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曹操，中国社会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
他写下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已经传唱千年。他高歌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让人耳熟能详。他在官渡之战中创造出以少胜多的神奇战例，却又在赤壁之战中尽显悲凉。他有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却不得不接受“三足鼎立”的骨感现实。他是学者笔下的巨人，却又被诗文小说家贴上“乱世奸雄”的标签。
1800余年前，他上演完自己的全部活剧，永远地谢幕了。然而有关他的种种争议，并未随着他的谢世而终结，甚至连葬身之处也变得扑朔迷离。
本以为，安阳西高穴村的考古发现解开了曹操的葬地之谜，然而社会最初投给考古学的却是怀疑和讥讽：
“考古队怎么能确认这座墓不是一座故意留些器物的假墓？”
“考古队发掘是为了当地政府的‘墓葬GDP（国内生产总值）’。他们被河南人收买了！”
“曹操墓里惊现两个头盖骨，经考古学家鉴定，一个是曹操的，另一个是曹操小时候的。”
本以为，安阳西高穴村的考古发现拂去了历史强加给他的诸多不公，然而在许多人眼中，曹操依然是窃取汉室，为乱天下，作践民生的“汉贼”。
西陵今还在，寒烟几度秋！
我们误解了曹操墓，也误解了曹操！

第一章　青石墓志透露的秘密
第一节　驸马都尉鲁潜
葬在安阳的历史名人
在中国的城市中，安阳是特殊的存在。这座城市也许没有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知名，却是无可争议的“七大古都”之一。
有学者曾按“作为都城所历经的朝代数”以及“作为都城的总时长”给每座城市赋值，结果安阳的得分居然超过南京、杭州与开封，是中国七大古都中排名靠前的重要古都。
历史上的西安、洛阳作为都城的总时长超过千年，成就了大汉、大唐的辉煌。北京曾经是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两代的都城，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政治心脏。安阳自公元前14世纪成为商朝人的“天邑商”，又在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数代为都，总时长达到390余年。
按老百姓的说法，既是都城，必然埋有“大官”。
这也确实不假。不仅有“大官”，更有帝王葬在附近。自商王盘庚将商朝都邑迁徙于此，历代商王便埋在了这里。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掘确认了商朝的陵园，并发掘清理了至少九位国王的陵墓。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几个朝代，也必有皇帝葬于此。除了帝王，“大官”更是大有人在。21世纪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期间，考古队便在干渠沿线发掘出了不少“皇亲国戚”。如北魏大臣李华、东魏将军赵明度，还有北齐贾进、刘杀鬼（刘通）等人的墓葬。这些都是北朝时期的名人。其中贾进是西汉名臣、写过《过秦论》的贾谊的后裔；刘杀鬼曾为梁州刺史，更是位“画门雀于壁间”、使人“拂之方觉”的艺术家型官员。

鲁潜墓志
西高穴村，是豫北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
说它不起眼，在于它的规模与建筑没有特别之处。百十间瓦房聚集在一起，略显得有些杂乱。村中的小路，曾经狭窄而泥泞，如今已经铺上了柏油路。类似的村庄，在豫北地区几乎到处都是。
西高穴村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15千米处，行政上隶属安阳县安丰乡（今属殷都区）。该村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当地人往往以“依水临峰”来描述周边环境。自豪之情，洋溢于言辞之间。

