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日，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寒冷的“大寒”降临，我出生在武汉一个教师家庭。
一九五八年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与母亲谈话。第二天早上，妈妈给我的过早（早餐）钱，由原来的六分钱变为三分钱。后来父亲不教书了，到农场去劳改。
我在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读书时，心思不在书本上，成天想怎么挣钱补贴家用。我和弟弟妹妹在家里择蜜枣、迭纸袋。我到马路上帮人推板车，捡烟头。二姨高立文送我家一只小白兔，我下午放学后就到菜场去拣菜叶，说是给兔子吃，实际上好的菜叶家里做菜吃了。
我在街头看别人怎样擦皮鞋，就在小抽屉上钉块木板，成了我擦皮鞋的箱子，星期日我背着箱子和板凳到没有同学居住的二耀路去擦皮鞋。别人吆喝着，我却是低着头不敢看人，没有一个人找我擦鞋，母亲再也不让我出去擦皮鞋了。
我家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如蚊帐、衣服等。父亲穿的一双旧皮鞋，我擦亮后在寄卖店居然卖了15元。在我家经济最困难的日子，小舅舅高立志和三姨高立珍，两人错开每月寄钱给我家，最少10元，逢年过节15元或20元。

加油！

感觉看你发的容易疯

7、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1）
二姨家在武昌文明路，住在一楼，有三间单独的、每间大约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晚上我一人睡一间小房，依然睡不着觉。回想当晚在二姨、二姨爹房间闲谈时，进来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长得漂亮，我还朝她多看了一眼，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怀疑这是否是有意安排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成天纠缠在如何处理与两派同学的关系。产生怀疑的念头，可能就是我思想崩溃的临界点及转折点，我开始将现实生活怀疑成是一种安排。当然，事实是这个邻居小女孩到我二姨家来玩一玩，恰巧我也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安排。
此时我睡在床上，各种经历、各种事情、不论是记住的还是早已忘记的，纷纷在脑海里涌现，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地快速闪过。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的思想，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事先安排好了，只隐瞒我一个人。学校里的各位同学、各派学生组织、我与各派同学的关系、家里的父母弟妹、亲戚朋友、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毕业分配等等，都是经过事先排演，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每一个人都按照分工，扮演各自的角色、各负其责，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我还以为我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以此进一步联想和推测，那么父母亲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弟弟妹妹呢？也可能是父母亲生的，也可能是挑选来扮演我的弟妹的。我的那些亲戚呢？可能他们就是我父亲、母亲家里的亲人，也有可能是挑选来扮演亲戚的角色。我的同学、老师、与我打交道的一切人都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思索着，想啊，想啊，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8、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2）
可能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电影导演，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为了使我能够亲身体验以后剧本中所需要的真情实感，而专门设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长大后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为什么要我到二姨家来住呢？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在对我的培养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期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主管这件事的上级领导，早就开始区分和追究是我家里人的责任，还是学校同学的责任。难怪最近我的父母看到我时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说父母才是为我好，要我脱离学校那种环境，不要到学校去。
看来家里父母和学校同学之间为推卸责任已有矛盾。现在要我到武昌二姨家来，一定是对我的培养已经失败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级已经分清了责任，要在汉口处罚我父母弟妹才要我避开来到武昌。
想到这我焦急万分，即使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妹妹，我与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生死牌》故事的情节，在这次惩罚中，我的父母弟妹都得到了“死牌”，已必死无疑。
我似乎听到室外自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在暗示我，我的父母弟妹现在都被捆着，身上正在流血，因为我的原因，他们都要被杀害。我深深爱我的父母弟妹，我越爱他们，我就越难受，我的心就好比被刀一点一点割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9、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3）
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去救我的父母弟妹全家人。这时已经是半夜，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穿过走道，到对面敲二姨、二姨爹的房门，并大声喊：“我要回家！”二姨和二姨爹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对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过江回汉口？”我说：“我都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也不是我的二姨。”我看到二姨和二姨爹听到后大惊失色，一脸惊恐的神情，二姨连声喊道：“我是你二姨！我是你二姨！”
我想往外走，自己回汉口。二姨爹一把抱住我，我的表弟、邻居也有人闻声起来，阻拦我出去，并一起把我拉回我住的房间。我认为那些负责培养我及有权处理我全家命运的上级领导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想要他们出来，听取我的意见，不要杀害我的全家。为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引出来，我抓住房间垂吊电灯灯泡的电线，将电线、灯头一把扯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房间的人一起把我拉住，按在床上。此时并没有发生我认为的所谓负责人走出来，我只得顺从躺在床上。二姨、二姨爹等人看到我平静些，就离开我睡觉的小房间，可能就在屋外守着怕我再跑出去。
我躺在床上，头脑的思维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又冒出许多想法。我刚才说父母不是我的父母，二姨也不是我的二姨这句话时，二姨怎么那么惊恐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这种不让我察觉，在看似平常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将我培养成为导演的安排，最大的失败就是穿帮。如果被培养者感觉到，识破了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是为了培养自己而设计和实施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培养工程就真正彻底失败，不可能再采取补救措施。
刚才我跳出来，亲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为这样可以救自己全家人，反而是我不打自招，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培养工程宣布失败，也就是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部判了死刑。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处死了，他们是死在我的手里，都是我的过错。那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惨遭灭门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使我生不如死。
早晨，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小毛（我的小名），你怎么了？”母亲抚摸我的头时，她的手在发抖，说话声音在颤抖。母亲注视我时，那满含泪水的眼睛、那悲伤的眼神、那凄惨的面容是我从来未见过的，一下子母亲的眼泪全流下来。父亲强打着精神，对我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们还要支撑着演这场戏，还要挽救培养我成为导演的这个败局，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好像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我强忍着泪水，我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我却再也不能说出来，越是明白，就越是害了自己全家人。面对我最深爱的父母亲，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我却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说：“我害怕。”父亲对我说：“你怕什么，什么人也不敢动你。”当然，我这个关系着那么多人生死的重要人物，肯定别人不敢动我。我当时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理解的。

