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网络传得沸沸扬扬，云二ΟΟ六年南京挖出一个古墓，出土了包括秦桧亲笔《遗嘱》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却被上头压下来了，不让人们去分析研究，不让人们看看到底是否属实？到底有什么价值……
不少人认为，既然没有研究，就不能确定真假，只能分析猜测。其中有人认为，其遗书内容比较符合秦桧。有的甚至说有关部门已经初步鉴定该《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由秦桧亲笔书写。秦桧时年五十五岁，即其死前十一年，岳飞被杀后三年。
传说的该批出土文物的村庄位于某市郊区，早先名为麓洱，现名为壶侑，因风光优美，出产茶叶，宋代时一度是高官们的庄园。此次所发掘的宋墓，专家估计为秦氏子侄辈的墓穴，时间应在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为岳飞追赠谥号）后。秦氏此时逐渐失势，一些秦桧身前文物成为族人累赘和朝野忌讳，干脆采用殉葬方式予以掩藏。传说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有人传说，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和自称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文物的鉴定。尤其是秦桧后人更为关注，云如确定其先祖罪名不实，根据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将可能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岳飞庙中的秦氏夫妇跪像。如仍要设立跪像，则应“将跪像脑袋换为书本，代表食书不化、空言误国的腐儒们该为中国的落后而忏悔。”
传说的秦桧《遗嘱》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居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
传说有关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秦族内部政治遗嘱。
秦桧在《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就此与岳飞直接探讨，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与金国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由于岳飞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的地步。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宋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秦桧在《遗嘱》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秦桧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恢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的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和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担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信函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则由于无子嗣而怀疑岳飞怀有异志，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所传崇文抑武之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誓言。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不敢也不便提及皇帝，只好以“莫须有”含糊应对。
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一提出韬光养晦，就会被指责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责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士大夫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毕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居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秦桧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本来，关于秦桧《遗嘱》之真伪，其作者已经澄清：二ΟΟ六年年十二月一日，闻声以新闻报道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年终考古大发现:秦桧政治遗嘱出土》上博后，网友们反响热烈。十二月四日，闻声再度写了篇《唾弃秦桧的时候也该感谢他》，解释了创作意图，声明这不是新闻，而是新闻体的文学原创。并且在文末用大字加粗套红做了“原创博客文学作品，请谨慎转载或摘录，论坛全文转载的务必请注明出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之注明。然而，还是有部分网友认为真有其事，只是有关部门由于某种原因，特做以上说明，以致对此热议有增无减。
笔者觉得秦桧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与其有关的“史料”，不管是否真实，都有必要尽可能考究甄别。否则，难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有误正道。
其实，从南宋国策、秦桧主政、岳飞被杀、臣民心态等基本情况，到秦桧行文风格，都不难看出，所谓的秦桧《遗嘱》，纯粹是文学创作，不宜作为“史料”研究，以免误入歧途。
首先，秦桧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篇幅谈论岳飞。因为秦桧与岳飞在同朝为官期间，尽管在“和”与“战”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属于正常的朝议奏事。岳飞之死，缘于诏狱认定其违法犯罪，被刑部大理寺依法判处死刑，高宗皇帝下诏赐死，与秦桧无关。再说当时朝官对岳飞之死绝大部分保持沉默，只有韩世忠出面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秦桧有何必要花那么多笔墨记述岳飞，难道秦桧觉得自己愧对岳飞？难道秦桧也认为宋高宗不该赐死岳飞？
当然，作为政治遗嘱，为嘱咐后代更好地处世做人，总结岳飞人生教训未尝不可。比如，岳飞对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上级关系的缺失，岳飞的任性与偏执……都可以作为教训告诫后人，但其选材与表述，当与该《遗嘱》大不相同。
