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这个贴是一次尝试，或者说一次“复古”。在贴吧里记录自己的读书笔记这种事我在2020年干过，不过没坚持多久，看看这次怎么样，能不能常规化吧。这几天我试着手写，但效率偏低，有时已经有了很连贯的思路，但受限于写下来花费时间不少，搞得零零碎碎的，很不爽。这回借助电脑看看效果如何。
阎步克先生是已故的田余庆先生的弟子，一位很严谨、纯粹的学者，这本《波波》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爱好者中可谓如雷贯耳，与我而言，将作者半生心血得到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就一本高质量的科普向历史作品，非大师不能为之，《波波》完全能称得上优秀的历史作品。
此次阅读是二刷，我早在2020月那个疫情肆虐的春天里就读过这本书了，两年后再读收获的乐趣居然更甚于第一次，着实让我欣喜。
那就开始这次尝试吧。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读书笔记
第二版前言
阎氏于2017年再版时写的一些话，主要是对本文思路重新打磨一遍，并介绍本文所用的方法论，读后能对此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致认知。
写作对象：围绕政治制度、政治势力、政治文化，尤以前两者为重。政治制度理解为“制”，政治势力理解为“人”，二者相结合来观察、研究，从政治势力的变化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演进等等就是用此法。这就是本书的方法论和行文最大特点：制人结合，从二者关系中，理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政治文化也是叙述重点，主要突出文化传统、惯性、观念对政治的影响。
最后，阎氏运用其提出的“制度史观”，对“唐宋变革论”进行了驳斥。这种观点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社会上的大变革，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近代化”。但在制度史观下看，唐宋之间的政治制度并未有什么大变动，这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被提及，钱氏将唐宋的社会面貌大加区分（所谓“门第社会”与“平民社会”），但也承认唐宋之间的政治制度“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对于这种情况，阎氏以波的叠加为喻（切合书名），将这一时期不同元素的线索分离开，会发现这些波型不一定一致，唐宋就是一个例子。阎氏在文末也说明了反对唐宋变革论的一个原因：“把唐宋两朝视为一个阶段，那么隋与唐初制度成就的划阶段意义，就更为凸显了。”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秦汉是一大变动，隋唐是又一大变动，唐宋则算不上。

序言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开篇明义：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
“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阎氏认为，只有官僚组织的存在，一个政权才有可能被称为专制政权，那些严酷暴烈的游牧族首领则不算专制。官僚伴随着帝制、中央集权诞生，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帝制倒了，但官僚组织和中央集权仍是当代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阎氏从三个视角观察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
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制度、规则，偏“制”；
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涉及到不同的势力、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偏“人”；
三，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强调士人的行为模式、文化观念对制度的影响，偏“文化”。士大夫政治本来就是传统中国最富特性的一个现象。

二 波峰与波谷
如题目所言，在官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波峰是秦汉，波谷是魏晋南北朝，如此构成一个起伏的历史轨迹。具体而言，夏商周初现端倪的一些因素，发展到秦汉间掀起第一个洪峰，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士大夫政治在这一时期形成，传统中国的“常态”就此奠定。而魏晋南北朝以一种处处不一样的姿态出现，显露出了中国历史的另外一些可能性，政治制度发生了不少扭曲、变态，但最终历史还是向着秦汉所代表的方向走去，回归秦汉奠定的“常态”这一中轴线。究其原因，阎氏认为是秦汉留下来的遗产和常态对文化传统、理念影响所获得的惯性使得魏晋南北朝没有将中国扭向另一条道路上。可用其与罗马作对比，蛮族摧毁了古罗马，但并没有继承其官僚政治制度和专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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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常态、变态与回归
“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宫崎市定
变态、回归这个概念，阎氏之师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已经提出。阎氏补充，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这在18世纪欧洲人看来是略带贬义的“停滞”，即当时流行的中国停滞论，欧人看到中华帝国超乎寻常的稳定性，遂有此论（今人换为“连续”一词，不带贬义的同时还精准道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可谓妙极）。不能说中国政治在这两千年中就没有进化演变，但确乎稳定至极，使得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其实不多，最够分量的也就秦汉与近代。
阎氏认为，导致中国历史呈现出连续性的主体是政治制度。政治在传统中国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经济方面的变迁对社会面貌的改变程度是比较小的。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开上帝视角看来，科学技术、经济关系的进步深刻改变了社会面貌，但在那时候的人们看来这些东西远没有重要到这个地步，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重大的“变革”，他们更多的是觉得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皇帝、官员、编户齐民从古至今都不会变。这就是帝制时代政治文明所带来的“常态”。以上论述也是阎氏提出制度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连续性中也会出现分歧、曲折，但最终历史轨迹会回到常态之下，即秦汉奠定的“历史的中轴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所发生的。此时用变态-回归尺度去探索，无疑是合适的。

