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子孟子喻鱼与熊掌以利义之辩，曰是亦所欲也，彼亦所欲也。仲尼之问于门人，则云：各言尔志。然则志与欲者奚辨？
《离骚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好色不淫，则“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非从己所欲，欲以荐天子。怨诽不乱，则“言王政之所由废兴”，非从己所詈，詈以风大人。
《离骚》者，离忧也。盖灵均之怨，不患己之不见任，患君不能任臣如己者也。犹和氏之泣玉，非为玉之不见赏，患君未有以为宝者也。兰生于空谷，不见揽以何伤？独念君子之佚芳馨，无有以为佩。
有以见用者，非必恃宠以显扬，特为报之于君。若乎珍珠罗绮陈于斗室，歌姬美妾列于厅堂，车舆犬马充于府库，谀己者欲之生，悖己者欲之死。于上则佯谨弄谦，声必唯唯；于下则嫉能妒贤，辞欲厉厉——其必上官大夫之俦者乎？
圣之清者，人主蔚为颠倒，犹不屈己志。或讥夷、齐之迂直而近古，勖灵均以“不信而遂行”，予未见其明矣。子曰：“君子不器。”然则朝迁于秦、暮至于楚者，殆以己为器者乎？况铜人辞汉，尚有离都之恨；玉马朝周，宁无去国之忧？《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物性是也。二三子谤讥之，遑论圣贤，是器与物俱不如也。
功在凌烟，岂其必曰“吾欲功成而入画图，千秋志之”者？为辅弼，则曰大定寰区，清一海县；为骠骑，则曰保境息民、协和万邦；所重者生前之利于民，所轻者身后之名与利。未尝一日而忘忧其君，未尝一日而思乐于己。此盖志与欲之辩者：肥马轻裘之思，欲也；仁义之思，志也。
【译文】
从前，孟子用鱼与熊掌来喻利与义，说这也是我所欲求的、那也是我所欲求的。孔子在《侍坐》中对四位门人说：请谈谈你们各自的志向吧。那么，“志”与“欲”这二者该如何区分？
《离骚传》中写到：“《国风》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分而失当。《小雅》多讥讽指责，但并不宣扬作乱。《离骚》可谓兼有两者的特点。”好色不淫，就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并不是自己欲求佳人，而是想要引荐给君主。怨诽不乱，就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并不是为了自己泄愤，而是为了让君主警醒。
《离骚》，是“罹忧”（遭遇忧愁）的意思。屈原的幽怨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而是因为君主失去了贤能的臣子。如同卞和泣玉，不是为了玉有美质却不被欣赏，而是为了君王失落了美玉这件珍宝。兰花长在深谷，不被采摘又有什么损害？不是怨恨自己的香气不被人所知，而实在是为了君子没能拥有了本可以沾满怀袖的馨香而哀愁啊！
得到任用，也不是为了挟持圣宠来使自己更显扬，而是要报答君主的知人善用。像那（有的人）用珍珠绮罗、犬马车舆、歌姬美妾来填满自己的府库，攀附阿谀自己的就让他活，和自己意见不一的就让他死；对居高位者唯唯诺诺，佯装恭谦谨慎；对同侪却嫉贤妒能，嚣张跋扈，这恐怕是和上官大夫同一类的人吧？
圣贤之中清明的人，就算君主是猖披、颠倒的人，仍然不改变他的志向。有人嘲讽这些人太愚昧了，认为伯夷、叔齐是老顽固，屈原死的不值当，这些人大概是说客一类的人物吧？在各个国家之间周游，把自己当作物品一样，能被哪国任用就被哪国任用。孔子说：君子不器。何况魏明帝时期，铜人被迁离汉都咸阳，都会垂泪；臣子离开故国去侍奉他国，难道内心不起一点儿波澜吗？《古诗十九首》中写：“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些嘲讽屈原和夷齐的人，别说拿他们和圣贤相比了，就连器物都不如啊。
功在凌烟阁的贤臣，他们在世时一定想的不是“我要让人把我的画像放在凌烟阁，千秋万代不忘”，而是想：做文官如何大定寰区、清一海县；做武将如何保境息民、协调国际关系。总是在乎生前给百姓做了什么、而不在乎死后之名；总是为了君主而担忧、而不在乎个人的物质享受——这大概就是“志”与“欲”的区别吧：想要过上奢华的生活，这是“欲”；想要求得仁义，这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