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IAP+的论点之一“同性恋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它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动物之间。”该论点是如此推导出的：
1.动物中有同性恋现象
2.动物的行为是自然的
3.因此，同性恋活动是自然的
这个逻辑链的问题是，第1点基于对动物行为有偏见的拟人化解释，第2点建立在选择性地将动物界的现象转移到人类生活中。下面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个论点的各个方面。基于主要是英语科学出版物的研究：文章、著作和教科书进行批判性分析。

拟人化解释问题
有的昆虫交配后会杀死伴侣，有的猴子会互相扔屎，有的公羊禁止地位低的公羊与母羊交配。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种行为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头狮子冷血地赶走另一头狮子，杀死它的所有孩子，并与它的母狮交配，对它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是确保它的基因被遗传下去的方式。想象下一个男人冷血地赶走另一个男人，杀死他的孩子，强 J他的妻子。对于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来说这是可怕的罪行。根据对一个人的态度，对同一事件的评价完全不同。
那么转向动物世界来评价人类行为的意义是什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与动物进行比较并不重要。只有在神话和童话故事中，动物才被赋予人类的特征：狮子统治王位，兔子在警察局工作。 LGBTQIAP+将人类有意识和道德选择的范畴用在没有这些标签的动物界中。
美国科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LGBTQIAP+运动（他就是提出Xq28“同性恋基因”的人）他指出：“猪不会约会……马不会结婚……狗会和女儿交配……动物不会说话，不唱情歌，不建造教堂……“加拿大研究人员保罗·瓦西（Paul Vasey）的作品也被LGBTQIAP+运动广泛引用，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杀婴在动物界很普遍，因此认为杀婴可取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应该用动物来为我们想要生活的人类社会制定道德和社会政策。动物不照顾老年动物。我并不认为这应该成为关闭养老院的依据。”另一位美国研究员和LGBTQIAP+活动家西蒙·勒维（Simon LeVay）承认“……在动物界中，不存在人类意义上的‘同性恋性取向’……即使是被记录下来的同性恋行为也不会取代异性恋活动”。
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动物中特定的“同性恋”行为并不能证明什么……事实上，动物世界中有很多同性行为的例子，但对这些行为似乎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建立支配关系（与动物的“性取向”甚至性行为本身无关）和释放性 鱼……”美国研究员弗兰克·贝奇（Frank Beach）的作品有时被LGBTQIAP+运动引用，他指出：“……我不知道动物界中有哪个雄性或雌性更喜欢同性伴侣的真实例子……有些雄性会骑在其他雄性身上，但没有进行性行为……也可以观察到雌性之间的骑乘……这种行为在字面意义上是同性恋的：它发生在同性动物之间。但将这称为人类概念中的同性恋是一种解释，而解释是棘手的……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可以将这种骑乘称为性行为。使用描述性术语“骑乘行为”可能更准确。很难说骑乘本身是否可以在这个词的狭窄意义上被称为性行为。”

生物学和进化的（非）理性问题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不存在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健康动物，当繁殖行为的条件出现和存在异性时会不对异性却对自己的同类同性表现出这种行为。很可能人们会反对并提及大量“动物同性恋”的证据，其中充斥着LGBTQIAP+运动组织和活动家的信息：家羊、鸟类、猴子、绵羊、大象等。LGBTQIAP+经常参考加拿大人布鲁斯·巴格米尔（Bruce Bagemihl）的著作，他在1999年写了本多页的书《生物繁荣：动物同性恋与自然多样性》详细描述了数百种动物中记录的同性接触，并提出了“革命性”的理论，同性恋的生物学重要性。巴格米尔曾获得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学位，表示他在解释他的书时并不追求个人利益，尽管如此，他的作品经常被LGBTQIAP+运动的活动家作为所谓基础且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巴格米尔的著作在里程碑式的医疗和法律裁决中被引用。尽管巴格米尔没有在书中提供证据证明生z器-肛门接触在自然界中是自然的，但他的作品被用于美国著名的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件，结果让鸡奸和其它非生殖性行为合法化，以前在法律中叫“危害自然罪”
2006年一个名为“违反自然？”的展览在挪威首都开幕，基于布鲁斯·巴格米尔的发现。展览展示了不同物种的动物参与同性行为活动的照片；组织者表示，“这次展览代表了1500多种（动物）中观察到同性恋现象的一小部分样本”。此后，LGBT活动家多次提出1500多种动物中有同性恋的说法，尽管并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布鲁斯·巴格米尔的著作并不是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权威，并且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缺陷，这使得人们怀疑其作为科学（而非社会政 冶）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对巴格米尔的书的批评和评论并没有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保罗·哈维（Paul Harvey）在《自然》上发表评论文章，批判性地评价了巴格米尔的理论：“巴格米尔声称已经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新解释。事实上，他没有做这样的事，而是将各种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些概念的相关性从不可理解到不可解释再到无法解释。对同性恋的一些标准进化解释在本书中被误解或歪曲了。奇怪的是，对于一个受过生物学家训练并沉浸在进化解释主题中的人来说，作者似乎错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群体选择辩论。其结果是，生物学家普遍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导致了最大化个体繁殖成功（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大化自身繁殖成功的基因）的特征，即使这不利于群体。相比之下，例如，在巴格米尔对进化情景的调查中，他认真考虑了“同性恋，因为它是不繁殖的，是一种控制物种数量增长的自我调节机制”这一观点。标准的群体遗传学分析会驳斥同性恋进化为调节数量的观念，但巴格米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遗传学和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荷兰生物学家格特·科索夫 (Gert Korthof) 在他的评论中对巴格米尔的著作进行了非常批评的评论：“在第六章中，巴格米尔解释了他的新范式：生物繁荣。他的新范式是“后达尔文进化论”，是盖亚、混沌理论、本土宇宙学和乔治·巴塔耶的混合体。我发现它缺乏说服力、模糊且无关紧要。布鲁斯·巴格米尔是第一个反对进化论的批评者，他拒绝异性生殖的重要性，从而也拒绝生殖。与无性生殖相比，有性生殖的存在是进化生物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突出问题……弱点是对同性恋/异性恋数据的偏见描述和解释，以及未能承认没有生殖就无法解释地球上生命的存在，没有差异生殖就无法解释生物多样性和适应性。”

