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推理演绎、远离逻辑论证。正教学说向来对经院繁琐理论没有好感，它认为不需要制定形式、不需要思辨理性，只需要深思默想内在的信念和灵魂的感悟。他们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东正教哲学的着魔般的“感悟”思维方式推导出来的。在古俄语中“苦难的人”和“罪人”是同义词，“罪”和“罪行”是同义词，对“犯罪”简称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罪人”也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就是“苦难的人”，这一连串链接是俄国人特有的条段和逻辑转换。东正教教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必要用虚伪的自尊来掩盖自身的污点，只有挖掘出“藏在记忆深处”、“心灵地下室”的丑恶的一面，才能净化灵魂、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essay/20060130/20152313038.shtml

坚定有余宽容不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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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30日 20:15 经济观察报 
 
　　俄国的历史是不断扩张与移民的历史，开拓疆域的亢奋与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崇尚“边缘化”有一定的联系，首都不在中心而在边界，与文学创作中的“力求极端”有相同内在冲动。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的最好的催化剂。因而俄罗斯人性格外向，浪漫精神有余，理性精神不足，导致文学史上群星灿烂，享誉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俄国人一直认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活动时，作家遵循的便不再是内心的呼唤，而是读者的需求与庸俗的标准，这种人充其量只能算作“写手”而不是真正的“作家”。俄国恰好是一个鄙视 
 
 
   
 
 
 
商业、漠视物质的民族，崇尚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宗教情感，这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

　　从修道院隐修士创立罗斯古典文学开始，文学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蒙古入侵时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城市，为了不被蒙古铁蹄践踏，全城沉入湖底，以后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湖底都会传来卫彻大钟的响声)，寻找纯净的东正教王朝。这批“真理的寻觅者”，是一种“思想体系”的群体，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则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由此俄国人特别崇拜“怪人”、漂泊者和虔诚的教徒，“平凡的人因为流浪而不平凡”，流浪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

　　由于俄国文学的艺术力量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文学不断的干预生活，生活又不断地干预文学，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

　　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推理演绎、远离逻辑论证。正教学说向来对经院繁琐理论没有好感，它认为不需要制定形式、不需要思辨理性，只需要深思默想内在的信念和灵魂的感悟。他们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东正教哲学的着魔般的“感悟”思维方式推导出来的。在古俄语中“苦难的人”和“罪人”是同义词，“罪”和“罪行”是同义词，对“犯罪”简称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罪人”也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就是“苦难的人”，这一连串链接是俄国人特有的条段和逻辑转换。东正教教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必要用虚伪的自尊来掩盖自身的污点，只有挖掘出“藏在记忆深处”、“心灵地下室”的丑恶的一面，才能净化灵魂、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