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张溥
     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里，吴少年时代以前的生活仅只寥寥几笔，同时该书引用资料上的谨慎与吝啬也让人时有遗珠之憾。他似乎太注重所谓学者姿态和史家笔乘了，除告诉我们吴家原籍昆山，其父吴禹玉为当地乡绅兼知名塾师，及十二岁在同学穆苑先、吴志衍家先后借寓读书外，其它什么也不交代。倒是从同时代人所撰的传记里多少还可了解到“母朱太夫人妊先生时，梦朱衣人送邓以赞会元坊至”“幼有异禀，笃好史汉”等轶事传闻。在这种背景下，一六二二年吴十四岁时，吴中大儒张西铭的突然出现向我们传递出吴颇为诡谲的一生中第一个重要信息。明室末年，张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创始人兼首任党主席，其身份地位一如现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在野党领袖。有关两人的结识交往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描述的那个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当时张在古镇同里设帐授经，“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者，必纳文为赘，不当意即谢弗内。”有个被拒之门外的嘉定富家子气不过，“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二是程穆衡《娄东耆旧传》所说的此事与一个叫李太虚的学者有关，天启初年李落魄在太仓知州府中任教，平时与吴家也略有往来。一日主人设宴，李席间不小心打碎一个玉杯，被东家说了几句后负气而出，吴父不但将其追回且暗中代偿所值。显然出于某种感德之情，李极力说服好友张溥将吴收入门下。两年后复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由于与张特殊的私人关系，十六岁的吴于是也就成为该社中最年轻的党员，并以其优秀的学问人品被党内同人目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政坛新星。但在吴洋洋四十八卷的《梅村全集》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他老师的只言片语，这确实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使假设后来他们因政治歧见与人生取向分道扬镳，在早年的诗文中也应留下难以割舍的记录。那么，这里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由于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以问之，揭开这一秘密的任何努力看来都只好暂且罢手。

暧昧的自杀者
     当北京城里彷徨无计的崇祯由一个小太监带路于夜深时分潜出宫外，吊死在现在景山公园东北角的一棵古槐上面，这个戏剧性的动作宣告了统治国家达两百七十年之久的明王朝的终结。消息传到太仓，刚买下贲园大兴土木，打算以独善其身的姿态伺机兼济天下的吴梅村闻报后嚎啕大哭，如丧考妣。他奔涌的泪水在当时至少包含着两层以上的意思。说起来，这位刚腹自用的苦命皇帝生前虽始终未能重用自己，毕竟还有着知遇之恩。而这些年苦心经营的政治基础现在突然毁于一旦，今后若想东山再起又谈何容易。尤其让人感到麻烦和棘手的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臣子想要证明自己的忠心与贞节，唯一能提供给他的选择就是立刻自尽，追随帝魄于九泉之下。尤其是政界文坛的那些知名人物，更成为当时朝野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在这样尴尬的事态面前，为自己的苟且偷生寻找一个至少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哪怕破绽百出——于是成了这些平日里满口忠孝节义的前朝遗臣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说来也真让人同情，以钱谦益东南诗坛盟主的重名，当红粉知已柳如是在莫愁湖上劝他尽忠，钱的托辞竟然只是湖水太冷，说什么也不肯下去。才华横溢的龚芝麓的借口也好不到哪里去，《冷庐杂识》引冯见龙《绅志略》谓：“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顾媚也。”相比前面二位深湛的脸皮功夫，吴将责任推给家庭的做法同样也并不见得高明。《梅村先生年谱》甲申条下称：“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止’”。也许，与精神层面上的所谓民族大义与个人气节相比，现实的美好的生命毕竟是更值得珍爱的东西。这些以文天祥异代弟子自许的家伙此前也许并不这么看，但现在争先恐后改投到赵孟頫的门下，并在那里找到新的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念后，好象已经开始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遗民生涯（1645—1653）
     从几年前狂热的政治激进分子到现在不食周粟式的前朝遗老，这是吴一生现实形象上迈出的最大一步。梅村月下的疏影暗香与帝阙的玉树琼花固然风味各擅，但对一个壮心未死，同时又必须不假辞色，以勘破红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多年他的思想从表面看似乎一直徘徊在成仁就义与贪生怕死，风流放诞与道貌岸然，青鞋白袷与紫蟒金袍，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惴惴莫保”，“尺寸不敢有所逾越”，也即进入了被我戏称为股票箱体运行的那个微妙的阶段。但如果谁据此不加详察，认为他真的打算终老林下，那肯定将被证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象真正的牛股在放量拉升以前总是要经过漫长的、反复而耐心的筑底，吴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当然也只是为了积蓄能量，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对风月与伎乐的兴趣也开始成为生活的重心——以一种抓紧时间补课的自觉行为和积极态度。还是在年轻时代初到南京任职时，他就和一批此道高手如尤悔庵、候方域、龚芝麓，还有稍后的余怀、吴绮等惺惺相惜，并在秦淮的洞房湘帘绣幕间牛刀小试。隐居后的近十年中，在山水林石与声色犬马之间，他的兴趣更是明显倾向于后者，以至很多认识他的人为他们昔日的道德楷模转瞬沦为风流班首这一点感到很难理解。仅以顺治七年庚寅为例，这一年中他既和一个松江艺妓楚云打得火热，又将苏州的著名女演员冯静容蓄于内庭，同时还试图与昔日情人卞玉京重续旧欢。当然，对自己这种不拘形骸的风流放诞，体面、合理的借口也许并不缺乏。一个仕途失意者似乎就有资格借醇酒美人消愁解闷，说起来这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和惯用套路。而作为他们中间杰出代表如吴梅村先生者，又怎么可能是个例外？
     但是，在山野草民或落魄浪子的面具后面，通往京师的政治捷径依然在加紧构筑之中。一方面是大量才情出众的咏史诗与隐逸形象建立的舆情基础，一方面有旧友兼新朝权臣的钱谦益、龚鼎孳等的举荐吹嘘。其中与当朝大学士陈之遴结成儿女亲家一事，更是作为一着举重若轻的妙棋令吴苦苦支撑的中年残局全盘皆活。当然，在著书立学、征色听歌之余，一些看来真正与隐士生活有关的情节偶尔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比如林间散步，松下听泉，与邻居兼好友王周臣赏菊踏月，或者约同朋好数辈听柳麻子话前朝旧事，看张南垣叠山水景观什么的。就像他崇祯九年突然重拳出击前那段隐于婚姻的暧昧生活一样，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朝政与时局应该仍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南垣传》里的“余曰：柳宗元为《梓人传》，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偶成十二首》中“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画虎雕龙染翰，高山流水弹琴”的自矜，以及《戏咏不倒翁》中间两联“何妨失足贪游戏，不耐安眠欠老成。尽受推排偏倔强，敢烦扶策自支撑”的借题发挥，这些作品中的牢骚与自重身份应该不难看出，而写作它们的人却自称是一位“绝意仕进”“藏名变迹”的高士，这一点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天下大苦人
     时间流逝的速度令人惊叹，并且总是以对精神的摧残先于肉体的固有方式进行。还是明室覆亡当年买园示隐时于乐志堂前手植的那片冬青，现在它们的一带浓绿已经高过了饰有潜龙图案的宅墙。而少年时代经国济世的才志在经受现实的多次重创后，所仅有的一点雄心，看来也早已在“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这样的消极生活状态中消磨殆尽。由于爱女忽逝和晚期肺结核的双重打击，一天早上当吴从贲园初冬的微寒中醒来，终于黯然察觉生命所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不多——甚至仅只够他用来写作一份遗嘱与几首短诗。于是，以最后的力量握笔疾书，陈述自己生平所蒙受的巨大冤屈与不幸，显然已成为弥留之际的吴当时最想完成的事情。
     《与子颢书》叙述的是有关一个天才文人一生危难遭逢的故事，行文悲怆，怨愤满纸，风格上有点象是弃妇的怨词，又类似被告律师在法庭上自以为是的力辨与强词夺理。其中标榜自己为“天下大苦人”一段情辞凄切，语意沉痛，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周黎庵先生当年也许正是基于对这种带有一定蒙蔽性的文学效果的担忧，所以才在《白发祭酒吴梅村》一文内向史界与读者有“吴伟业以诗文来掩饰其出仕清朝，三百年来不知瞒过了多少读过他作品的人”这样的善意提醒。为黄裳先生推许的王曾祥《书梅村集后》中也持大致相同论点：“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吴谀亲家陈之遴语），梅村且有以自负矣”。至于临终词四章以一种自我丑化的极端方式形容自己从前政治上的失足——准确点的说法应该是投机——由于言辞过于夸张和富有戏剧性，同样也不免给人留下一种不尽不实的印象。

