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我的父母都不是亲的。第一，亲父母没有这么狠心；第二，我怀疑，不久前回村租住的知青，可能是我的爸爸；第三，三个月前，从辽宁来的老红军程化东，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
记得三个月前，老红军和县法院的人来到大队部，请母亲过去，在离婚调解书上签字。那个时候，我听到母亲和村一把的谈话。“老首长派人来了，需要你在离婚调解书上签个字。”“老首长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非要难为我干什么？”“老首长说了，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动用特权。”“如果你不签字，那个人的前程就毁了！”“我签！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三件事。第一，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第二，让老红军承诺，将来帮我解决一个困难；第三，让老红军承诺，保送孩子进清华大学。”
老红军、老首长，离婚调解书，这些好像都跟我的身世有关系，却又想不明白有什么关系。
就在十几天前，有一位老知青回庄了，成为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有人说他是回来接媳妇的，有人说他是来找孩子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被锁在了正屋里，哪里也不准去。从来不去生产队的母亲，也天天跟着继父一起下地干活。
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生父，不然为什么要把我锁在屋里？母亲是不是生母？看她那么狠心，应该不是！听继父和她吵架，又应该是。七天前，继父放过狠话，“你如果敢跟他走，我就把你娘家老老少少全部捅死！”
这纷繁复杂的线索，想得小脑壳都迷糊了，也想不明白。经常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老知青离开庄子，村民又开始扎堆议论。那个时候，我已经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口鼻里的淤血被我扣干净了；断裂的舌尖被母亲剪掉了；伤口也完全愈合了，只是说话含糊不清。
窜门的村民和新知青也在热议那位老知青。有一位村民说，“他不是一般人。他的爸爸是十大元勋的双人鱼。”我感觉，这句话仿佛是说给我听的。
我不断重复这个名字，努力想要记住这个名字。因为我知道，这位元勋，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爷爷。
这次失血过多，记忆力明显减退。我怕记不住，跟母亲撒谎，说要去邻居家串门。然后，偷偷溜到村一把家，踩着小板凳，对着墙壁上的十大元勋像，记住了爷爷在画像中的位置。

我的运势并非一成不变的。三岁半的时候，我的运气再一次迎来转机。那是一个初冬，母亲住进了县医院，我第一次见到了爸爸。方头大耳，自带威严，有点儿像包公，正气满满。那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爸爸将来一定能做大官，比乡长大，比县长还要大的官。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童年中最最幸福的几天。他们在讨论着复婚，讨论着去北京如何生活，而我，沐浴在父爱的阳光里，开心的冒泡。我也特别留意他们的谈话，想从他们嘴里听到爷爷的名字，来证实去年的推断。可惜，他们始终未提。我只听到爸爸说，爷爷已经被平反，过了这个年，就要当团防部长。母亲似乎预感到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嘱咐爸爸，将来发达了，别忘了有我这个儿子，记住我的胎记，将来好相认。
现实如母亲预感的一模一样。我们又回到了尘沙弥漫的村庄，住进了土胚垒砌的房子，吃着地瓜面的窝头。
或许是心有不甘，母亲把我亲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前年，搜索到奶奶的简历，我才知道，奶奶在民国时期，就因为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这一点，是母亲向往的，是母亲想做的，可是，她又没有这份勇气！
因为这张照片，继父经常跟她吵架，因为这张照片，我在刚满四周岁那年春天，被继父用枣木的铁锨把，打得魂飞魄散，肩膀和大腿骨折。我凭借求生的欲望，在继父、母亲和两位叔叔无视的目光里，象蜗牛一样，一点一点挪行，用了三天的时间，爬出了家门，爬到了大街上。三天，我水米未进，每天夜里，睡卧在冰冷的地面上，忍受着浸骨的凉风。之后，我生吃土元，接骨疗伤；我远离家门，沿街乞讨；我孤苦伶仃，露宿街头。在大喇叭的新闻广播里，我印证了前年的推断，我印证了爸爸去年说的话，我沿街狂奔，放声大喊，“爷爷当上团防部长了！爷爷当上团防部长了！”
一位老人打断我的疯狂，“喊什么喊？他当上团防部长，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是照样要饭！”
我就像一个漏气的轮胎，瞬间失去了动力，垂头丧气的回到居住的草窝里，放声大哭。
那一年，我跟职业的叫花子哥哥学会了一段莲花落，解决了要不到饭的难题；那一年，我在干涸的水坑里睡觉，每晚都要听鬼怪精灵聊天嬉闹；那一年，李家奶奶给我盛汤递馍；那一年，黄四梅婶子给我一件旧褂子；那一年，感冒高烧时黑二奶奶收留了我；那一年，李会远爷爷管我吃面喝汤；那一年，五银叔叔用地板车给我铺被做床；那一年，王英姐姐经常到街头给我送饭；那一年，我也差点儿被吴大小卖给了人贩子；那一年，我住在哪一家，继父就赶到哪里，不准村民收留我。

