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印象中，朱元璋之子都是政治生物，多数野心勃勃，想要夺取皇位，最典型的是秦王朱樉与燕王朱棣。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朱元璋20多个儿子中，第五子却是一个“异类”，不爱江山爱科学，留下一部世界级的科学巨著，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他赞不绝口，直到上世纪还有西方学者研究他的著作。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明朝藩王腐朽不堪，全都是酒囊饭袋，是社会的毒瘤，实际上明朝藩王里也涌现了不少顶尖人才，最典型的是科学家朱橚与朱载堉，以及明末清初的大画家朱耷。本文重点聊一聊朱元璋的第五子，与燕王朱棣同母兄弟朱橚（sù）。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吸取宋朝宗室无权而任人屠戮的教训，于是采用汉式分封制，将自己儿子分封到各地。分封诸子时，朱橚应该颇得朱元璋喜爱，他的封地都在经济发达的区域。
朱橚9岁时，朱元璋将他封在吴地，但后来朱元璋认为吴地经济发达，对国家财赋收入贡献太大，不适合分封建藩，于是就将他改封在开封，以宋宫故地为王府。开封原本是周世宗柴荣与后周的都城，赵匡胤陈桥兵变后成为宋朝都城，因此朱橚头衔是“周王”。
与其他藩王不太相同，朱橚文艺气质很浓郁，性喜读书，对词赋与医学尤其喜爱。到了开封之后，朱橚就盖了一座“东书草堂”，收藏了大量书籍，藏书印有“周府御书楼宝”、“明善斋记”等。之后，在诗词文章上，朱橚作有《元宫词》百章，在明初文坛传唱很广；在医药上，朱橚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等。
1389年，29岁的朱橚擅自离开封地来到凤阳，这让朱元璋非常生气，于是就将他流放到了云南，而这一次流放改写了朱橚的命运，让中国多了一位大科学家，也除了一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朱橚来到云南之后，对民间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很多百姓生活环境不好，生病的人很多，但缺医少药的情况却极为普遍，于是萌生了编写更方便实用的医药书籍。在云南时，朱橚组织府内良医李恒等编写了一部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书中一共录方3077首，每方皆注明出处，选方严谨，方论结合，切合实用，让很多缺少医生的百姓，可以通过读这本书而自己治疗一些常见小病。
但《袖珍方》毕竟要简单、“低端”了一些，从云南回来之后，朱橚立即又组织滕硕、刘醇等人，博引历代各家方书，兼采笔记杂说及道藏佛书等，汇辑古今医方，编成一部包括方脉、药性、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儿科、针灸及本草等多方面内容的《普济方》，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方书，保存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医方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普济方》所引方书不下150余种，其中许多医书现已失传，没有被《永乐大典》记录的就有50种，因此《普济方》相当于医药业的《永乐大典》，为中国保存了很多明朝之前失散的珍贵的医药资料，让“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
在编写《普济方》的同时，朱橚考虑到民间疾苦，民间对野生植物相对系统性的认知，于是开始组织人手研究植物。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朱橚收集了大量相关图书资料，总结前人的成果，这也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基础。
其次，朱橚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即便在朱允炆即位之初的1399年，朱橚再一次被流放云南时，也没有中断这项研究。
第三，民间调查了解，古人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朱橚将这些经验整理，并做进一步的观察实验。
经过长达10多年的观察研究，永乐四年（1406年）朱橚的《救荒本草》一书刊行。顾名思义，从书名上可以看到，这是一部“救荒”本草，是各种可食用野生植物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与传统药物学本草不太相同，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表达方面与传统大不相同，独具特色，朱橚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文字非常简练。由于朱橚有实验植物园，可以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植物，在植物特性描述方面非常准确、真实，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的方面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中，朱橚还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消除部分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比如讲述食用白屈菜时，朱橚别出心裁的提出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再洗干净以去除有毒物资的办法，即相当于用细土吸附有毒物质。因此，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对野生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上世纪40年代时，西方学者还在研究《救荒本草》。
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诸多材料，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甚至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朝很多书籍都引用过这本书的内容。
17世纪，《救荒本草》传到日本，迅速引起热潮，甚至日本学者跟风写了不少类似的救荒本草书籍。更为重要的是，朱橚对植物的近距离实验观察方法，与对植物的描述方法，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恰如日本学者上野益三评价：“《救荒本草》对植物产地、特征、记载简洁，绘图准确，有《本草纲目》等书所无的内容，这无疑对本草学的博物学化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之后，《救荒本草》传入西方，引起众多植物学家的兴趣，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研究这本书。上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施温高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而中国因为有救荒植物知识，所以才让中国驯化了大量野生植物，从而拥有的栽培植物数量高达欧美10倍以上。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可以说，欧美学者对朱橚赞不绝口，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世纪伟大的植物学家，《救荒本草》是当时最卓越的本草书等。
