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策篇
公元262年冬，钟会被曹魏王朝任命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这是一项看似普通的人事任命，但屯兵沓中的蜀汉大将军姜维却从中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尽管情报显示，曹魏辖下的青、徐、兗、豫、荆、扬各州正在大规模造船，曹魏似乎有对孙吴大举用兵的迹象，但姜维并没有为此所迷惑。本着职业军人的敏感，姜维第一时间向蜀汉后主刘禅上呈了表章。他认为，曹魏任命钟会都督关中是准备向蜀汉用兵的信号，建议马上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兵进驻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但这份表章上呈后，蜀汉王朝并没有进行任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

事实上，这份表章第一时间便被送到了刘禅的案头，而刘禅接报后首先便找宦官黄皓商议对策。之所以要让一个宦官对关系蜀汉生死存亡的国家大计发表意见，对刘禅个人而言仅仅是因为他信任黄皓。刘禅所不知道的是，在他的宠信和前任尚书令陈祗（公元251年-公元259年在任）的纵容下，宦官黄皓早已开始干预朝政，亲附于他的士大夫也越来越多，继陈祗之后主持尚书台工作的董厥、诸葛瞻等人对于这一反常局面根本无能为力。至于姜维，尽管贵为大将军的他在官职上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由于他常年在外领兵征战，没有精力关心朝政，陈祗在世时他的实权和受信任程度便不及陈祗，现在自然更不及黄皓了。黄皓曾想让与其亲善的右大将军阎宇取代姜维出任大将军，姜维获悉此消息后请求刘禅杀掉黄皓，但刘禅只是责令黄皓向姜维道歉，并劝说姜维不必介意。眼看黄皓树大根深、不可动摇，急于避祸的姜维于公元262年十月发动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北伐，结果却被曹魏征西将军邓艾击败。由于担心黄皓乘机报复，姜维退兵后便留在沓中种麦，从而彻底远离了成都，此时他只能向刘禅上表示警。面对姜维的预警表章和刘禅的征询，黄皓建议请巫鬼占卜来决定吉凶，而占卜结果显示魏兵不敢来，于是刘禅便将姜维的表章搁置了。蜀汉朝臣们谁都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份表章，更谈不上就境内防御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了。

与晏然自处的蜀汉不同，曹魏关于灭蜀的讨论早在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后便开始了。此时距离曹丕篡汉已有42个年头，魏、蜀、吴三足鼎立也成为过去42年间的常态。尽管三国之间相互攻伐，征战不休，但把灭亡其中一个政权放在统一天下的大背景下进行严肃讨论，这应该还是第一次。作为曹魏政权的最高掌舵者，司马昭对于姜维的一再北伐早已忍无可忍，所以最早被提交讨论的是官骑路遗充当刺客入蜀刺杀姜维的提案，不过这个提案很快便被否决了。尽管史书在述及此事时重点记载了荀勖的反对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司马昭才是这个方案能否实施的最终拍板人。他既然肯定了荀勖提出的“明公为天下宰，宜杖正义以伐违贰”的意见，就说明他更倾向于以武力灭蜀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取得朝臣的支持，司马昭在内部讨论中全面阐述了关于灭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自从平定寿春叛乱以来，曹魏已有将近六年时间没有大举用兵了，目的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彻底灭亡吴、蜀两国。对于征伐的目标，司马昭主张先伐蜀。他认为，如果首先伐吴，就得造战船，疏通水道，这些工作既劳民伤财，又需要时间；况且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由此产生的疾疫也会影响军队战斗力，这些都是先灭吴的不利条件。但如果先灭蜀，只需三年时间就可以利用巴蜀地区的水路优势，水陆同时出兵进攻孙吴。对于蜀汉的军事实力，司马昭估计蜀军总数九万人，驻守成都和担负其他防守任务的不低于四万，这样伐蜀时需要重点应对的也就是不足五万的蜀汉野战军。至于具体的作战方案，司马昭也成竹在胸。在司马昭看来，他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只要大家赞成出兵，实现上下同欲，灭亡蜀汉就是定局了。但曹魏朝堂上的讨论情况却让司马昭始料未及。

