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世界天文学，古希腊天文学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为它有着让其他所有文明都高山仰止的天文成就。
按照西方的说法，自2700年前起古希腊天文学开始“神奇爆发”，先是毕达哥拉斯认为地球是圆的，后来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地圆说”，接着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周长，还有阿里斯塔克测算了地月距离、以及月球大小等，六百年的努力比中国几千年的研究还耀眼。到了公元2世纪时的罗马时代，希腊人托勒密更是留下惊世之作——《天文学大成》，其中提出了经纬度的概念。
美国现代学者奥托·诺伊格鲍尔评价：“全部中世纪的天文学——拜占庭的、伊斯兰的、最后是西方的——都和托勒密的工作有关。”其实，更直白一点说，就是在15世纪之前，人类所有的天文学努力几乎都是白费功夫，因为这1000多年内的成就，托勒密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完成，因此托勒密不仅是古希腊天文学的“天花板”，而且也是15世纪之前人类天文学的“天花板”。
按照科学认知规律，古希腊天文学如此发达，必然要建立大量天文观测台，有长期的、大范围的天文观测，然后才在天才的灵光一现下，提出在古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在古希腊地区，如今并未发现什么天文观察台，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以中国古代的天文探索过程来看，古希腊天文学的成就耐人寻味，托勒密的成就更是耐人寻味。
根据史书记载，上古五帝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创制过历法，夏商周时期已有较为成熟的历法。从史书上看，中国历法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距今超过4500年。
1978年，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考古专家发现陶寺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根据遗址位置与文物等，学者判断极有可能是帝尧之都。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见下图），证实早在40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仰望星空”。
前些年，在河南郑州市巩义县，考古专家发现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有5300年，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在双槐树遗址中，还发现了古人布置的“北斗九星”图，印证了先秦史书记载的“北斗九星”，可能当时存在两颗超星星爆发，后来暗淡了下去，于是才有“北斗七星”的说法。显然，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又一次证实中国人早已观察星相。
除此之外，贾湖遗址、牛河梁遗址、西水坡遗址等里面，都有与天象有关的遗迹，因此中国人对天象的观察探索，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其实，中国是农耕社会，早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耕种，而农耕极度依赖天时，因此中国对天文的观察、以及历法的形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只是这些如今还难以证实。
商代时期，虽然如今没有找到天文台遗址，但甲骨文中有很多天文记录。根据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利簋，上面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期，岁鼎”，显示武王伐纣时商周使用的是岁（木）星纪年法，六十年一轮回。无疑，甲骨文与利簋是直接性证据，证实商周已有历法，而没有天文观测与高超的计算，必然不能制定出历法。
周代国家级天文台叫“灵台”，位于陕西西安沣河西畔的长安区灵沼乡阿底村南一公里处，如今还能看到遗迹，为一方形高台建筑。在西安与洛阳，如今还保存了西汉、东汉的天文台遗址，其中东汉洛阳天文台一直沿用到了西晋末年。
隋唐之后，每个朝代的国家级天文台，如今基本都能确定具体地点，甚至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天文台，比如中国保存最早的地方天文台——袁州（今江西宜春）古天文台遗址，集测时、守时、报时、授时功能为一体。上图，元代河南观星台遗址。
除此之外，中国古人观星的辅助性仪器有圭表、日晷、浑仪、简仪、漏壶等，几乎每一样都有能印证史书记载的出土实物证据。
以中国天文遗迹来说，宋代之前的地方天文台没有找到，但宋代之前的国家级天文台多有发现，且上古观测天文的证据众多。因此，古希腊的小型天文台或许消失不见，如今找不到是情理之中，但大型天文台与天文观测工具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乃至整个古希腊地区没有留下什么天文观测的直接证据，却又有让人惊叹的天文成就，实在让人不解。
更为重要的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到亚里士多德论证地圆说，以及其他古希腊学者计算地球周长，测算月球大小等成就，不过只有六百余年，却取得了比中国从双槐树遗址到秦汉的三千年内探索取得的成就还要大。
在长期的大范围的天文观测后，中国人才逐渐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认知，比如广为人知的经纬度问题，中国人对其认知的过程非常艰难，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经过漫长的观察、积累、思考过程，唐元时期中国人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才发现经纬度。
唐朝时期，僧人一行奉命制作《大衍历》时，挑选了13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越南测量出北极星角度约为17.07°，最北端在今天俄罗斯境内，测出北极星角度为52°，由此发现了不同地区观察到的北极星存在高度差。元代郭守敬挑选了27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15°，最北端在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64.1°。通过数百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实地观察，由此发现维度的存在。
元代时期，耶律楚材制作《西征庚午元历》时，制造了当时最精密的钟表，然后组织人员测量了西域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寻斯干城的月食比开封月食早了约1更半，由此发现了经度的存在。
经纬度的确定之后，就足以说明“地球是圆的”了，于是元朝人制作了地球仪，《元史》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然而，托勒密提出的经纬度概念，似乎不需要中国这样艰难认知的过程，而是在公元2世纪突然就发现了地球经纬度的秘密。至于托勒密是如何发现的，这个就不为人知了，反正没有什么文献参考、没有科学的探索过程，也没有当时西方的天文观测数据支持，结论突然从天而降，因此大概是他通过眼睛观察、脑子分析、纸上计算，然后就得出中国人努力数千年的结论了。
中国古代的天文成就，有着足够的证据证实其过程、来源，但古希腊天文学发达，却又没有实证过程来源，也没有什么遗迹出土，其实不仅仅是古希腊天文学，几何、物理等古希腊成就也大抵如此，那么对于如此诡异的违背科学常理的现象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对此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特殊文明”，不可以常理猜度，与中国等正常发展的文明不同，可以超常规的发展，可以突然从天而降，可以灵光一现的解决远超时代的难题。