10、看门诊
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后一辆三轮车，母亲双手紧紧抱着我，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然后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三轮车缓缓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带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一会儿就让我出来了。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一个大厅，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11、精神病院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十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为了我得到真理而经历体验的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
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电疗时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象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她对我说：“找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中间，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等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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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十八岁的疯子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了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13、因病留城
一九六八年底学校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根据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
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道办事处，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残疾转入街道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是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下乡插队落户。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协助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当年以“备战备荒”、“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命运让我有幸接触到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4、全家下放（1）
母亲任教的小学，突然通知母亲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任教的中学联系好，父母及全家一起下放农村。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作为知青，随学校下放湖北随县（现随州市）农村外，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共6口人下放湖北枣阳县（现枣阳市）农村。
这下子全家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武汉吗？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城。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以后还有招工的希望。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先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经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城里等待分配工作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两头都落空。没有什么比全家在此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一个学校第一批去插队落户的教师很少，母亲所在的小学只有两人。这种对我们全家最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偏偏会落在我们身上？
是否是母亲在文革中参加了学校造反派组织？可是学校那么多老师都参加了，而且母亲属普通成员，学校从来没有说母亲什么。
是否是我们家有两个初中毕业生都因病未下乡而遭别人眼红？我们家离母亲学校很近，学校对我家情况很了解，我们兄弟俩从外表来看，也看不出身体有什么不好，这次就来个一锅端？
是否是父亲的问题造成全家下放？父亲在文革中老老实实，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不参加。即使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拉他加入，即使我们对照两报一刊社论，认为他可以参加群众组织，父亲始终坚持文革中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除了文革初期挨了整，后来一直未被波及。
我分析这次下放是母亲单位发起的，应该不是父亲的原因。当初我们兄弟俩即使有病也应该随学校下乡，以免遭遇全家下放这种更坏的下场。现在后悔也晚了，父母端的是国家饭碗，要你去哪儿都得去，没有讨价还价可能。
我怎么也未想到，应该是我造成了全家下放。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扮演我这样角色的人，是不可能缺席当代青年的潮流知青下乡的。再说如果我不下乡，其结果只能是本人档案里装有由学校转街道的手续、患精神病的医生证明，再由街道安排到集体所有制企业。那样的话一辈子都不可能摆脱精神病的帽子，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发生的我在农村招工成为国企职工，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经单位推荐参加考试去上学读书等命运的逆袭。