西高穴村出现于何时？史书无载。
散落分布的邻村，以及村与村之间延绵的田畴，却不时揭开他们荣光的过去。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捡块秦砖汉瓦、拾枚古钱残贝，早就习以为常。
20世纪70年代，西高穴村办了一家窑厂烧砖，但砖的价格始终卖不上去。据说是因为烧砖的土中瓦渣、瓷片太多。
西高穴村的邻村渔洋村，有一位叫龙振山的村民，喜欢收集古董，被人称作“土博士”。
龙振山的收藏与众不同，只着眼于自己村庄附近的田间地头。长年以来，他不仅收集铜器、瓷器、卜骨，也拾回家大量历朝历代的陶片。他的藏品已达3000余件。2007年在安阳师范学院和安阳市博物馆支持下，他从中选出1000余件，在自家院中建了一个展室，让来客免费参观。考古学家曾经拜访龙振山，惊讶地发现其藏品的年代涵盖了从中国史前时期至明清两朝所有不同时期，足以说明他所在的渔洋村是一座“至少6000年没有间断”的古村。
龙振山的收藏中，有1枚铜质门钉，外观简洁大气，让人联想起北京紫禁城内的朱门。见过此枚门钉的考古学家，都断定这枚门钉是规格很高的建筑物残留下来的，年代应属东汉，至少也是魏晋时期。
既然与渔洋村相邻，西高穴村一带深厚的历史背景可想而知。
西高穴村不仅与渔洋村相邻，村北先前还有古刹一处，名槐荫寺，据说东汉就已存在。该村南尚有无名冢数座，当地人说已历经千余年的沧桑。
北宋名相韩琦曾写下：“西山遗冢累累在，衰草寒烟几度秋”的诗句。
西高穴村往北跨过漳河，有当年曹操练兵的“讲武城”。由此再往北去，便是著名的北朝墓群。自西高穴村东行约15千米，还有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遗址。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千年古路，文献中称为“车马大道”。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曾发现过这条大道的路基，证实它与今天的107国道基本平行。“车马大道”两侧，同样古迹众多。
身处古迹包围的西高穴村，自己的历史根脉又在哪里？作为七大古都之一安阳的一部分，这里地势高亢，应是亡人归葬的佳壤。曾经活跃于安阳政治舞台的名人，是否也曾魂归此地呢？
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取土烧砖，无意间发现一块略呈方形的青石，石上刻有文字。此事传到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耳中，龙振山赶忙找到徐玉超。看过青石后，龙振山大吃一惊：这不是一方墓志吗？
墓志是古人死后的特殊随葬品。它的作用是追记死者生平，因而成为考古学家探究死者身份最重要的物证之一。
龙振山先做了一张拓片，同时建议将这方墓志交给文物部门。徐玉超接受了劝告。随后二人携带着墓志来到安阳市，找到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项魁和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

龙振山先做了一张拓片，同时建议将这方墓志交给文物部门。徐玉超接受了劝告。随后二人携带着墓志来到安阳市，找到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项魁和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

