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史记》记录诸夷的其他列传，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国家的概况，以及汉王朝征服他们的过程，包括双方作战的情况，都花了不少笔墨进行记录，例如对匈奴、大宛、朝鲜、南越等国，就记录了汉王朝和他们的交流，汉军的出将、部署、战斗过程，对重要将官和使者的言行，以及他们事后所受的封赏和惩罚，也有着明确的交代，能让读者了解整个过程的曲折，其中有不少精彩的部分，包括一些著名的战斗，以及汉使者和这些国家的斡旋较量等。
但是到了《西南夷列传》这边，整个记录的“画风”就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这篇传记前半部分对于中原王朝和西南的互动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从先秦庄蹻入滇开始，到汉时首开南夷的唐蒙，笼络西夷的司马相如，以及之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开发、遣使过程中遭遇的一些挫折等，在其中都有记述，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但是到了元鼎六年，汉王朝真正开始武力征服西南夷的部分时，司马迁的文笔反而进入了“快进”模式，仅仅用了一百余字就交代完了整个过程：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基本上是流水账的感觉。汉军的具体将领、进军路线、攻战过程、诸夷表态、使者往谕、事后奖惩等几乎都看不到，而这些内容在诸夷其他传记中属于标配了。
是元鼎六年的战争不重要吗？但它又是汉定西南夷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役，整个战线从云贵山区一直推进到川北高原，再加上次年的滇国归降，奠定了汉王朝（以及古代中国）西南版图的基本格局，区域内不少国家（《史记》记载，西南夷有百余个大小国家）和部族都被并入了汉朝疆域，而且根据班固的补充，其间也不乏斩首数万的较大战斗，西南夷不少民族当时已经进入了农耕阶段，筑有城邑，有各自的文明形态和君长，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战斗或者汉夷双方的对话，那未免有些不合情理。

耐人寻味的是，在《西南夷列传》元鼎六年的记载中，将官和使者这两个重要的外派参与方属于缺位状态，没有关于他们言行的具体记录，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再看看诸夷其他传记吧，匈奴列传那些将领和使者那一堆故事自不必说，大宛列传有张骞和李广利，有买汗血马被杀的汉使；南越列传有南越的臣服与背叛的全程，有使者安国少季和南越太后的狗血故事，有韩千秋、路博德等作战的成败曲折；东越列传有东越王室间的恩怨，汉军的被袭等记录；朝鲜列传中三位汉使，以及两位将军也有着各自的想法、纠葛和事后结局。
上文已经说过，元鼎六年汉征西南夷的战事规模较为浩大，这一过程中西南诸王、汉将和汉使显然不太可能像NPC，只是机械地走完整个流程，期间应当有一些事迹乃至于曲折，但不知为何，司马迁在此处选择了极简模式，并没有展开去做叙述。
根据他的记载，讨平西南夷者乃“八校尉”。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八校尉的将官究竟是哪些人？按照汉朝军制，校尉是随将出征，京师禁卫军官八校尉也不例外，《汉书》对他们出征的几处记载，均有所属将官的姓名在册，并且班固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补充了元鼎六年征讨且兰国将官的信息：“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即中郎将郭昌和卫广为八校尉之将，再对照《史记·西南夷列传》，“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汉军所破者究竟是且兰还是头兰先不论，此处可以发现，《史记》中的将领信息是缺位的，甚至没有姓名。
至于该年的汉使者信息，更是没有任何记载，甚至连其他传记中没有姓名的走过场使者都见不到。更有意思的是，《西南夷列传》中这一年的使者为空白，但紧接着，前去招降滇国（年份没有明确记载，可能为元封元年）的使者姓名便在下文冒了出来，此人名叫王然于，在《史记》中出现过好几次，是出使西南夷的常客，应该是一个地区专家般的存在。而该传元鼎六年之前的部分，西南夷汉使的名字也有明确记载。可见司马迁并不是不记得历代使者的姓名，相反他很可能非常清楚。
再看下表，也能发现西南夷列传的特别之处：