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一 从王国到帝国
本节简述秦汉以前官僚制度的涓涓细流。最古老的官制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的“族官制”，特点是部族因素与官职结构浑融不分，这种原始的官制到周代仍有遗留。周代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官员体制，出现了官僚机构的雏形。此时宗法制极为完备、盛行，对周代官制乃至秦汉产生了深刻影响。阎氏言，“从现代的角度看，政府组织与亲缘团体是性质迥异的，然而官员体制和宗法关系的同时发达，却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突出特点，这是个让人惊异的事情。”
在国家的早期，集权倾向已经显现：古文字的“王”字为斧形，暗示了王权的军事来源。
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出现。此制最早应用于边地，类似军区的地方。这些地方因为地处前线，一般不会分封给贵族，而是由国君直辖，这就显示出了郡县制天生就带有中央集权的色彩。此外，当时的编制中，州闾编制和军队编制是一一对应的，可推出军事编制后面会推广应用于行政编制中。无论是郡县制还是编户齐民，其母胎都是军队，再结合军队的种种特质，中央集权就在此蓬勃发展。
最后一点是战国时期的“法治”，以法治民，以秦国做的最彻底。其与周代宗法贵族“礼治”截然不同，后者偏“习俗”，特点是缺乏分化，将各种各样的规则融为一体，模糊不分。条理清楚、说一不二的法治则适应了政治领域进步带来的巨大分化，这有力推动了官僚群体的诞生，因为法治的推行是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吏员。
法治建设、中央集权和对旧时代遗毒的肃清，秦都是做得最坚决的，所以最后也是秦开启了帝国的时代。

二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项羽分封在制度上的意义：确实是旧制度的一种反扑，但其间也在进化着：项羽的分封标准是起义将领的战功，已经没有旧贵族的空间了，西周时代的分封到底是回不去了。相比之下，刘邦的汉初分封还更像一些，但中央集权的倾向确已十分清晰，直到武帝时代终于集大成，列国时代彻底谢幕。
汉代的地方行政：极简单，被后世称为典范。地方只有郡县两级，当时还没有后世精心设计的分权制度，郡守集军民财大权于一身，是一郡之主（无怪汉人经常把郡守比作诸侯）。帝国官员编制只到县一级，但县长官可以自行招聘大量编制外人员（刘邦的“亭长”就是其中一种），他们构成了帝国行政的基石。因此，所谓“皇权不下县”恐怕只是单看编制的表象。
郡县二级制度的变化要到东汉后期以后，变为州郡县三级。过程为刺史职权的扩大：东汉中期后战事不断，可能几个郡同时爆发战乱，此时就需要一名要员统筹好几个郡的军政，而原先是中央派下来督查的刺史就成为了人选，刺史逐步成为实际上的郡上一级长官。汉灵帝正式将一批要州地区的刺史设为州牧，三级体制开始形成。

三 皇帝—官僚统治阶级
摘抄：“...当然也可以认为，人民是以赋役的代价来换取朝廷的公共管理产品的；可其间并不是平等交易，皇帝和官府是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强买强卖的，而且其所提供的经常的劣质品。”
在官僚体制的帝国中，官僚组织和皇帝都是统治阶级，其所享有的权益是很大的。通过权势来占有财富，即“升官发财”的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这是官僚帝国最突出的现象，并且遗留至今。到西汉末期，长久的和平，社会上的贵族、官僚团体已经膨胀为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这是一个“政治优先”“官本位”的社会，也是官僚帝国最大的特点。

第二章 官僚行政体制的完善
秦汉体制演变过程：商鞅变法为起点，秦始皇掀起第一个创制高峰，汉武帝掀起第二个创制高峰；王莽改制非这一体制的自然演变；东汉制度大体平稳，到汉末陡然加快。
一 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在汉代“朝议”中，除丞相、诸卿、将军、列侯外，还专门给儒生留有议政资格，这是特别留有的，反映出当时还把儒生、士人当成一种与官吏不同的群体来看待。
宰相制度（“宰相”大多数时候并非官名，而是对政府执政首脑的尊称，他另有自己的正式官职）：汉初丞相权力极大，汉武帝大力压制后初步纳入“正轨”。在各方政治势力影响下，中枢体制开始发生变化：与相权被削弱同步的，是这一体制的复杂化，最重要的是尚书机构的兴起。尚书本是负责文书收发的小吏，武帝给了他们协助处理奏章的权力，使得尚书急剧崛起，显示出“宫省近臣，有很大的膨胀为中枢机要机构的潜力。”到昭帝时代，权臣霍光领尚书事，并开启了将军参政的风潮，军人职权之大，表面历史早期的文官政治还不发达。这一体制在东汉时大为发展，并与外戚参政结合起来。年轻的皇帝为了对抗外戚又引入了宦官参政，最终导致东汉后期的宦乱。东汉中期以后基本都是外戚、宦官当政，皇权旁落，但二者毕竟是依附与皇权的，并不能说皇权就此衰弱下去了。此外，外戚干政还带着古老的“家天下”即宗法制度的影子，因此越发展到后面，外戚干政的例子就越少。宦官没有这一因素，所以宦官干政在后世可以愈演愈烈（唐、明）此外，中枢体制的变化还有西汉后期丞相制逐步变为三公制，显现出相全的进一步削弱。