青石上的秘密
龙振山和徐玉超带来的墓志，宽31.5厘米，高20.7厘米，厚4.5厘米。
党项魁和孟宪武与龙、徐二人寒暄过后，便迫不及待地阅读起墓志上的文字。
墓志上刻14行120字。全文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大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墓志的文字并不深奥，加上些许历史背景知识，便可读懂它的主要内容。
墓志的前几行，介绍了鲁潜的生平。
建武，是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狂魔”、后赵皇帝石虎(295—349)的年号。按照墓志所载，鲁潜是勃海郡赵安县人，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享年75岁。由此推算，鲁潜应生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的泰始七年(271)。其生平最好的年华属于西晋时期。石勒攻取许昌时，已是不惑之年的鲁潜降了后赵。
这方墓志的主人是鲁潜，按照习惯，便称鲁潜墓志。
如果说这方墓志的前半部分与文献记载形成“互证”，并补充了鲁潜的个人信息，后半部分却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叙述完墓主人信息之后，墓志开始描述墓葬的位置。
墓志的后半段提及一个地点：高决桥。
高决桥显然指某个地点。“高决”二字的发音，与今天“西高穴村”实在太相近了，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后赵的“高决”就是今天的“高穴”。今天的西高穴村距漳河很近，高决桥是否会是位于今天西高穴村附近跨漳河的一座桥呢？
叙述了鲁潜墓与高决桥的位置关系后，墓志突然提及魏武帝，说鲁潜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武帝就是曹操。
鲁潜墓志的一番“套磁”，无意间透露了曹操陵墓的位置：即从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往西四十三步，再往北二百五十步即可到达鲁潜墓的明堂。
四十三步是多远？二百五十步又是多远？
按西晋前后的度量衡，一步为五尺，而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12厘米。四十三步，即大概51.85米。二百五十步，大概等于301.5米。
曹操墓就在鲁潜墓明堂东南300余米的范围内。
党项魁、孟宪武看过墓志，感到事关重大，又邀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笔者前来研究。笔者读过墓志，也认为其所言魏武帝陵很可能就是指曹操高陵。
出于慎重，笔者和龙振山找来徐玉超，专程赶往鲁潜墓志发现地勘查。可惜现场早已被破坏，墓志发现地点由于取土烧砖，变成了一个深近10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巨型土坑，要想找到鲁潜墓的位置已无可能。龙振山说，1992年砖厂取土时，曾发现多座古墓。这些古墓都有一定规模，不像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其中一座古墓距鲁潜墓志出土地只有8米左右，可能被盗过，只保存了死者骨殖、数枚“桥形饰”和数枚铜钱。龙振山猜测这里原来可能是后赵时期的一处墓葬群，鲁潜墓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鲁潜墓本身没了着落，但并不影响墓志内容的价值。大家不希望事情就此没了下文，便极力怂恿龙振山将墓志在考古学界公布出来。龙振山本来就是个“土博士”，很快以手中的拓片为基础，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了一份简报送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起改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办的《华夏考古》。为了这篇文章，龙振山改了又改。2003年，《华夏考古》终于将他的简报登了出来。鲁潜墓志从此为考古学界更多人所知。

简报中，龙振山根据鲁潜墓志所提供的位置，直接推论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南。
既然掌握了曹操墓的位置，为什么安阳市文物部门不启动发掘申报程序呢？
这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得发掘。
2003年有关鲁潜墓志的简报在《华夏考古》发表后，考古界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过勘查和发掘曹操墓。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考古学界的自律却并不能挡住不法分子的贪婪。
没过多久，盗墓贼盯上了西高穴。

在简报中，龙振山根据鲁潜墓志所提供的位置，直接推论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南。
既然掌握了曹操墓的位置，为什么安阳市文物部门不启动发掘申报程序呢？
这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得发掘。
2003年有关鲁潜墓志的简报在《华夏考古》发表后，考古界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过勘查和发掘曹操墓。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考古学界的自律却并不能挡住不法分子的贪婪。
没过多久，盗墓贼盯上了西高穴。

第二节　文物局在左　公安局在右
初探西高穴
发现鲁潜墓志的考古简报刊登出来的同一年，河南省文物局启动了南水北调中线文物普查工程。安阳县安丰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境内的最北段。2003年启动的文物调查工作，在安丰乡的固岸村发现了一处重要墓地。这处墓地延续时间很长，最早埋入的墓葬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直至元明清，其中以东魏、北齐墓葬最多。
2005年，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决定发掘固岸墓地。领队为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潘伟斌。
2005年7月，作为固岸墓地考古队队长的潘伟斌再次来到安丰乡。他最感兴趣的是固岸墓地中的魏晋墓。要知道，魏晋时期的墓葬，以往考古发现并不多。
2006年5月，借着和煦的暖风，豫北大地卸下肃穆的冬装。千年沧桑被大片掩盖，只有偶尔撕开绿色的黄土，提醒人们关注这里的历史。
西高穴村的男女老少如同往常，各自忙碌着活计。谁也没有注意到有几名陌生人朝村里走来。
陌生人没有进村，而是径直奔向了村南的岗地。
这块岗地高出周围田陌将近4米，面积在20亩左右。分田到户的时候，它被分割给了11户人家耕种。这并不是一块好地，地势高，灌溉难。但千百年来与西高穴村真正息息相关的，正是这块瘠薄之地。
来人是时任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岸考古队的潘伟斌等人。他们似乎奔着特定的目标而来。