可以说，朱橚犹如神农尝百草，研究成果泽被后世数百年，让无数人活了下来，同时西方学者认为朱橚让中国栽培植物数量超过西方10倍以上，可见朱橚的研究让中国人至今受益，因此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说他是明朝版神农不为过。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明朝藩王腐朽不堪，全都是酒囊饭袋，是社会的毒瘤，实际上明朝藩王里也涌现了不少顶尖人才，最典型的是科学家朱橚与朱载堉，以及明末清初的大画家朱耷。本文重点聊一聊朱元璋的第五子，与燕王朱棣同母兄弟朱橚（sù）。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吸取宋朝宗室无权而任人屠戮的教训，于是采用汉式分封制，将自己儿子分封到各地。分封诸子时，朱橚应该颇得朱元璋喜爱，他的封地都在经济发达的区域。
朱橚9岁时，朱元璋将他封在吴地，但后来朱元璋认为吴地经济发达，对国家财赋收入贡献太大，不适合分封建藩，于是就将他改封在开封，以宋宫故地为王府。开封原本是周世宗柴荣与后周的都城，赵匡胤陈桥兵变后成为宋朝都城，因此朱橚头衔是“周王”。
与其他藩王不太相同，朱橚文艺气质很浓郁，性喜读书，对词赋与医学尤其喜爱。到了开封之后，朱橚就盖了一座“东书草堂”，收藏了大量书籍，藏书印有“周府御书楼宝”、“明善斋记”等。之后，在诗词文章上，朱橚作有《元宫词》百章，在明初文坛传唱很广；在医药上，朱橚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等。
1389年，29岁的朱橚擅自离开封地来到凤阳，这让朱元璋非常生气，于是就将他流放到了云南，而这一次流放改写了朱橚的命运，让中国多了一位大科学家，也除了一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朱橚来到云南之后，对民间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很多百姓生活环境不好，生病的人很多，但缺医少药的情况却极为普遍，于是萌生了编写更方便实用的医药书籍。在云南时，朱橚组织府内良医李恒等编写了一部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书中一共录方3077首，每方皆注明出处，选方严谨，方论结合，切合实用，让很多缺少医生的百姓，可以通过读这本书而自己治疗一些常见小病。
但《袖珍方》毕竟要简单、“低端”了一些，从云南回来之后，朱橚立即又组织滕硕、刘醇等人，博引历代各家方书，兼采笔记杂说及道藏佛书等，汇辑古今医方，编成一部包括方脉、药性、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儿科、针灸及本草等多方面内容的《普济方》，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方书，保存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医方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普济方》所引方书不下150余种，其中许多医书现已失传，没有被《永乐大典》记录的就有50种，因此《普济方》相当于医药业的《永乐大典》，为中国保存了很多明朝之前失散的珍贵的医药资料，让“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
在编写《普济方》的同时，朱橚考虑到民间疾苦，民间对野生植物相对系统性的认知，于是开始组织人手研究植物。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朱橚收集了大量相关图书资料，总结前人的成果，这也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基础。
其次，朱橚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即便在朱允炆即位之初的1399年，朱橚再一次被流放云南时，也没有中断这项研究。
第三，民间调查了解，古人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朱橚将这些经验整理，并做进一步的观察实验。
经过长达10多年的观察研究，永乐四年（1406年）朱橚的《救荒本草》一书刊行。顾名思义，从书名上可以看到，这是一部“救荒”本草，是各种可食用野生植物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与传统药物学本草不太相同，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表达方面与传统大不相同，独具特色，朱橚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文字非常简练。由于朱橚有实验植物园，可以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植物，在植物特性描述方面非常准确、真实，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的方面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中，朱橚还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消除部分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比如讲述食用白屈菜时，朱橚别出心裁的提出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再洗干净以去除有毒物资的办法，即相当于用细土吸附有毒物质。因此，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对野生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上世纪40年代时，西方学者还在研究《救荒本草》。
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诸多材料，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甚至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朝很多书籍都引用过这本书的内容。
17世纪，《救荒本草》传到日本，迅速引起热潮，甚至日本学者跟风写了不少类似的救荒本草书籍。更为重要的是，朱橚对植物的近距离实验观察方法，与对植物的描述方法，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恰如日本学者上野益三评价：“《救荒本草》对植物产地、特征、记载简洁，绘图准确，有《本草纲目》等书所无的内容，这无疑对本草学的博物学化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之后，《救荒本草》传入西方，引起众多植物学家的兴趣，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研究这本书。上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施温高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而中国因为有救荒植物知识，所以才让中国驯化了大量野生植物，从而拥有的栽培植物数量高达欧美10倍以上。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可以说，欧美学者对朱橚赞不绝口，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世纪伟大的植物学家，《救荒本草》是当时最卓越的本草书等。
可以说，朱橚犹如神农尝百草，研究成果泽被后世数百年，让无数人活了下来，同时西方学者认为朱橚让中国栽培植物数量超过西方10倍以上，可见朱橚的研究让中国人至今受益，因此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说他是明朝版神农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