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一下《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我不知道你这个“道家说，要先心静才能明志才能坚定，而儒家说，有了目标有了志向才能心静”是从哪理解的。但既分道儒，则两家所求当然不同。道家求“道”，你可以说道是自然，道是规律，道是万物，老君曰“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可见“静”则是“道”的内在属性之一，通过“致虚极，守静笃”，即达到极度的虚无和坚守极度的静谧，个体可以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从而达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而儒家，“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不断的内省和自我修养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分类有很多，儒家有八个学派，分别是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梁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

从整个儒学发展史来看，一般是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
先秦儒学按照熊十力的看法，源自于一是尧舜至文武的政教垂范，二是伏羲易卦所导源的穷神知化的辩证思维[1]，而由孔子综汇两者，创立儒家学派。但由于“焚书坑儒”，先秦儒学的真面目并未完全显现在今人面前。
两汉经学应是由荀子传经[2]，而刘向，刘歆父子对经学的整理则居功至伟，构建了经学中的文献学，考据学，目录学的基础，另一方面，董仲舒在经学旧有的政治理论公羊，谷梁，左传之外，又引入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法家学说，构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为基础的谶纬神学，为经学的政治实践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两汉的经学分为两个重要的派别，一是刘向，刘歆以学术为主要方向的古文经学，二是董仲舒以政治实践为主导的今文经学。
虽然有人认为魏晋玄学是道家而非儒家，但由玄学家们的自述和辩论来看，这显然不能成立。魏晋玄学中最知名的人物竹林七贤，只有嵇康一人是道家，其余皆为儒家。而魏晋玄学最重要的人物也并非竹林七贤，而是仅活了23岁的短命天才王弼，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以老解易，解决了儒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体用分离（至少有一个解决的思路）。另外，现行流传的《道德经》实际上正是王弼整理出来的。魏晋玄学由于空谈论道而深为后世所诟病，但是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努力无疑启发了宋明理学。魏晋玄学无明显的派别之分，如果有的话，也只有裴頠的崇有论与王弼的贵无论算是针锋相对。
宋明理学无疑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儒学，为了对抗宗教，他们构建了一个可以与宗教理论相抗衡的宇宙论，并且发掘出之前并不很受重视的孟子和子思的学术，在此基础上将儒学的方向由之前的考据，辞章，政治转向了义理之学，将儒家经典由六经转向了四书。而在政治实践上，正式将谶纬神学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推出了“道统论”[3]。而在道德实践上，他们也一改儒学之前主要在上层传播的途径，而是面向普罗大众传道。具体是通过建设以书院，乡约，义学，义仓，宗族为纽带的地方自治体系，从而达到觉民行道的目的。宋明理学主要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载气学，此外宋明儒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派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自明代王廷相结合气学和事功学派起，至清代正式形成了“实学”。
儒学主要就是这些内容，粗分即是经学和玄学（义理），另外一个可做参照的是，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在接触了儒学之后，敏锐地发现了儒学的分野，因此将重视义理的宋明理学称为后儒，而将重视经学的先秦两汉儒学称为先儒。所以儒学的派别其实并没有如题主问题中所言那么细分，只是在每个时代重视的内容不一样，以及在时代背景下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会采用新的工具，比如董仲舒引入阴阳家，王弼用道家理论来解儒家的周易，而宋明理学则采用了印度的因明学作为工具，而在清末，康有为又用西学来重解公羊经。而不变的核心依然是经学和义理，当然在近代，经学被剥离了政治功能，作为史学存在，而义理则至今仍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有很大影响，尽管曾经被打压得很厉害。

现在宣传多的是宋明理学

至于道家道教也有很多学派派系，不能一概而论

目标不一样

儒者的静在礼
道家的静在虚
心中存了一条不偏不倚的绳子就也静了
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不静呢

道家的静和儒家的静虽然是同一个字，但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