来此之前，贾振林掌握着安丰乡最新的盗墓线索。他告诉潘伟斌，安丰乡西高穴村最近有一座大墓被盗，希望潘伟斌到现场对被盗古墓的价值作一次评估。
刚开始，潘伟斌有些犹豫。潘伟斌并不怀疑墓葬被盗的消息真伪。在安丰的日子里，他晚上经常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后来才知道，这是盗墓贼在放炮。为此他还随同当地派出所去现场抓捕过盗墓贼。眼下他怀疑的是，贾振林说的这座被盗大墓有没有那么宏伟壮观。固岸墓地的发掘工作正忙着呢。他决定先派考古队员聂凡和任成磊去现场看看。临行前他叮嘱聂凡和任成磊带上数码相机，以便拍几张现场照片向他汇报。
西高穴村在固岸村西边约数千米，但任成磊和聂凡随同贾振林居然折腾了半天才回来。潘伟斌正埋怨，聂凡和任成磊却破门而入。两个小伙子二话没说，直接将相机联在了潘伟斌的手提电脑上。等看到聂凡和任成磊拍回的图片，潘伟斌几乎打了个冷战：这座被盗古墓使用了高规格的青砖构筑墓室，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去探访这座大墓，于是便有了这次西高穴村之行。
潘伟斌一行人到了岗上，徒步勘探了一番，便奔向岗地西头。岗地西头是一处南北长超过200米、东西宽接近100米、深达5米以上的大坑。这个大坑，是西高穴村村民徐镇海等人烧制砖瓦时取土形成的。

2005年国家颁布政令保护耕地，砖窑停工。深陷的取土坑，成了犯罪分子的隐身之地。早在徐镇海等在村南岗地西头烧砖时，便有盗墓高手注意到了地下的异样。这年除夕，有人利用村民放鞭炮的时候，用炸药在坑内土质异常的地方炸开一个口子，发现地下3米处埋藏着一个砖墓。随后盗墓分子便破墓而入，将墓葬大肆洗劫一番。
考古队员有时会将盗墓贼称为“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
“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这两个名号，是三国时陈琳“赏给”曹操的。曹操是否真的设了这两个官衔，已经没有人知道。但在考古队员心里，盗墓贼是他们的天敌。
考古队员痛恨盗墓贼，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今天之行他们便是因为盗墓贼而来的。
潘伟斌等在西高穴村西的取土坑边并未多作停留。因坑边太陡，大家只好绕道下到坑底。
在靠近大坑内的东部断崖处，贾振林停了下来。大家一眼便注意到了地下有一个又黑又暗的深洞。贾振林一指那个深洞说，到了，就在这里。潘伟斌低头望去，只见盗洞约有一米见方，里面黑乎乎的，于是趴在洞口仔细往里看，发现盗洞底部向北有个斜坡，斜坡下部有一个更大的洞，洞的周围隐隐约约有一圈青砖。再往里看，什么也看不到了。
西高穴大墓有两座，这里就是后来被称为西高穴二号墓的大墓。
潘伟斌决定顺着盗洞下去看个究竟。于是让人找来绳索，将绳的一端拴在自己腰间，另一端请贾振林和任成磊等人拉住。
潘伟斌一手拿着手电筒，顺着盗洞缓缓地下到洞里。绳子下坠了3米左右，发现砌有一圈青砖的地方正是古墓的墓顶。盗洞从墓顶的青砖穿越而过，再往下肯定便是墓室了。他留心了一下砖的尺寸，大约长50厘米，宽25厘米，素面磨光。他很清楚，这种砖的年代远不止千年，而且墓葬具有很高的规格