按照西方的说法，自2700年前起古希腊天文学开始“神奇爆发”，先是毕达哥拉斯认为地球是圆的，后来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地圆说”，接着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周长，还有阿里斯塔克测算了地月距离、以及月球大小等，六百年的努力比中国几千年的研究还耀眼。到了公元2世纪时的罗马时代，希腊人托勒密更是留下惊世之作——《天文学大成》，其中提出了经纬度的概念。
美国现代学者奥托·诺伊格鲍尔评价：“全部中世纪的天文学——拜占庭的、伊斯兰的、最后是西方的——都和托勒密的工作有关。”其实，更直白一点说，就是在15世纪之前，人类所有的天文学努力几乎都是白费功夫，因为这1000多年内的成就，托勒密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完成，因此托勒密不仅是古希腊天文学的“天花板”，而且也是15世纪之前人类天文学的“天花板”。
按照科学认知规律，古希腊天文学如此发达，必然要建立大量天文观测台，有长期的、大范围的天文观测，然后才在天才的灵光一现下，提出在古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在古希腊地区，如今并未发现什么天文观察台，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以中国古代的天文探索过程来看，古希腊天文学的成就耐人寻味，托勒密的成就更是耐人寻味。
根据史书记载，上古五帝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创制过历法，夏商周时期已有较为成熟的历法。从史书上看，中国历法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距今超过4500年。
1978年，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考古专家发现陶寺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根据遗址位置与文物等，学者判断极有可能是帝尧之都。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见下图），证实早在40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仰望星空”。
前些年，在河南郑州市巩义县，考古专家发现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有5300年，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在双槐树遗址中，还发现了古人布置的“北斗九星”图，印证了先秦史书记载的“北斗九星”，可能当时存在两颗超星星爆发，后来暗淡了下去，于是才有“北斗七星”的说法。显然，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又一次证实中国人早已观察星相。
除此之外，贾湖遗址、牛河梁遗址、西水坡遗址等里面，都有与天象有关的遗迹，因此中国人对天象的观察探索，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其实，中国是农耕社会，早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耕种，而农耕极度依赖天时，因此中国对天文的观察、以及历法的形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只是这些如今还难以证实。
商代时期，虽然如今没有找到天文台遗址，但甲骨文中有很多天文记录。根据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利簋，上面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期，岁鼎”，显示武王伐纣时商周使用的是岁（木）星纪年法，六十年一轮回。无疑，甲骨文与利簋是直接性证据，证实商周已有历法，而没有天文观测与高超的计算，必然不能制定出历法。
周代国家级天文台叫“灵台”，位于陕西西安沣河西畔的长安区灵沼乡阿底村南一公里处，如今还能看到遗迹，为一方形高台建筑。在西安与洛阳，如今还保存了西汉、东汉的天文台遗址，其中东汉洛阳天文台一直沿用到了西晋末年。
隋唐之后，每个朝代的国家级天文台，如今基本都能确定具体地点，甚至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天文台，比如中国保存最早的地方天文台——袁州（今江西宜春）古天文台遗址，集测时、守时、报时、授时功能为一体。上图，元代河南观星台遗址。
除此之外，中国古人观星的辅助性仪器有圭表、日晷、浑仪、简仪、漏壶等，几乎每一样都有能印证史书记载的出土实物证据。
以中国天文遗迹来说，宋代之前的地方天文台没有找到，但宋代之前的国家级天文台多有发现，且上古观测天文的证据众多。因此，古希腊的小型天文台或许消失不见，如今找不到是情理之中，但大型天文台与天文观测工具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乃至整个古希腊地区没有留下什么天文观测的直接证据，却又有让人惊叹的天文成就，实在让人不解。
更为重要的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到亚里士多德论证地圆说，以及其他古希腊学者计算地球周长，测算月球大小等成就，不过只有六百余年，却取得了比中国从双槐树遗址到秦汉的三千年内探索取得的成就还要大。
在长期的大范围的天文观测后，中国人才逐渐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认知，比如广为人知的经纬度问题，中国人对其认知的过程非常艰难，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经过漫长的观察、积累、思考过程，唐元时期中国人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才发现经纬度。
唐朝时期，僧人一行奉命制作《大衍历》时，挑选了13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越南测量出北极星角度约为17.07°，最北端在今天俄罗斯境内，测出北极星角度为52°，由此发现了不同地区观察到的北极星存在高度差。元代郭守敬挑选了27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15°，最北端在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64.1°。通过数百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实地观察，由此发现维度的存在。
元代时期，耶律楚材制作《西征庚午元历》时，制造了当时最精密的钟表，然后组织人员测量了西域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寻斯干城的月食比开封月食早了约1更半，由此发现了经度的存在。
经纬度的确定之后，就足以说明“地球是圆的”了，于是元朝人制作了地球仪，《元史》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然而，托勒密提出的经纬度概念，似乎不需要中国这样艰难认知的过程，而是在公元2世纪突然就发现了地球经纬度的秘密。至于托勒密是如何发现的，这个就不为人知了，反正没有什么文献参考、没有科学的探索过程，也没有当时西方的天文观测数据支持，结论突然从天而降，因此大概是他通过眼睛观察、脑子分析、纸上计算，然后就得出中国人努力数千年的结论了。
中国古代的天文成就，有着足够的证据证实其过程、来源，但古希腊天文学发达，却又没有实证过程来源，也没有什么遗迹出土，其实不仅仅是古希腊天文学，几何、物理等古希腊成就也大抵如此，那么对于如此诡异的违背科学常理的现象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对此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特殊文明”，不可以常理猜度，与中国等正常发展的文明不同，可以超常规的发展，可以突然从天而降，可以灵光一现的解决远超时代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