其次，秦桧当时不可能有“开罪言路罪在身后”之感慨，更不会有“获谴汗青”，“蒙羞万年”之预感。叮嘱其子孙在其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更不可能。因为当时宋金和议运行顺当，结束了长年战火，两国相安无事。南宋得以恢复重建，人民安居乐业，皆大欢喜。高宗皇对秦桧和议保全方略取得的成效至为赞赏，对其倚重有加。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即使不至于志得意满，骄傲自大，也会充满成就感，深为欣慰，对前途必定充满信心。如果要给子孙留下政治遗嘱，也会是知恩图报，敢于担当，追求和睦，尽忠朝廷等教示，断不会产生以上感怀与嘱咐。因此，秦桧对力推和议不会有有负罪之感，也不会预见到百年以后会因此遭受骂名，遗臭万年。
再次，秦桧不可能产生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之预感。因为秦桧在世之时，所为最遭攻讦的不外是力主和议。但和议的结果使南宋得以远离战火，不再生灵涂炭，国家日趋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皇上满意，民众拥戴，秦桧因此被尊为圣相。在这种情况下，秦桧所担忧的，不会是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而是担心和睦兴邦之既定方针会逐渐改变，影响南宋的长治久安。从秦桧《遗表》“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等谏言，可见其所想所虑，都是强国富民等国计民生大事。相信秦桧当时胸怀社稷心自泰，不会担心高宗百年后秦家将被清算，除非他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祸国殃民，当时就有严重的负罪之感，否则，绝对不会有以上忧虑。
第四，《遗嘱》和《遗表》的文笔差距太大。《遗表》和《遗嘱》属于同类文体，只不过前者为上行文，后者为下行文。一般来说，一个人写同类之文，其文笔不会悬殊过大。但是，所谓的秦桧《遗嘱》，与秦桧所写的《遗表》，其文笔差距太大。秦桧的《遗表》写作，基本使用骈体，以四六句式为主。如：“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洎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专秉任于钧衡，奉畴咨于帷幄”；“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以上表述，多为四六句式，讲究对仗，两两相对，富有文采。读起来抑扬顿挫，颇有韵味。
所谓的秦桧《遗嘱》，所用的“闭塞言路罪在身后”，“生逢乱世家国颠沛”，“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事后为君分谤，高居相位责无旁贷”，“民忿欲泄终需泄”，“获谴汗青”、“蒙羞万年”，“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要为不可为之事”，“暂息兵戈勤稼穑”，“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等句子，虽然也属于文言文体，但与《遗表》的骈体文相去甚远。
按照以上内容，以及秦桧行实和秦桧行文风格，如果是秦桧所作，一般会以骈文句式作如下表述：
逢乱世之颠沛，求良策以复兴。悲儒生之偏激，笑高调以空谈。不知兵而论兵，妄言惑众；不识国而议国，怪论误人。岳飞偏执，为难为之方略；皇上见疑，视不轨以诛锄。民积忿而欲泄，言传伪以成诬。为君分谤，尽良相之本分；倡和受辱，损忠臣之令名。请休兵以修睦，得稼穑之富民。谋实事以有为，憾言者之不容。严禁私史，必获罪于身后；力杜邪党，恐遗谤之世间……
总之，所谓的秦桧《遗嘱》，纯粹是好事者心血来潮，借题创作，不伦不类，不足为信。
不少人认为，既然没有研究，就不能确定真假，只能分析猜测。其中有人认为，其遗书内容比较符合秦桧。有的甚至说有关部门已经初步鉴定该《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由秦桧亲笔书写。秦桧时年五十五岁，即其死前十一年，岳飞被杀后三年。
传说的该批出土文物的村庄位于某市郊区，早先名为麓洱，现名为壶侑，因风光优美，出产茶叶，宋代时一度是高官们的庄园。此次所发掘的宋墓，专家估计为秦氏子侄辈的墓穴，时间应在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为岳飞追赠谥号）后。秦氏此时逐渐失势，一些秦桧身前文物成为族人累赘和朝野忌讳，干脆采用殉葬方式予以掩藏。传说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有人传说，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和自称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文物的鉴定。尤其是秦桧后人更为关注，云如确定其先祖罪名不实，根据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将可能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岳飞庙中的秦氏夫妇跪像。如仍要设立跪像，则应“将跪像脑袋换为书本，代表食书不化、空言误国的腐儒们该为中国的落后而忏悔。”
传说的秦桧《遗嘱》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居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
传说有关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秦族内部政治遗嘱。
秦桧在《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就此与岳飞直接探讨，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与金国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由于岳飞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的地步。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宋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秦桧在《遗嘱》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秦桧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恢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的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和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担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信函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则由于无子嗣而怀疑岳飞怀有异志，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所传崇文抑武之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誓言。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不敢也不便提及皇帝，只好以“莫须有”含糊应对。
