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答案是雅典民主产生的点决不能归咎于工商业阶级。因为无论何时所谓雅典的“工商业阶级”，是从经济角度看还是社会地位的角度看，都处于次要地位。居住在城市的非农业生产者在民主进程中不可能发挥任何决定性作用。
在雅典拥有公民权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人们普遍对于从事商业的人的态度是鄙视的。一般除了遭遇特殊变故雅典的公民是不会从事商业的。从事商业点通常都是外邦人，而外邦人是基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的。那么外邦人经营的商业，可能在城邦政治生活起到如何关键作用吗？起关键性作用的绝不可能是工商业者。商人的社会地位位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制度与商业活动也并不兼容，因此所有邦际间的商贸活动都不得不由非公民进行。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有失体面的职业全部由奴隶和外邦人从事。色诺芬家政论里也这样写写到“在一些城邦尤其是哪些主要利益来自于军事活动的城邦公民绝不得从事手工业，以防止他们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去” 。
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非工商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展现社会的方方面面。显而易见在这场改革中真正起决定性力量的是农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