15、全家下放（2）
当年由于担心大弟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妹插队的随县。
离开街道时，街道管病残学生的干部为我在街道的表现，写了一份个人评语，对我评价很好，并鼓励我早日加入党组织。当时我想入党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我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从未想到后来我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了货运火车运往农村。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梁集区太平岗公社严湾大队六小队插队落户。
别了武汉，生长了二十年的可爱家乡。我在心中向那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去玩水的长江；向我经常走过的熟悉的楼房街道；向我的母校老师；向我初恋的姑娘告别。
别了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此度过，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我不相信有一天我的户口能够重新回到武汉，再次成为武汉人。

16、初恋（1）
在离开家乡奔赴农村的列车上，在为不可知的前途忧虑时，心中还多了一份牵挂，送别时那姑娘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我在街道时与一位也是因病留城女孩从相识发展到相恋，她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相貌比较漂亮，她留城的病因没有我那么可怕。
有一次我约她晚上到汉口滨江公园会面，俩人漫步走到长江边，在矮树丛的岸坡边坐下来。皎洁的月光下，面对不远处轻轻拍打岸边沙滩的江水，我们膝足谈心。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勇气碰她。我们相处期间最亲密接触就是这次去江边，跨过土沟时我牵过她的手。正当我们恋情将会朝向我所渴望的亲密方向发展时，我要离开武汉随父母到农村插队落户。
临别时我们交换相片，她到我家来送行。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已经结束，除非我能短时间从农村招工回武汉，但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不敢奢望的。尽管当时还未开始招工，但经过上次初中毕业分配，我从不怀疑在升学、招工、参军等人们向往的好事，都会坚定不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很难有我的份。我只希望当我思念家乡时，她能留给我一个美好回忆，一丝牵挂，我就知足了。
下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信。我第一次回汉时，她将我送给她的相片，在街道和下乡后所有信件都退还给我。（回农村后，我也将她的相片和信件邮寄给她。）问其原因，她说不愿被别人议论。我感到不解，我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曾帮我俩传递信件，一起在街道服务的男生告诉我，我离开街道不久，我所在中学也有一位女生转入街道，我与这位女生玩朋友的消息在转街道学生之间传开了，议论我脚踏两只船、雁过留声。
没有想到，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秘密，竟然在我离开后，以另一种说法大白于天下。这位后来转入街道的女同学，在学校和我是同一个年级。她家离我家不远，同学们都下农村后，我有时在街上遇见她，开始只是相互问候，后来谈话渐渐多了，她要我到她家去玩。我多次去她家，她的母亲可能没有工作，每次都在家里，我来后她母亲就离开了，让她陪我说话。她对我很客气，每次去了都泡茶给我喝。我们谈话也很投机，我感觉她愿意与我交往，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我再来玩。我也请她到我家来玩，记得她好像来过一次。
她外貌清秀、身材苗条、人也聪明。我原来在同班同学的家里曾碰见她，传说他俩在玩朋友。我曾提到这位男同学，听她的口气没有玩朋友那事。她一直对我热情相待，究竟是对我有意，还是我把客气当作福气，自作多情单相思。如何判断这个问题？在我和她的交往中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同学们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而留城，她应该也知道，她从未问过我因什么病而留城。她怎么会找一个有这样可怕的疾病又没有工作的人交朋友呢？稍有理智和头脑都不会与我交朋友，但她对我怎么又这么好呢？
她对我究竟是否有意，我没有进一步试探，我想把这友谊和谜保留在心里。我转入街道后去过她家，谈论转街道情况，她正在办理因病转街道所需手续。我对她是一见倾心，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她表示我对她的爱慕，我们之间连手也未曾碰过，但是她应该明白我对她的情意。我相信街道有关我和她的传闻不会是她说的，她不会认为我们之间曾经是男女朋友关系。我跟随全家下放没有告诉她。是否是她转街道后问过我，说与我熟识，因而被别人瞎猜测。我与她玩朋友是怎么传开的，或者只是少数人的猜测，我至今对此并不知情。
我和这位女同学之间发生的只是我青年时代一个单相思故事。我考虑到我曾患有精神病，这个令人感到可怕的疾病，使我失去了向心爱姑娘表示爱情的勇气。当时我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对异性充满好奇和渴望，却因精神病患者的自卑感，或者说自知之明的理智，压抑了青春的激情，阻挡了对爱情的追求，泯灭了少男少女之间交往可能碰撞出的爱情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