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一提出韬光养晦，就会被指责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责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士大夫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毕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居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秦桧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本来，关于秦桧《遗嘱》之真伪，其作者已经澄清：二ΟΟ六年年十二月一日，闻声以新闻报道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年终考古大发现:秦桧政治遗嘱出土》上博后，网友们反响热烈。十二月四日，闻声再度写了篇《唾弃秦桧的时候也该感谢他》，解释了创作意图，声明这不是新闻，而是新闻体的文学原创。并且在文末用大字加粗套红做了“原创博客文学作品，请谨慎转载或摘录，论坛全文转载的务必请注明出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之注明。然而，还是有部分网友认为真有其事，只是有关部门由于某种原因，特做以上说明，以致对此热议有增无减。
笔者觉得秦桧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与其有关的“史料”，不管是否真实，都有必要尽可能考究甄别。否则，难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误导舆论，有误正道。
其实，从南宋国策、秦桧主政、岳飞被杀、臣民心态等基本情况，到秦桧行文风格，都不难看出，所谓的秦桧《遗嘱》，纯粹是文学创作，不宜作为“史料”研究，以免误入歧途。
首先，秦桧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篇幅谈论岳飞。因为秦桧与岳飞在同朝为官期间，尽管在“和”与“战”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属于正常的朝议奏事。岳飞之死，缘于诏狱认定其违法犯罪，被刑部大理寺依法判处死刑，高宗皇帝下诏赐死，与秦桧无关。再说当时朝官对岳飞之死绝大部分保持沉默，只有韩世忠出面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秦桧有何必要花那么多笔墨记述岳飞，难道秦桧觉得自己愧对岳飞？难道秦桧也认为宋高宗不该赐死岳飞？
当然，作为政治遗嘱，为嘱咐后代更好地处世做人，总结岳飞人生教训未尝不可。比如，岳飞对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上级关系的缺失，岳飞的任性与偏执……都可以作为教训告诫后人，但其选材与表述，当与该《遗嘱》大不相同。
其次，秦桧当时不可能有“开罪言路罪在身后”之感慨，更不会有“获谴汗青”，“蒙羞万年”之预感。叮嘱其子孙在其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更不可能。因为当时宋金和议运行顺当，结束了长年战火，两国相安无事。南宋得以恢复重建，人民安居乐业，皆大欢喜。高宗皇对秦桧和议保全方略取得的成效至为赞赏，对其倚重有加。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即使不至于志得意满，骄傲自大，也会充满成就感，深为欣慰，对前途必定充满信心。如果要给子孙留下政治遗嘱，也会是知恩图报，敢于担当，追求和睦，尽忠朝廷等教示，断不会产生以上感怀与嘱咐。因此，秦桧对力推和议不会有有负罪之感，也不会预见到百年以后会因此遭受骂名，遗臭万年。
再次，秦桧不可能产生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之预感。因为秦桧在世之时，所为最遭攻讦的不外是力主和议。但和议的结果使南宋得以远离战火，不再生灵涂炭，国家日趋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皇上满意，民众拥戴，秦桧因此被尊为圣相。在这种情况下，秦桧所担忧的，不会是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而是担心和睦兴邦之既定方针会逐渐改变，影响南宋的长治久安。从秦桧《遗表》“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等谏言，可见其所想所虑，都是强国富民等国计民生大事。相信秦桧当时胸怀社稷心自泰，不会担心高宗百年后秦家将被清算，除非他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祸国殃民，当时就有严重的负罪之感，否则，绝对不会有以上忧虑。
第四，《遗嘱》和《遗表》的文笔差距太大。《遗表》和《遗嘱》属于同类文体，只不过前者为上行文，后者为下行文。一般来说，一个人写同类之文，其文笔不会悬殊过大。但是，所谓的秦桧《遗嘱》，与秦桧所写的《遗表》，其文笔差距太大。秦桧的《遗表》写作，基本使用骈体，以四六句式为主。如：“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洎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专秉任于钧衡，奉畴咨于帷幄”；“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以上表述，多为四六句式，讲究对仗，两两相对，富有文采。读起来抑扬顿挫，颇有韵味。
所谓的秦桧《遗嘱》，所用的“闭塞言路罪在身后”，“生逢乱世家国颠沛”，“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事后为君分谤，高居相位责无旁贷”，“民忿欲泄终需泄”，“获谴汗青”、“蒙羞万年”，“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要为不可为之事”，“暂息兵戈勤稼穑”，“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等句子，虽然也属于文言文体，但与《遗表》的骈体文相去甚远。
按照以上内容，以及秦桧行实和秦桧行文风格，如果是秦桧所作，一般会以骈文句式作如下表述：
逢乱世之颠沛，求良策以复兴。悲儒生之偏激，笑高调以空谈。不知兵而论兵，妄言惑众；不识国而议国，怪论误人。岳飞偏执，为难为之方略；皇上见疑，视不轨以诛锄。民积忿而欲泄，言传伪以成诬。为君分谤，尽良相之本分；倡和受辱，损忠臣之令名。请休兵以修睦，得稼穑之富民。谋实事以有为，憾言者之不容。严禁私史，必获罪于身后；力杜邪党，恐遗谤之世间……
总之，所谓的秦桧《遗嘱》，纯粹是好事者心血来潮，借题创作，不伦不类，不足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