僧衣入敛
     程穆衡回忆吴二十多岁任湖广学试时在长江边的一个生活片断是“酹酒江楼，谈天下事，江风吹雨，流涕纵横，公慨然有当世意”。假设这个豪迈英武的镜头出现在开元天宝或更早的汉武帝时代，也许中学历史课本的古代部份很有可能就会增添一位李陵、郭子仪那样的英雄，或者是周瑜、谢安式羽扇纶巾、指挥如意的清癯人物。但不幸生于国事蜩螗、党争纷起的明末显然是吴个人命运的某种错位或历史性误会。至少他的一生遭际现在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前朝”“新政”犹如交叉的历史激流反复冲刷着他的精神人格，而隐居与致仕又试图同时将他的躯体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四十年后，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静静躺在生前自己选定的墓地。临终前他突然非常奇怪地切嘱家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尽管这样的交代曾让作为遗嘱执行人的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吃惊，但假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替他好好想一想，就会承认无论从政治或身后功过评介的角度来看，这在当时都完全称得上是个相当了不起的精彩创意。那些完好收藏在箱笼里的冠冕顶戴，绣有紫蟒雪雁图案的镶蓝官服，那些玉带朝靴，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穿戴它们并非因为唾弃或大彻大悟，而是它们的样式与品级与他个人历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有关。同时深深打在上面的来自两个朝代的政治烙印想必也一定令他左右为难。因此，以一种令人嘱目的方式——类似佛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超脱——处置自己的后事，加上《梅村集》里那些充筐盈箧的自悔作品，可以看出，吴确实打算为洗去自己的生前耻辱作最后一拼了。
     但居住在上海的当代学者黄裳丝毫不为所动，他在《陈圆圆》一文中是这样破解犹如光环罩在吴遗体上的这个宗教印记的：“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上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表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此前一位清代诗人洪亮吉也坚持认为：吴的临终表演与陆游死前赋诗情景形式相同，但境界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陆“人悲之，人惜之”，吴则“人悲之，人不惜之”。（洪稚存《北江诗话》卷三）这些警策之论如果让现今静静安眠于“苏州郡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的吴梅村本人听到，想必滋味一定不大好受。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这位政治上的投机者在文学上依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更何况迄今为止我们打算在这里加以详尽剖析的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俱来一直潜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与生命内部的那个人——虚荣、矫情、自命不凡、老谋深算——这一切固然为一件当时的僧衣官袍所难以覆盖，但在好不容易改换成现在的西服和休闲装以后，遗憾的是其效果只怕也同样如此。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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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谢谢楼主

重新看一遍，佩服作者的文字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