元鼎六年使者缺位的现象，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他们中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司马迁是那一年的使者，而他又遭遇过李陵之祸，出于诸如他政治失意，避谈参政经历等因素的考量，故而在《西南夷列传》中故意留白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史记》的正文（非赞语部分）中，司马迁确实有一种避谈自己经历的倾向（《太史公自序》的记载也是非常简略的，以至于留下不少他生平经历的考据疑问），或许在西南夷部分，他也像对待议封禅、改历法等事情一样，对自己的具体参与过程不做细叙了。
不过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司马迁是那一年唯一的使者，将汉定牂柯郡，越巂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的功劳都算在他头上，其实这种看法也是有失严谨的。因为根据司马迁自己的交代，他是“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太史公自序》，他说的很明确，他所“征略”的范围为巴蜀二郡以南地区（邛、笮、昆明皆在此范围内），至于蜀郡北面的冉駹、白马氐，以及牂柯江以南的夜郎、且兰，他并没有说自己征略过这些国家和部族。
换而言之，司马迁真正参与征定的为邛、笮、昆明这三方，开辟了越巂郡和沈犁郡，至于南夷的牂柯郡，西夷的北半部分（以今四川的龙门山系为界），则可能由其他的汉使，或者司马迁的副使去处理。而且《西南夷列传》元鼎六年的汉使信息也是空白的，王然于出使年份又不定，所以更不能断言司马迁是那一年唯一的使者。

“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上文已经说过，所谓巴、蜀以南，文中指的就是邛、笮、昆明这三个部族，他们都在巴、蜀二郡以南，所以此句可按古汉语互文的句法来理解，视作“征略（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那么此处的“征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征”在古汉语中的动词意义主要有：
1.出征，远行（“万里长征人未还”）；2.征伐，征讨（“挟天子以征四方”）；3.征收，争夺（“宣德间，宫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4.征召（“公车特征拜郎中”）。
而“略”则为：
1.划定疆界（“天子经略”）；2.巡行，巡视（“公曰：‘吾将略地焉’”）；3.掠夺，夺取（“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司马迁既然是去出使，那么他所言的“征”字之意可以轻松排除3、4两项，至于“略”字，元鼎六年他出使时西南夷尚未归附汉朝，再加上前有“征”字，更谈不上是去巡视，所以排除2项。
排除掉以上，现在司马迁所参与的“征略”，剩下的大致是两种含义：1.出征远行，划定西夷各郡县的疆界；2.征伐作战，攻占西夷各国。
其中第一种含义是学者们赞成最多的，也最符合人们对使者的一贯印象。学者们还推导出司马迁可能在西南夷接受各国归降，设郡置吏等，即完成经略土地的政治任务。至于军事征讨的可能性，学者大多予以否认，认为司马迁是使者，不会参与这样的任务。
在司马迁所参与“征略”的部族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昆明。昆明是生活在今云南滇池附近的氐羌系游牧部落，他们据记载是“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大宛列传》），昆明彪悍桀骜，对汉并不友善，在汉攻占其地设益州郡后仍旧复叛，而益州郡是于元封二年初置，司马迁在出使此地时，这里还没有被征服，他真的是如一些学者所想，是去当地执行划定疆域，经略土地，安置官吏的任务吗？这是很成疑问的。

