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几近“弃而不用”的籍没制随着蒙古入驻中原再度兴起，而其后继者明朝几乎完全延续了蒙元时期的籍没制。相较于唐宋时期对“被籍没奴隶”的宽容，元明籍没制毫无疑问是华夏文明的倒退。
读过史书的不难记起《尚书》、《甘誓》和《汤誓》中“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之类的文字。这无疑是先秦早期国家对臣民籍没刑罚的较典型记录。
秦汉籍没刑已相当流行，《秦律》规定“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则妻没为官奴婢。后世仍散见“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等汉律条文。
两晋南北朝籍没刑更为成熟，晋《泰始律》在死刑、徒刑、“夷三族”等之外，正式出现“没官为奚奴”等名目。
唐代“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籍没妻子被缩小在谋反大逆范围内。《唐六典》载:“……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又意味着借皇帝恩赦逐步放免被籍没的官奴婢，已成为唐代通制。
宋太宗以后，改籍没为近亲流放“配隶边远州郡”，南宋几乎弃而不用。就是说，中唐以后籍没刑盛极而衰，南宋原辖江南地区籍没仍被局限在谋逆等狭小范围，其他罪行则弃而不用，后者实际上是对“唐宋变革”中籍没刑衰落等进步成果的很好继承。
元中叶南人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所言诚是。尤其是着眼“唐宋变革”成果多被南宋辖区所承袭的大势，元籍没在江南的移植和复制，特别是直接毁坏亲缘组织和家庭财产，同时改变臣民血缘身份和法定身份，甚至导致“纵暴民财，民被榜掠，死者无算”。其消极落后性是不容置疑的。
以妻子没为官奴和没收家庭财产为内容的籍没刑，说到底，就是用专制君主国家大**摧毁剥夺犯罪臣民的家庭小**，故自然会侵害相关家庭结构和君臣、君民关系等。
元籍没在江南的移植和复活，无论是着眼“唐宋变革”成果多被南宋辖区所承袭，抑或揆之君臣、君民关系消长互动，都属于逆转倒退。特别是元籍没对江南君臣、君民等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等的冲击或潜在影响，亦不可小觑。
由于元籍没在汉地及江南的次第推衍，包括广大汉人、南人在内的元朝臣民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蒙古**制的军事封建主义”的“洗礼”。后者的历史影响，似乎更长远和更深刻。
如前述，妻室儿女籍没和家产籍没，在江南等华夏经济文化重心所在地域内的重新推行，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已经在退化消失的中古籍没旧制和与此相关联的君臣、君民主奴化等陈腐惯力，并且使它与蒙古**制的军事封建主义的东西发生较多融汇涵化。
其结果是尽管中唐以降“不抑兼并”在田制等主导经济秩序方面普遍实施，尽管江南地区租佃雇用等高度成熟发达，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君主至上法权依然永恒且是在最高层面稳固展现，臣民私有财产及身家则始终未曾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
相反，后者常常会在“籍没”等名目之下被专制君主任意剥夺殆尽。既然元籍没已在江南部分复活，其对元末淮泗流域朱元璋集团的影响，想必更为直接和更为根深蒂固。
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层面的潜在冲击影响，籍没在明初又“借尸还魂”，经汉人乞丐皇帝朱元璋父子之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明初大规模的籍没率先在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实施，由南而北，推向全国。朱元璋兴胡、蓝之狱，连坐族诛功臣及亲属4万余人。还以籍没等剪除取缔江南豪富，正如杨复吉所言:“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
朱棣诛杀建文帝余党，又滥用株连籍没。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被株连九族、十族，或称“瓜蔓抄”。翰林学士解缙因诏狱处死，“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忠诚伯、兵部尚书茹瑺子茹铨等27人及田庐亦被籍没。
不少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颇厌恶孟子，曾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尤其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名言，大为光火，“谓非臣子所宜言”，特意命儒臣修《孟子节文》，删掉了以上“土芥”“寇仇”等文句。这和籍没在明代超越元代等戏剧性的变化之间不能说没有因应联系。
尽管朱元璋是乞丐赤贫出身和推翻胡元的汉族开国皇帝，尽管明初朱元璋曾经实行语言服饰等方面的去蒙古化的整肃，但蒙元人主所带来的北方**制社会关系、文化观念及其与汉地相关陈腐形态的融汇涵化，容易导致推翻蒙元统治的朱元璋在视臣民如“土芥”方面，反而和与成吉思汗等蒙古草原贵族如出一辙。
故而在籍没刑死灰复燃上，朱元璋似乎是亦步亦趋，“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在这个意义上，元籍没，尤其是它在江南的复活移植，似乎充当了明清二王朝籍没转而格外盛行的重要社会根由。
