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军北伐，目标直指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4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5月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5月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
蒋介石当天的日记写道：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当时率第40军进驻济南，准备参加北伐，曾多次提醒蒋介石要小心日本人）的职务。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论断几成铁案，就连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那么，究竟是谁下了这个命令？他为什么会下令“不抵抗”？
1931年9月19日，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发过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此电手迹原件保存完好。“皓”，19日，“戌”，21点至23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所以，“不抵抗”的命令不是蒋介石下的。
1931年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由此可见，“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下的。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知不知道他的命令呢？
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说：“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根据“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这句话，可知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那么，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
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二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
结合张学良1931年9月19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的“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综合来看，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也就是张学良认为打不过日本人。
至此，我们知道，“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但是，我们溯源历史，就会发现，“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军北伐，目标直指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4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5月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5月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
蒋介石当天的日记写道：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当时率第40军进驻济南，准备参加北伐，曾多次提醒蒋介石要小心日本人）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