说到使者，今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持节奔波传送消息，议和交流的画面，但放在汉代，使者的情形其实更复杂一些，正如阎步克所指出的那样：但汉代不同，凡是奉命任事的人，都称“使者”。帝制前期的国家行政还没像后代那样高度成熟，其时仍有大量随机、临时事宜，是采用“遣使”方式来处理的。汉帝国地广人众、庶事丛脞，奔行于道路、为特定使命而出差办事的使者，形形色色，还经常出现“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廖伯源先生的概括:“自丞相以下各级官员，至公卿府之掾史小吏，及宫廷官员如大夫、博士、郎吏、尚书、谒者、黄门等，甚至地方官吏，莫不可为使者。”
使者的任务也是五花八门，有传递消息的，有议和亲的，有监督屯田的，有吊丧慰问的，有护送贵人的，有下发赏赐的，还有策反行刺的，将兵攻敌的，他们并不局限于对话传信这类任务。也就是说，汉代的“使者”，其实更接近于外派办差人员，使者出身各异，几乎什么活都可能去干。
换而言之，司马迁作为使者，他所执行的，其实不局限于后世所理解的狭义“使者”的任务，即传递消息，建交和谈这类外交文职使命。他参与的“征略”，既可能是随军出发，往谕招降，赐印置吏，划定郡县；也可能是将兵征讨，攻打那些不服从的国家，事实上汉使将兵乃至作战的情况，史书也记载过不止一例，并不像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的那样，是使者就不可能带兵。
在司马迁之前，有使者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西南夷列传》），汉使驰义侯“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书·武帝纪》），使者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摎乐将二千人往”（《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他们都是使者，但是将兵前往，只不过不全是去作战而已。
在韩千秋之前，汉武帝曾召庄参去出使南越国，“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庄参的回应很有意思：“以好往，数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为也”。这两千人显然并不是摆设，而是使者的护卫，南越当时在吕嘉的影响下有不从的迹象，汉武帝又不愿再烧钱出兵，于是想让使者多带点人，既是为壮声势，也是为了擒杀吕嘉这样的人物，或者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反叛，只不过庄参一眼就看出两千人在南越干不成什么事而已。
“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元鼎六年，西南夷除了夜郎国和冉駹是迫于汉军兵威归降外，其余国家如且兰、邛、笮等都是被武力讨平（这些只是其中势力较大的国家，还有一些小国未载，可能是归降，或者当时尚未被汉实际控制），其君长被汉诛杀。在开战之前，西汉朝廷是否向对待南越、朝鲜等国那样，对这些西南夷国家进行过遣使劝附的尝试呢？还是直接发兵讨之？遗憾的是，《史》、《汉》二书对此均未作记载说明。
在元鼎六年之前，西南夷大多数部族事实上已经脱离汉的羁縻管辖近二十年（建元年间汉就开始尝试统治当地，但是后来因为修路不通，蛮夷屡叛，匈奴战事吃紧而放弃），或许西汉政府也尝试过重新招附他们，但是最终未能成功，于是最终还是武力讨平了。或许司马迁也曾如汉武帝给庄参安排的那样，奉使准备“以和往”，可能还带了一些兵卒，然而蛮夷不听劝谕，最后难免还是打一架，就像庄参拒绝出使后派遣的韩千秋那样。汉使将兵既是为了自卫，也为了打击敌方，斩杀不从者，在当地扶立亲汉的君长等。

“略”，“略定”等在古汉语中有武力攻占之意，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 略取河南地”, “攻城略地, 不可胜计, 而竟赐死”, “行略定秦地”, “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 “略南阳郡, 南阳守齮走, 保城守宛”, “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 “遂略定楚地”, “陈涉起而王陈, 使周市略定魏地”;“乃拜彭越为魏相国, 擅将其兵, 略定梁地”, “汉二年, 韩信略定韩十余城”等。
“略定”也会与设郡、臣服相关，如：“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 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在元光五年的出使，是“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以和平方式招西夷归附称臣，并未兴兵，但《司马相如列传》中还是称这次出使为““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笮存邛，略斯榆……” 可能是因为司马相如当时被拜为中郎将，其职务本身就带有武官色彩，再加上出使时有兵卒护送，故名义上也为“征略”了。
以上两种释义，区别在于手段为武讨或者文略，总之皆有占领、获取之意。而元鼎六年汉征西夷的情况，又和元光五年有所不同，这一次汉王朝是否曾遣使如司马相如那样，曾对西夷进行过往谕劝附的友好尝试？还是兵锋西进直接讨之？由于史书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因此当年的具体情形无法推断。之后使者王然于曾以兵威劝滇国称臣，滇王未听且其邻国靡莫发兵攻击汉使，于是汉乃发兵讨之。从这一点可以推测，或许汉朝对西夷国家也劝附过（而且他们也曾对汉称臣），因此司马迁奉使前往西夷，他所说的“征略”，可能是随郭昌等将领直接出征，攻战略地，并划定疆域置郡县；也可能初衷如唐蒙、司马相如那样，将兵出使，本为“文统”，只不过后来形势有变，最后还是“武统”而已。
西夷南部几个势力较大的部族，元鼎六年是被汉军武力讨平的，而昆明当时显然也不是文统对象，其部落分散于山中，甚至没有君长的统辖，这些部落长期与汉敌对，和平交流都不太可能，更何况是称臣听命汉接受置吏呢，因此征略昆明，更有可能是武力攻取其地的含义。司马迁所参与的“征略”，可能是先礼后兵，文统武统结合，也可能是全程采用武力的方式，直接略取西夷之地。

