐诗的身价一直很高，与宋诗几乎落得覆瓿的命运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文学史阶段，要将唐宋诗相提并论，文学史家所要做的是改变“宋无诗”的一偏之见，使宋诗还原回复到诗歌史应有的地位上，与唐诗真正对等地衔接起来。对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着品评诗文“权柄”的牧斋来说，为此最能产生影响的努力是既扬搉宗尚唐诗者，，同时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诗堂奥的诗人。如《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评李东阳云：“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诗钞序》评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列朝诗集·丁集》评汤显祖云：“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序其诗三变而力穷。”又评归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评程孟阳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昭见古人心髓。”





 牧斋称美的以上五位诗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唐诗根柢，但又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互唐宋，甚至综贯宋元，具有比较开阔的诗学视野与识见，而这种视野与识见正与他甚为服膺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扬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东阳和程孟阳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时代人和后人往往以为过于溢美，不无微词。诚然这种溢美中确有某种“党同”而且自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伐异”，笔下有明确的比较、诋讠其 的对象，是一种有背景的溢美。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牧斋有一段揭示孟阳何以扬搉东阳的话颇可注意：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阳于恶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疗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过一层便可以看出，牧斋拱手尊奉二阳老，同样具有引用典型，针砭时弊，扬弃俗学以昌隆诗道的动机。在明末清初这诗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带着某种自爱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扬不废宋诗者，实在无法改变宋诗被唾弃不顾，粪土不堪的命运，也难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诗学选择引起注意和呼应。因此，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无须苛责。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
 谦益的诗学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祖宋”是说牧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剑南而连接成的一片“诗学腹地”；“祧唐”则意味着牧斋对唐代诗人有所继承。在唐代诗人中，牧斋对杜甫始终心仪而师范，他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杜诗笺注》汇聚了他长期研治杜诗的成果。这是对杜诗文本的研究，对杜诗学术史的研究则见之于《初学集》卷一百十《注杜诗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和《牧斋外集》卷五《薛行屋诗序》等。其序曾房仲诗集指出：“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对中晚唐诗家的影响，在薛桴庵（行屋）诗集序中，牧斋将宋人学杜家数一一点来，如玩家珍，足见其对杜诗及宋代诗人探究之功力。我们知道宋诗的特质于唐代诗人中特别近杜，“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钱谦益《薛行屋诗序》），宋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杜诗的影响史，因此后篇序文尤当重视。以其为津梁，我们更能理解牧斋推崇杜诗与提倡宋诗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点。





 尊杜何以成为牧斋深刻的诗学祈尚，并确定其走向宋诗的途辙？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引证他对以学杜而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周亮工的评论。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论诗肤七子而戋竟陵，曾痛感诗道榛芜，刻严羽《沧浪诗话》行于海内，以示其谬，深契牧斋之心，故推奖有加。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评元亮也，其旨要可得闻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及的昌黎以下数人，正与《曾房仲诗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斋所谓“有本”正是自《诗经》以来至杜诗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现实感怀。它迥异于沧浪的所谓“妙悟”，不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会神韵，而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融铸，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检视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当世的七子派虽然以盛唐为圭臬，但“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11) 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纠公安俚俗轻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则从眉山起手”，“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故能凌躐千古”，(12) 而钟谭一味抽绎幽情单绪来造境，视界终小，意蕴也浅，其结果反而成为七子一类“枵然无所有”者。(13) 牧斋反复强调衡评诗作的标准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诗无诗”，“有本”则谓之“有诗”，否则即为赝品，“终谓之无诗而已矣”。(14) 可见牧斋之“尊杜”正是对“有本”这一诗歌创作最根本原则的确认与提倡，力求以此一变浮伪并作的诗风。


 与以上的两方面相比，牧斋与浙派人物所建立的诗学联系在扩大宋诗在清初的影响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浙派中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可谓清初宋诗派之三鼎足，而谦益与之俱有深刻的联系。谦益与宗羲之父尊素同为东林党中坚，因为这层关系，宗羲得以在十五岁时即认识钱氏，并从其议论时事中“尽知朝中清浊之分”。入清后宗羲曾数至虞山，在策划东南抗清之余亦商榷文史。在清初宗羲为打破唐宋畛域贡献颇著。如果说谦益主要是在驳诘质疑中隐立宋诗大旗，以破为主，宗羲则是在辨体解惑中揭橥宗旨，以立为主，是最能承袭谦益唐宋并重的诗学构想而扬波为涛者。吕留良与黄氏同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学者和文学家，是钱谦益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后辈同道。据《有学集》卷二十《吕季臣诗序》，留良三兄愿良（季臣）父子皆为钱氏门人。愿良是著名的抗清志士，顺治四年被捕以“号众为叛”处死。临刑，吕留良冒死相送，嗣后刻季臣遗诗并请序于谦益，这“执简渍纸”之文足见钱、吕契谊之情感基础。吴孟举是清初宋诗派阵营中的骁将，少与吕留良定交，黄宗羲与之亦师亦友。三人俱交于牧斋，“宋诗”即为纽带之一。据钱、黄年谱，康熙三年（1664）宗羲曾偕吕留良、吴孟举、高旦中等至虞山拜访钱谦益。此前一年梨州设馆于吕氏梅花阁，旋迁吴氏水生草堂，与吴孟举、吕留良、吴自牧联床分檠，搜讨勘订《宋诗钞》。孟举《宋诗钞序》云：嘉隆以还，宋诗“覆瓶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从康熙三年出访虞山的人员看，正是水生草堂选辑《宋诗钞》的全套班子，因此可知此行会晤目的不仅是探访病剧中的牧斋，而且与为编辑《宋诗钞》确定大旨和搜求版本有关。(18)





 《宋诗钞》编辑的过程是宋诗热不断蕴酿的过程，也是牧斋诗学逐渐扩大影响的过程。在诗学的天平上，宋诗的法码正日益显出重量，趋于与唐诗的平衡，而当康熙十年（1671）吴孟举带着编峻的《宋诗钞》到京师广为赠送，刻意宣传时，一般巨大的宋诗冲击波形成了。王崇简《吴孟举以所辑宋诗相贻赋赠》所云颇能显示出这种冲击的效果：“卓识开千古，从今宋有诗。汉唐堪并驾，鲍谢不专奇。”从七子派言“宋无诗”，到“从今宋有诗”，意味着全盘否定宋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不久“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宋荦《漫堂说诗》）大约到康熙十八年，宋诗热已在全国兴起，真是“时局大变，阴袭虞山之旨，反唐为宋”（毛奇龄《沈方舟诗序》）了。
 
 反唐为宋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独尊”性的价值体系，其实并非牧斋的诗学理想，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云“长沙（李东阳）诗格在唐宋间，虞山则全体皆宋矣”，也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牧斋诗，因而稍后的“宋诗热”的降温和唐诗的复归是必然的。但清初人评论的立足点正在于充分肯定牧斋在明清转关之际一洗近代窠臼，在诗坛导入宋诗风，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的卓越功绩。客观而言，清代近三百年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明代，直摩唐宋，究其根本正在于改变了昔日“诗必盛唐”的强势理念，不守一隅，组唐纬宋，在此基础上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从而具有了宏衍阔大的气局，多元组合的诗学美质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清诗的浩荡长川之下溯洄望之，对钱谦益开启一代诗风之功尤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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