潘伟斌决定进入墓室。他向地面的任成磊等喊了几句话，叮嘱他们拉紧绳子。
有了同事配合，他顺着盗洞向墓室下坠。向下滑行了4米左右，他隐约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以为到了底，于是松开抓绳子的手，没想到一下子摔倒，滚到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回头向上看时，洞口仅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
这时他距盗洞口已有八九米，四周漆黑一团。他拿起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尽力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墓内的环境。过了一会儿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座规模超大、规格极高的砖室墓。该墓的墓室不止一个，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仅仅是该墓的后室，还有前室和侧室。后室的砌法极为讲究，顶部结构在考古学中称为四角攒尖式。他从后室向前爬行，通过一个通道来到前室，发现前室的墓门居然还没有被完全打开。
潘伟斌特别留意了一下墓葬被盗的情况，发现墓室内淤泥很多，许多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这使得他心情复杂起来。这座墓葬结构复杂，而且采用四角攒尖顶的结构，具备了王侯甚至帝王级规格。鲁潜墓志记载附近有曹操墓，看来这种可能性的确不能够排除。但他又心生遗憾，盗墓贼捷足先登，又一座重要的古墓遭到了洗劫。
潘伟斌没有在墓内多停留，他攀出盗洞，一面叮嘱同行的安丰乡干部立即将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保护，一面决定及时将这次探访结果向上级领导汇报。

西高穴二号墓的盗洞照片，由内向上看（潘伟斌供图）
贾振林急切地想知道潘伟斌对西高穴大墓性质的判断。观察了古墓结构的潘伟斌终于让他感到慰藉。潘伟斌说，这至少是一座王侯级大墓，不排除曹操墓的可能。
潘伟斌的意见让贾振林如坐针毡。这么重要的一座大墓居然被盗，岂不是让他这个书记难堪！他问潘伟斌能否进行发掘。潘伟斌摇摇头，说考古发掘必须有国家文物局批准，否则即便是官方考古队，擅自发掘也是违法的。

贾振林急切地想知道潘伟斌对西高穴大墓性质的判断。观察了古墓结构的潘伟斌终于让他感到慰藉。潘伟斌说，这至少是一座王侯级大墓，不排除曹操墓的可能。
潘伟斌的意见让贾振林如坐针毡。这么重要的一座大墓居然被盗，岂不是让他这个书记难堪！他问潘伟斌能否进行发掘。潘伟斌摇摇头，说考古发掘必须有国家文物局批准，否则即便是官方考古队，擅自发掘也是违法的。
公安局的文物保卫战
转眼到了2008年春天，安丰乡的贾振林书记再次来到固岸考古队驻地，找潘伟斌通报了一个重要信息：西高穴大墓又发现被盗的痕迹。
原来安阳县接到省、市文物局关于加强西高穴大墓保护工作的通知后，指示当地乡、村干部按文物部门的要求，将盗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希望以此阻止盗墓活动，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到位。2007年年底，一支由十二个人组成的“盗墓小组”，拿着手电、木棍、麻绳及挖土的钢筋等，通过已有的盗洞，再次进入了墓室。贾振林通报的最新被盗痕迹，正是2007年年底的盗掘活动留下的。
潘伟斌又一次来到西高穴大墓，这次他注意到墓室内的淤土比过去高了许多。之前他下到墓室中，足底着地处距盗洞口还有4米深，现在连3米都不到，说明墓室内堆了更多的淤土。这些土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盗墓贼每次盗墓，都会顺着旧的盗洞，把以前洞口的回填土推到洞穴中。墓室中的堆土，也就越淤越高。可见一年多来，前往盗掘西高穴大墓的不法分子并不止一批。
大墓后室顶部的两个大盗坑，是每个考古队员心中的痛楚。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盗墓贼从这两个盗坑中下到墓室，更无从知晓有多少件文物从这两个盗洞中流入不法市场。
作为主管业务工作的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为墓中文物的流散忧心忡忡，多次要求安阳市公安局尽快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安阳市、县两级领导也意识到墓中文物流失已经是一项巨大损失，责成公安部门尽快成立专案组，专门负责此墓葬被盗案件的侦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