——节选自李治安教授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元江南地区的籍没及其社会影响新探〉》
读过史书的不难记起《尚书》、《甘誓》和《汤誓》中“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之类的文字。这无疑是先秦早期国家对臣民籍没刑罚的较典型记录。
秦汉籍没刑已相当流行，《秦律》规定“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则妻没为官奴婢。后世仍散见“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等汉律条文。
两晋南北朝籍没刑更为成熟，晋《泰始律》在死刑、徒刑、“夷三族”等之外，正式出现“没官为奚奴”等名目。
唐代“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籍没妻子被缩小在谋反大逆范围内。《唐六典》载:“……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又意味着借皇帝恩赦逐步放免被籍没的官奴婢，已成为唐代通制。
宋太宗以后，改籍没为近亲流放“配隶边远州郡”，南宋几乎弃而不用。就是说，中唐以后籍没刑盛极而衰，南宋原辖江南地区籍没仍被局限在谋逆等狭小范围，其他罪行则弃而不用，后者实际上是对“唐宋变革”中籍没刑衰落等进步成果的很好继承。
元中叶南人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所言诚是。尤其是着眼“唐宋变革”成果多被南宋辖区所承袭的大势，元籍没在江南的移植和复制，特别是直接毁坏亲缘组织和家庭财产，同时改变臣民血缘身份和法定身份，甚至导致“纵暴民财，民被榜掠，死者无算”。其消极落后性是不容置疑的。
以妻子没为官奴和没收家庭财产为内容的籍没刑，说到底，就是用专制君主国家大**摧毁剥夺犯罪臣民的家庭小**，故自然会侵害相关家庭结构和君臣、君民关系等。
元籍没在江南的移植和复活，无论是着眼“唐宋变革”成果多被南宋辖区所承袭，抑或揆之君臣、君民关系消长互动，都属于逆转倒退。特别是元籍没对江南君臣、君民等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等的冲击或潜在影响，亦不可小觑。
由于元籍没在汉地及江南的次第推衍，包括广大汉人、南人在内的元朝臣民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蒙古**制的军事封建主义”的“洗礼”。后者的历史影响，似乎更长远和更深刻。
如前述，妻室儿女籍没和家产籍没，在江南等华夏经济文化重心所在地域内的重新推行，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已经在退化消失的中古籍没旧制和与此相关联的君臣、君民主奴化等陈腐惯力，并且使它与蒙古**制的军事封建主义的东西发生较多融汇涵化。
其结果是尽管中唐以降“不抑兼并”在田制等主导经济秩序方面普遍实施，尽管江南地区租佃雇用等高度成熟发达，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君主至上法权依然永恒且是在最高层面稳固展现，臣民私有财产及身家则始终未曾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
相反，后者常常会在“籍没”等名目之下被专制君主任意剥夺殆尽。既然元籍没已在江南部分复活，其对元末淮泗流域朱元璋集团的影响，想必更为直接和更为根深蒂固。
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层面的潜在冲击影响，籍没在明初又“借尸还魂”，经汉人乞丐皇帝朱元璋父子之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明初大规模的籍没率先在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实施，由南而北，推向全国。朱元璋兴胡、蓝之狱，连坐族诛功臣及亲属4万余人。还以籍没等剪除取缔江南豪富，正如杨复吉所言:“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
朱棣诛杀建文帝余党，又滥用株连籍没。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被株连九族、十族，或称“瓜蔓抄”。翰林学士解缙因诏狱处死，“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忠诚伯、兵部尚书茹瑺子茹铨等27人及田庐亦被籍没。
不少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颇厌恶孟子，曾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尤其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名言，大为光火，“谓非臣子所宜言”，特意命儒臣修《孟子节文》，删掉了以上“土芥”“寇仇”等文句。这和籍没在明代超越元代等戏剧性的变化之间不能说没有因应联系。
尽管朱元璋是乞丐赤贫出身和推翻胡元的汉族开国皇帝，尽管明初朱元璋曾经实行语言服饰等方面的去蒙古化的整肃，但蒙元人主所带来的北方**制社会关系、文化观念及其与汉地相关陈腐形态的融汇涵化，容易导致推翻蒙元统治的朱元璋在视臣民如“土芥”方面，反而和与成吉思汗等蒙古草原贵族如出一辙。
故而在籍没刑死灰复燃上，朱元璋似乎是亦步亦趋，“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在这个意义上，元籍没，尤其是它在江南的复活移植，似乎充当了明清二王朝籍没转而格外盛行的重要社会根由。
——节选自李治安教授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元江南地区的籍没及其社会影响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