尽管在平定寿春叛乱和处理成济弑君事件后，司马昭已经取得了曹魏王朝的绝对控制权，但针对他提出的伐蜀战略，除了与他共同论证战略可行性的司隶校尉钟会外，曹魏朝堂上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毕竟多年来都是蜀汉出兵北伐曹魏，而曹魏有且仅有的两次伐蜀留下的则都是出师不利的记忆，所以尽管此时的蜀汉已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但大多数朝臣对于伐蜀能否成功并没有信心。最令司马昭意外的是，曾经多次挫败姜维北伐的征西将军邓艾也不赞成伐蜀，而且还以伐蜀没有可乘之机为由多次提出异议。鉴于征西将军是曹魏西部战区负责对蜀作战的最高军事长官，而常年指挥对蜀战事的邓艾又必然会在未来的伐蜀之役中承担重要作战任务，所以司马昭对他的反对意见丝毫不敢怠慢。为了打消邓艾的疑虑，司马昭派自己的主簿师纂到邓艾军中担任司马，同时负责做邓艾的思想工作，最终让邓艾放弃了自己的反对立场。在司马昭的大力坚持和反复劝导之下，伐蜀的决策就此确定了下来。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经典论述放在伐蜀之役的决策中也照样适用。尽管从官职和所担负的军事任务来看，邓艾是伐蜀主帅的最佳人选，但邓艾此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老将，本人又曾反对伐蜀，再加上他不属于司马昭的心腹，司马昭自然不愿把魏军主力交给他。不过考虑到邓艾与姜维对战胜率较高，所以完全把邓艾抛开也不合理，一些辅助性的军事任务还得交给邓艾和他统辖下的西部战区完成。至于伐蜀主力的主帅人选，司马昭毫不犹豫地选定了钟会。钟会此时年近四十，在赞成伐蜀的重臣中属于少壮派，且在司马昭接掌曹魏大权和平定寿春叛乱时钟会都曾给出关键性建议，对于伐蜀方略的制定亦贡献良多，即使司马昭对钟会的忠诚度有所怀疑，他也只能选择把重头戏交给钟会来唱。考虑到钟会之前并没有在军队任职的资历，担任军事主帅需要和部队有一个熟悉、磨合的过程，司马昭主导下的曹魏政权便先发布了关于钟会的最新人事任命，同时为了掩盖其战略意图，确保出兵时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司马昭又命令东方各州大举造船，制造出曹魏要对孙吴用兵的假象。尽管姜维及时读懂了曹魏这一系列部署的真实含义，但刘禅的麻木不仁最终让蜀汉错过了最佳的应变窗口期。

作战篇
公元263年五月，曹魏王朝正式发布了伐蜀诏书。诏书命令邓艾率军三万余人向甘松、沓中前进，直接攻击姜维大营；同时命令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三万余人占领武街桥头，阻止姜维返回汉中。与此同时，由钟会统一指挥的魏军十万余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个方向进逼汉中。各路部队的进攻方向完全契合司马昭战前拟定的作战方案，其中邓艾和诸葛绪的任务是“绊姜维于沓中”，阻止其救援汉中，而钟会则以主力部队攻取汉中并进逼成都。各路部队总兵力十八万人，比司马昭战前估计的蜀军总数要多一倍，从兵力上看曹魏明显占有压倒性优势。

公元263年八月，曹魏王朝在洛阳举行了盛大的誓师仪式，伐蜀大军正式出征。直到此时，蜀汉王朝才如梦初醒，他们匆忙派遣廖化率兵前往沓中增援姜维，又令张翼、董厥率兵前往阳安关口支援汉中守军。同时，按照姜维之前提出的在汉中实行敛兵聚谷的作战方案，命令汉中外围守军不得出战，全部退往汉、乐二城，而集结在二城的兵力总共也只有一万人。就在蜀汉援军行进之际，钟会大军已翻越秦岭谷道进入汉中。钟会先分兵两万包围汉、乐二城，而后以胡烈为先锋攻打阳安关口。伐蜀首战就此打响。

