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为北方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创造了条件】。

大融合的过程大致经过三条途径进行。
第一条途径是【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子刘聪、侄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8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 。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 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 汉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汉化了】。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第一，降附内迁的混杂。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早在东汉初，公元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三十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 。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帝国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公元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第二，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商人郭敬、地主宇驰家做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 。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第三，流亡中的混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关西略阳、天水等六郡以氐人李特为首的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 ，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 ，到幽州“乞活”的田禋一部就有五万人 。【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得汉族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第四，“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 。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珪）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 。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第二条途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隆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

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 。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融合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穿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其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民族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融合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可见，【从融合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融合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别把鲜卑汉化全部归功于元宏一人，他只是踩了一脚🦶油门

第三条途径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魏晋南北朝时，【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公元296年氐人豪帅齐万年领导的关中各族的反晋斗争，公元301年氐人李特领导的益州流民起义，公元303年义阳蛮张昌在江夏领导荆州蛮和汉族流民的起义，公元311年蜀人杜弢在长沙领导的流民斗争，都是汉族劳动人民与流民中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共同斗争，其性质既是反抗民族压迫，又是反抗阶级压迫。毫无疑义，【这种反对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必然会大大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就是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反晋斗争，虽然带有突出的民族斗争的性质，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的】。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的沟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线的溶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因此，【民族融合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决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参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线才会完全溶解】，其【结果必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汉化的扩大和加速】。

元宏自己就是鲜卑和汉人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