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皇帝朱元璋“驱逐胡虏”的丰功伟绩值得肯定，但其经济政策往往为后世所诟病，甚至为明朝的最终覆亡埋下祸根。毫不夸张的说，朱元璋父子在江南实施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提起元朝统治江南政策，人们很容易想到“内北国而外中国”的“四等人”民族压迫和“穷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财富掠夺。但这仅是元朝江南政策的某些侧面。
元末不少南人进士或“义兵”效忠元廷，入明之后仍然有南方士人怀念元朝等，表明元朝江南政策复杂多面，至少包括“四等人”制、北方诸色户计制嫁接、“安业力农”和“重商”等诸多内容，其社会影响也呈现繁复错综。
平定南宋之际，除常州、沙洋堡、静江外，绝大多数城市均因谕降而幸免战火，故大体保留原有的“销金锅儿”式的繁荣秩序。
汪元量诗可为证:“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城依旧使铜钱。”
更重要的还是元廷出于财政等需求，“重商”和重市舶，带来江南商业经济的继续繁荣。
就全国而言，元廷实行的是“重农不抑商”，这与南宋朝野认同的“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观念基本一致。由于江南商业经济的良好基础和忽必烈等“嗜利”，江南一直被蒙元统治者视为获取财货及奢侈品的渊薮，故而在江南实行重商。由于官方重商，江南大小商业经济长足发展，形成“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浪潮。
如图所示，元代江南地区农业税和商税的比例当是保持在5:1左右。此比例雄辩表明: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其“安业力农”“重商”重“市舶”政策，造就了元代江南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不自觉地维系保护了“唐宋变革”后江南“富民”农商秩序且有所繁荣发展。
如果单纯凭主观想象，汉人皇帝朱元璋“驱除胡虏”而建立的明王朝，理应在江南实施“唐宋变革”式的社会经济政策。然而，事情真相却令人大失所望。
朱元璋起家于濠泗，其政治军事策略大抵是先削平江南群雄。平定陈友谅后，开始实施“部伍法”，卫所军户制遂基本奠定。其诸卫、千户所及军户世袭等，大抵来自元朝制度。总体上看，明朝先定江南，卫所军户制同样是起步于江南，而后借北伐和西征，随军事政治统一而推行全国，该制对原红巾军、“义兵”两大地方军事势力及元军残余的收编迁戍及整合利用等效用相当大。与南宋募兵比较，起步于江南的明卫所军户制，仍属于蒙元式落后的世袭兵役制。
徙富民，又是朱元璋以峻法“刬削”东南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
贝琼云:“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杨复吉则曰:“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甚族，三世不宥”。
迁徙和刬削富户，非因犯罪，“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客观上对缓和江南土地占用过度集中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自南朝到宋元主导江南社会经济的富民，毕竟受到千年未有的重大劫难。就文化而言，“尤其是在苏南和浙北地区，被暴力胁迫的外迁人口有相当一批是富户或文化阶层，这对迁出区域来说，向外的勺移民同时意味着本区域文化的衰落”。
洪武十四年(1381)颁贱商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商贾被编入市籍，“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并强制提供无偿劳役及货物。不少商人“一挂商籍，其家立罄”。又实行对行商的“路引”及“店历”等管制。无路引而经商，“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上述政策虽然是全国性的，它恢复唐前期“市籍”“坊市”等旧模式，故对商业经济繁荣发达的江南颇具破坏性。
朱元璋等还实施严酷的海禁。洪武十四年(1381)前后，屡次“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大明律》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朱元璋又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故尝禁其往来。”
海禁政策，盖出自对商人“惑利”的憎恨和维护朱明王朝“刑宪”秩序。“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摧毁了宋元东南沿海繁荣鼎盛的海外贸易及江南商品经济，一味收缩内敛和管控，随之造成长达 200年的闭关锁国。直到隆庆开禁，海外贸易才迅速恢复，刺激白银内流和东南商品经济再度繁荣。
如图所示，明永乐末江南农业税和商税的比例大致高于元代相关比例的30 倍以上，当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卫所军户、“均工夫”酉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是前因，永乐年间的松江府及江阴、浦江等5县农业税和商税170:1-180:1，则是上述江南正策的“丰硕成果”。明初江南商业
活动遭受摧残而严重萎缩，宋元江南“富民”农商经济被无情颠覆，几乎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的状态，恰能够得到松江府及江阴、浦江等5县农业税和商税悬殊比率的有力印证，成为难以否认的“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