二 行政组织的进化
简言之，进化脉络为列卿—公府诸曹—尚书诸曹，趋势为职权越发明确清晰，早期官职那种皇室家务官与政府政务官不分的情况逐渐减弱（比如列卿体制中许多官职就未摆脱皇室家臣的残留色彩，哪怕他们都是政府中九卿的一员）。朝廷中办公的吏员叫“曹”，对诸曹职权的分配也越发合理。历史的趋势在尚书诸曹身上而非公府诸曹，这和尚书日益兴隆、代表相权的丞相府—三公府逐步被削弱的背景有关，因此尚书的制度演变动力更足，速度更快，自然更具发展潜力。
三 军政与边防
秦汉兵制特点：常备军不多，“全民皆兵”都要服兵役。汉代内郡男子满23岁就要服役两年，一年在家乡当兵，一年去京师当卫士：若是保卫宫城，归卫尉管；若是保卫京城，归中尉（执金吾）管；也可能不去京师，而是去边郡戍守一年。若是边郡男子，则一直要承担边郡的边防、屯垦任务，比内地重得多。
帝国常备军在京师，数万人左右，多来自关西六郡。这一人数不多，可见当时的军事征发体制是相当优秀的。
对归附的势力：设“属国”（与郡平级）和“道”（与县平级）；对叛服无常的势力：设都护、骑都尉、校尉等官统治。
军队在中央的最高长官原来是太尉，后来逐渐转为三公之一，最高军职就变为大将军，权力很大，军官政治地位很高。

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官僚制基本特点：分科分层，法规文档，选贤任能。本章讲法规文档。秦、汉初政治是“文吏政治”，这点在武帝独尊儒术后才开始改变。彼时儒家还没取得统治性地位，政权是依靠刀笔吏来维护的。
一 刀笔吏治天下
史官：“史”本是运用文书的官员特称，史官的权责也很广泛，记录历史只是其中一种，早期的史官发展到战国秦汉，演变为文法吏。战国时期称“史”的官名陡然增加就反映了这一点。
刀笔吏的特点是专业性极强，且更符合现代文官的规范：对上级命令的无条件服从，而非后世儒家那般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和理想。从这个角度，刀笔吏无疑是更受统治者青睐的。战国时士人阶层兴起，在历史舞台上光彩夺目，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默默无闻的刀笔吏群体，而后者才是真正承担了新型的官僚制度，士人们则更应归为旧贵族在新时代的适应者。尽管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都开始努力入儒，但文法吏的时代远未落幕，直到东汉初年文法吏群体还活跃在政权中。此时还没有后世的流品概念，官、吏不分，吏在这时还不是不入流的卑微小官。
阎氏：“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的行政应是专家政治，而秦汉政治就具有这种特点，这和以儒术文辞取人，以儒生文人居官的“礼治”政治，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二 律令秩序
秦律的基本精神：事无巨细，将各个细节都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不让任何有危害的行为逃脱制裁。汉律基本继承，并且向着不断变繁琐的方向前进。
此时的律令特点：
无数罪并刑的说法，若一个人犯下数罪，只按最重的罪进行刑罚；
司法层次：县—郡—中央廷尉寺。御史台类似检察院，督查官员；
民刑不分，公私不分，对民事诉讼也经常采用刑罚；
律令趋繁，到西汉中期，法律条文已经多得让专业官员都根本不可能全部了解。统治阶级也数次删减条令，但作用不大。因此，自中国古代起，就没有严格依法治国过。法律被精心设计，但它们又没办法一一落实兑现，造成一种心理：法律确乎是有的，但也就那么回事，别太当真。这种思想流传至今。
律令不分。魏晋以后，律集中于刑律，令集中于行政法令，是一大进步。
三 “以文书御天下”
刘邦入关中灭秦，萧何保存下的秦朝文书档案，象征着汉正式接过了秦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即“汉承秦制”的一部分。
秦汉对文书档案的运用之科学精密，值得称道，反映出汉代行政管理水平之高，且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合理的制度（比如尚书拟诏——皇帝批准——丞相再审的制度），保证行政效率的同时有效减少了错漏的可能。
另一个特点是重故事，不仅在法律判决中经常援引故事，君臣议政也经常引证故事，大量援引故事自然需要对档案的完善管理，这使得政治经验、行政规则得以代代流传。
公文书的运行也能够改变政治制度，最典型的自然是处理文书的小吏，尚书的崛起，因为他们在公文书运行环节中占据了节点的重要位置。反过来，政治的变动也会影响公文书的运行方式，二者是相互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