总之，无论是否曾有过“文统”的尝试，从现有记载来看，西南夷有一大部分地区最终都还是被武力攻占的，几个归降的较大国家，如夜郎、冉駹和滇，也是在汉兵临境，邻国被诛的情况下，迫于汉的兵威而臣服。也正是在元鼎和元封年间的大规模征伐后，西南夷入汉的历史格局基本奠定。
回到《西南夷列传》 本身，上文已经说过，该传未载元鼎六年汉将的信息，而司马迁作为那一年出使西南夷的使者，又自言参与了征略（而且他出使的西夷南部，几个大国皆被攻灭，没有被汉赐王印者，西南夷获印的君长只有滇和夜郎），应是与汉军随行，更熟悉当时的情况，如果他不知道汉将的姓名，未免有些不合情理，更何况诸夷其他列传皆有将名，可见汉廷档案对此信息也并未失载。
司马迁本人既有亲身经历，《西南夷列传》本可写得更详实生动，但奇怪的是偏偏这一篇的记载最为简略，也是令人费解。他不载元鼎六年汉将和汉使，总有一种自我回避的“嫌疑”在其中，特别是他在记载西夷被征的内容还开按了快进键，而西夷正是他所奉使征略的范围。
西夷被征情形，语焉不详。邛、笮二国的国君究竟为何被诛，昆明又因何被伐而在当年未被置郡？既然史记列举了南夷的罪状，如杀汉使遮道路，那西夷挨打，总该事出有因吧？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交代。如果司马迁是因为回避自身经历而不记载，或许正是因为西夷之征，他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关联着当年该地区的一些关键事件，若是详细展开叙述，那恐怕势必要提到他自己。
在记述汉开五郡之事后，司马迁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补叙：“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
南夷被征后，汉武帝曾派遣使者王然于去喻滇王入朝，只不过当时滇尚且不知道汉的厉害（夜郎自大的原主人公其实是滇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其与邻国不愿归顺，甚至攻击汉使，最终汉兵临境而降。
类似的历史场景，很可能先前在西夷的邛、笮等国也曾上演过。只不过那一次汉使是随军而至，这些国家的国君又没有像滇王那样有过“首善”，故而遭到了诛灭（据史记记载，笮、冉駹、昆明等都曾阻拦汉使探身毒道，在汉开辟道路的过程中也有过反抗）。或许当年司马迁在通略西夷时，也曾遭到过这些国家或部族的攻击，于是汉使被袭成了汉诛西夷的缘由之一，只不过他对此情形未做详陈而已。

汉武帝通西夷，是想开辟向西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绕开敌对的匈奴和羌，经由身毒联络大月氏、康居等国夹击匈奴，先前的遣使屡遭西夷各国阻拦，这或许是最后汉选择讨平占领的主要原因，因为根据《大宛列传》，汉在通西南夷开郡后，又继续遣使向西去找寻身毒国，很显然西南夷对汉而言是一块重要的跳板，当然，拓宽土地，获取人口和资源，宣扬汉之威德也是征服的一个缘由吧。
总之无论如何，在元鼎六年汉军潮水般的攻势之下，西夷各国最终还是被武力征服或慑服。《史记》对这一过程的记载又简略到奇怪，如果司马迁是由于他个人的一些考量如此去处理，那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或许他当年也曾如同韩千秋计划的那样，与汉军配合，将兵而征，灭邛诛笮，斩杀其君长，接受其部属的请臣归降，在当地开郡划县置吏。另外他还南下参与过对昆明的征服，只是那一次未能成功而已（昆明是西南五郡开辟后数年被并入益州郡）。
可惜的是，汉征西南的正史记载实在是太少，汉廷的档案后来又大量毁于战火，很多历史细节今人已经无从得知。当年汉军和使者远征西南各国，期间汉夷双方的各种较量，他们的战与和，攻与守，以及蛮夷各国王室的反应态度，他们和汉使的沟通情况等，翻阅古籍记载，这些信息仍旧是一团迷雾。
西南五郡开辟后第二年，司马迁北归报命，就像是冥冥命数的某种安排一般，他遭逢父亲亡故，领受遗命结束郎官生涯转行去做太史令，不复事军政之务，与汉家远征之事从此再无瓜葛。后来因为那件众所周知的事，他不可能再成为士人，与世俗认同的获取荣名之道更加偏离。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他将《史记》中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选择一笔带过，他和汉军将士昔年远征各国的故事，已然成为历史谜团，湮没在西南地区广袤无垠的大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