饥寒交迫的初冬，挨不过饥寒交迫，我放弃了尊严，回到家门，黄昏时又被继父赶了出来。黑漆漆的村庄，我看不清路，找不到先前夜宿的地窨子入口，只能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走，走累了，就靠在土墙上歇息一会儿；困了，就闭着眼睛，凭着记忆前进。黎明的时候，身体已经冻僵，鼻涕流到了胸脯，求生的本能告诉我，只有刘淑贵妈妈能救我。我艰难的挪动到刘淑贵妈妈门前，靠在大门上晕倒了。

这一次，刘淑贵妈妈又救了我一命。我们就像亲母子一样，一起生活。那几天，王英姐姐不在家，去姥爷家住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就在我以为命运向好，可以正常生活的时候，母亲带着继父、叔叔，扛着铁锨、木棍过来要人。我怕刘淑贵妈妈会吃亏，无奈得跟他们回家了。我悲催的童年，圆满的悲催了六年之后，迎来了转机。上了小学，成绩优异，次次考第一，继父和母亲感觉到了荣耀，从此很少打我。小学五年，爸爸没有任何消息，我也就逐渐淡忘了自己的身世。

在城里读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我再次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
那是一个中午，在放学的路上，我莫名其妙的走进一座空宅院。房子的窗户特别奇怪，离地面只有一尺高。屋里空荡荡的，好像是很久没有人居住了。突然，我听到有人说话，“双人鱼司令，您终于来啦！您要给我们做主，给我们正名。”我以为是有人在屋里说话，仔细向屋里打量。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院子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那个人又说，“我们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不是被土匪的流弹打死的。那天晚上，土匪偷袭，我们两个人因为得了疟疾，无法参加战斗，只能躺在炕上等待消息。突然，有一个冰冷的枪口抵住了我的脖子，接着一声枪响，就把我打死了。”另外一个声音说，“我也是这样被人打死的！”“双人鱼司令，您一定要为我们申冤。我们都是躺在炕上被打死的，平躺的状态，流弹是伤不到的，我们是被自己人打死的。请司令为我们做主，希望司令能追加我们为烈士！”
我这才明白，这是两个冤魂。他们把我错当成双人鱼司令了。
我说，“我不是你们的双人鱼司令，我是一个小学生。我自己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帮不上你们。”
那个声音说，“双人鱼司令，我是谁谁谁，他是谁谁谁，您不记得我们了吗？您还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法。”
我说，“我真的不是双人鱼司令，我姓王，是一个小学生，这么大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说完，我赶紧走出了院子。站在院门对面的马路边，回头看看，不由得愣住了。在院门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驻临清联络处旧址”。我似有所悟，却又悟不透，只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却又想不通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把童年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和爸爸在一起的那几天。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跟我身世有关的事情。因为被回民同学欺辱殴打，一怒之下，用钢尺把同学头上砍了三道口子，闯了大祸。同学家长放出话来，只要我敢走出校门，就把我弄死扔到万人坑。就在我提心吊胆，一筹莫展的时候，同学谢亮跑来告诉我，本县的首位县长，时任某省人大主任的黑爷爷，不远千里驱车过来为我调解，还说我爸爸也来了，给对方家长五百块钱，这件事已经和解了。
这一次，我以为爸爸会来找我，我在教室里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或许，真像王老师跟母亲讲的那样，爸爸现在的媳妇很厉害。所以，他不敢跟我相认。
这件事过了大约二十多天，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是一个黄昏，我和同学走在南门电影院门口，一位坡脚的小学生，背着一个旧军用书包，追着我喊，“哥哥，你跟我回家吧，别住校了！哥哥，你跟我回家吧……”我以为他认错了人，又害怕他是人贩子指使的，吓得快步走回学校。后来，越想越奇怪，看他的表情，很真诚，不像是骗子；看他的长相，又觉得似曾相识，可是我又不认识他。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周末回家的时候，看到镜框里的小学毕业照，才发现那位小学生，竟然跟照片中的自己特别像。不，准确的说，他跟我记忆中，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更像。难道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道爸爸就住在小县城？
后来，我也曾盼望着，再次遇到他，问问他我的猜想对不对。可惜，我在南门电影院徘徊了很多次，再也没有看见他。

