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