阳安关口即阳平关，历来便是攻取汉中的门户所在。在胡烈攻关之时，关口守将傅佥按照蜀汉朝廷指示决定闭城拒守，但副将蒋舒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应当主动出击。蒋舒之前曾任武兴督，因履职不力被调到阳安关口帮傅佥守关，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不满意，而傅佥作为主将也无法有效制约他，于是蒋舒就率领本部人马出关了。傅佥以为蒋舒是出关作战，没作任何防备，但没想到蒋舒一到阵前便向胡烈投降，魏兵乘机杀进关来。傅佥力战身死，关城陷落，钟会随即率军进关，存放在关城内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自然也被魏军全盘接管了。尽管汉、乐二城仍在蜀军据守之下，但阳安关口的失陷，标志着作为蜀汉屏障的汉中已经无力阻挡魏军的攻击了。

与此同时，魏军针对姜维的围歼战也在沓中打响了。得知钟会大军进入汉中的消息后，姜维率部迅速返回汉中，途中在强川口与邓艾追兵大战一场，姜维败走。到达武街桥头时，姜维发现诸葛绪已经切断其前往汉中的退路，便果断向北攻击前进。行进有三十多里后，他发现诸葛绪军也向北退却了三十里，马上率部快速返回并顺利通过了武街桥头。等诸葛绪得到消息时，距离姜维所部已有一日行程，追击已然来不及了。尽管姜维在邓艾发起的攻势中吃了亏，但他以一招声东击西成功调动了诸葛绪，从而跳出了魏军的包围圈。司马昭战前设想的“绊姜维于沓中”的部署就此落空了。诸葛绪根本想不到，他这次失误会给接下来的战局带来多么致命的影响。

从沓中返回的姜维在阴平与廖化援军会师，本来计划救援汉中，但得知阳安关口失陷后姜维立即改变行军方向，他先与张翼、董厥的援军会师，然后指挥全军退守剑阁，这一招彻底封死了魏军的命门。按照司马昭的战前部署，钟会的任务是利用蜀军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机会快速拿下汉中，而后乘蜀汉来不及巩固剑阁守备之时进攻成都平原，从而灭亡蜀汉政权。现在姜维不仅跳出了魏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而且还率领蜀军主力守在了剑阁。钟会要想继续前进，就必须和守卫剑阁的蜀军主力硬碰硬了。

作为联通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的咽喉要地，剑阁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诗句中，后人不难想象出强攻剑阁的艰难。尽管钟会拥有兵力优势，与诸葛绪所部合并后其统率的军队已近十五万人，但在地形劣势面前，兵多除了消耗更多粮食外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眼看强攻剑阁不成，而后勤压力也在逐步增加，钟会必须得就全军进退的问题作出抉择了。

就在魏蜀两军在剑阁对峙的时候，本来承担辅助作战任务的邓艾却突然积极主动起来。也许他没想到钟会居然如此轻松便拿下了汉中，而姜维主动脱离沓中战场则让他丧失了围猎对象，他必须寻找新的作战目标。在全面分析战场态势后，熟知地理的邓艾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作战方案。他敏锐地发现，随着姜维退守剑阁，阴平已经成为不设防地带，如果魏军从阴平走小路绕行到剑阁之后，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马上就可以改变当前被动的战局。他想让原本受他节制的诸葛绪随他一同行动，但诸葛绪认为这不是诏书明令的作战任务，直接率领所部军马与钟会大军会合去了。邓艾只能指挥他的部队单独行动。

公元263年十月，正当蜀汉向孙吴紧急求援之际，邓艾发起了偷渡阴平的军事行动，他们的前进目标是位于剑阁后方的涪城。据史书记载，“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将率领大军在无人之地穿行七百余里，还得自己负责修路搭桥，加上恶劣的地理环境、艰难的后勤保障，这支部队在经历了如此艰险之后还能存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更不用说他们还得战斗了。而停滞在剑阁的钟会也没有退缩，他派遣将军田章率兵绕行至剑阁之后攻击江油。田章顺利击败了蜀军伏兵，与邓艾合兵一处，邓艾遂命令田章作为先登攻击江油。面对突如其来的魏军，江油守将马邈选择了投降。邓艾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顺便也解决了其最为担心的后勤补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