十五岁那年的初夏，我听见有人跟母亲说，他回临清了，想把孩子领走！母亲生气地说，他想把孩子领走就领走，他有什么资格？孩子长这么大，他管过吗？他给过一分钱生活费吗？他想领走，门都没有。
我明白，母亲说的那个他，就是我的爸爸。
我问过母亲，她不肯说，只说小孩子不要扫听那么多事。
没过多久，合同警的儿子带了两个人来找我约架，我推挡不过，以一敌三，把他打进了医院。
这一次，还得感谢母亲和继父，是他们周密的安排和辛苦的付出，让我免去了皮肉之苦。
我记得，在双方族人见面协商和解之后，母亲还是不放心，请村一把和老黑大爷去一趟丹东，找程化东爷爷帮忙，给这边法院写封信，说说情。临行前，母亲对他们说，“千万嘱咐程化东，别告诉双人鱼，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他养老呢！”
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说出爷爷的名字。这一次，我对自己的推测确信无疑。
等到他们从辽宁回来，我得知爷爷早就住进了三零一医院，生命已经快走到了的尽头。那个时候，我会莫名其妙的担心，又会莫名其妙的期冀，希望能在爷爷临终前见上一面。可惜，我等到的是爷爷去世的新闻。
我想，应该是程爷爷没有告诉我爷爷，他还有我这么一个孙子！
可是，第二年的秋天，在被赶出家门的那个黄昏，在躺在枯叶上昏昏欲睡的时候，双人鱼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穿着一身旧的红军军装，精瘦干练的身躯威武有力。他对我说，我是双人鱼，我是你的爷爷，这点儿挫折算得了什么？然后像放电影一样，给我演绎了他传奇的一生。最后鼓励我，说我将来一定会成功。
本来，我应该相信这是爷爷在给我托梦。可是，一个缺乏自信的，却又坚信科学的无神论者，当时持怀疑态度。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爷爷总是给我托梦，教育我，勉励我，让我体会他的勇敢，他的快乐，他的荣耀，他的无奈，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他还告诉我奶奶的名字，还有奶奶的化名。
他还告诉我家的具体地址，要我回家。
可惜，我没有钱支付九十元一张的车票。
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爷爷把我训斥了一顿之后，再也没有找过我。倒是有一位自称是我姑父的人，到学校门口找过我，告诉我，他要和我姑姑去美国了，有困难打电话。临走前，口头告诉我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可惜我没记住。
我的运势就这样在藤蔓的阴面匍匐前行，偶尔能看见阳光，却又接触不到阳光。
二十三岁的秋天，我仿佛又看到了阳光。小学老师对母亲说，某人在某地当县长，可以让我去投靠他。母亲说，没在他身边长大，没有感情，他不会收留的。
我猜想，他们说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我盼望已久的爸爸。
我鼓起勇气，找到县政府，问了警卫，得知的消息是，某人已经调走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生活，四处奔波，颠沛流离，渐渐淡忘了自己的身世。
在我找到工作以后，在电脑出现微软操作窗口的时候，我也曾经试着搜索爸爸的信息。可惜当时的信息量太少了，什么都搜索不到。
随着地球的转动，随着日夜轮回，随着工作的不断升迁、失业、创业、学医，奔波劳碌的日子里，忽略了生命的来路。是突然而至的疫情，让我止住了奔跑的脚步，一点一滴，重拾记忆。

我就像一位拼图大师，把这些玻璃渣一样粉碎的记忆，用了两年的时间，拼成了一棵完美的寻根树。
爷爷是粗壮的树干，程爷爷和黑爷爷都是树枝，爸爸是果枝，零碎的记忆是繁茂的绿叶，而我就是那颗又酸又甜的果实。
拼图完整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爸爸的名字。
于是，我怀揣着写给伯父的信，按照爷爷给我留的家庭地址，踏上的寻根的路。
地址没有错，我早已经在网络上确认过。只是，宅院已经拆除，线索就此中断。
我凭借着爷爷遗传的侦查能力，找到了伯父的住宅，反复敲门，没有人给我开。看到放在门口的快递被取走，我又过去敲门，还是没有人开门。
我不甘心，把信装到信封里，寄给伯父，却又被退了回来。
我又开始重新搜索爸爸的信息。我想，以他尊贵的身份，注定要平步青云。我想，他是双人鱼的儿子，头标不会更改。他的工作经历，我至少知道两条。
在再次搜索爷爷的名字时，我在关联搜索看到了他的名字；在看到了他的简历以后，我知道他就是我当年想找却没找到的那个人；在看到他的照片时，我确信，他就是当年在县医院，我喊过爸爸的爸爸。因为他脸上的胎记，我记得很清楚。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的胎记。而他讲话的声音，和我又是特别得像。

只是，我不能去找他。因为，在他的简历中，没有我的名字；在爷爷的简历中，也没有他的名字。我不能给他的工作添乱，也不能给爷爷的名誉抹黑。他们都是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付出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们都是我心中的偶像！
如今，我也经常搜索有关爸爸的资讯，经常看到他的信息。我不会冒失地去打扰他，也不会干扰他的工作。我就这样默默地关注着他，想他的时候，写点诗文抒发一下感情，感觉很好！
也希望看到文章的伯父和姑姑转告他，请他安心地工作，不要为我担心。我很好，我有手艺，能够自力更生，可以养活一家人。
也请爸爸牢记古训，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当断则断，不断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