“动物同性恋”的原因
在人类层面，性吸引，包括同性性吸引，是一个与认知自我认同和有意识行为过程相关的心理概念。动物没有人类意义的同性性吸引，但由于多种因素，人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同性恋”行为，包括：群体中的等级关系、种群中性别比例失衡、发情期开始时异性无法接近、印记障碍、错误识别伴侣等。这些情况并不是动物繁殖行为的常态。此外，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或涉及未成年个体、尸体等的性行为也不是常态。这些都是由于错过了生存和繁殖的最佳条件。“动物同性恋”不是因为对同性的性吸引和对异性没有性吸引而发生的。
已经确定了“动物同性恋”的以下原因：
1.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种群中与同性建立伙伴关系，以养育后代，保护巢穴、领地等。动物不会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发生性行为；
2.在没有异性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性 鱼；（到了发情期但没异性）
3.动物群体的社会等级关系；
4.生殖本能与其他本能（自我保护、生存）的相互作用；
5.因突变（如果蝇）或许多未完全确定的因素，包括被人类影响（如雄性家羊），以异性作为性对象的识别和认知受损。（性别识别障碍）

原因1：性别比例失衡的种群中与同性建立伙伴关系
在雄性数量明显低于雌性数量的鸟类种群中，一些雌性在与雄性交配后，会与另一只雌性形成“家庭”来养育雏鸟，（养育雏鸟）对仅一只鸟来说很困难。这种现象与人类理解的同性恋吸引无关。然而，在LGBTQIAP+活动家制作的科普材料，经常提到(Hunt,1980)在这项研究中，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组作者指出，在圣巴巴拉岛的一群西部海鸥中，雌性数量比雄性多60%（5:3）。因此，10%的雌性在与雄性交配后，会与其他雌性建立伙伴关系照顾后代。一只获取食物时另一只孵蛋或照顾幼鸟，之后它们交换角色。这些数据经常被误解。该研究显示了一种适应机制：在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下，一些个体与异性交配后无法自然与异性结合成异性伴侣，就会在孵化和照顾巢穴的过程中，与种群中过多的同性别个体建立伙伴关系。
在(Braithwaite,1981)提到了由两只雄性黑天鹅组成的伙伴关系——它们花时间共同生活，守护共同的领地，并且（在繁殖期）进行“婚前仪式”，从未出现性行为。但如果其中一只鸟试图骑上另一只，就会发生激烈而残酷的打斗。天鹅经常争夺领地，用打架解决争端。雄性天鹅比雌性更大、更重，相比异性配对，两只雄性比一只雄性更强，因此两只雄性天鹅的伙伴关系可以让它们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据作者称，观察到，这样的雄性在交配季节会与雌性在一起。雌性交配下蛋后，会被赶走（雌性在身体上无法抵抗雄性），雄性则继续孵化。如果这些雄性赶走了另一对天鹅并占领了它们的领地，那么当它们发现巢中还有其他天鹅的蛋时，它们会继续孵化。在对这项研究的评论中，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观察主要是在圈养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人员普遍认识到在圈养中获得的信息的可疑价值及其对野生动物的适应性存在问题。此外，研究结果是有选择性地解释的。作者在他的文章中在研究社会组织的背景下提到了两个雄性的结合，他并没有将这种观察解释为雄性倾向于与其他雄性发生性活动。作者观察到一种旨在提高繁殖效率（防御力更高）的非典型行为。除了两只雄性的非典型伙伴关系外，作者还更常观察到三只（两只雄性和一只雌性）甚至四只（三只雄性和一只雌性）的伙伴关系。此外，作者没有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形成机制得出任何结论。然而，众所周知，鸟类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印记的侵犯：性伴侣印记被破坏的动物随后可能会失去繁殖能力或将性伴侣的形象转移到人类、其他动物或同性。此外，压力引起的荷尔蒙失衡也可能影响天鹅伙伴关系的形成。天鹅是少数几种雄性也参与孵化的鸟类之一——这是雄性在繁殖期雌性性激素浓度增加所致。
在(Young,2008)中，夏威夷大学的一个团队对夏威夷黑背信天翁种群的配对进行了分析。在那里，雌性的数量几乎是雄性数量的两倍，因此31%的雌性在与雄性交配后，彼此建立伙伴关系来孵化和喂养雏鸟。与自然配对的异性伴侣相比，雌性伴侣的雏鸟孵化率较低（41%比87%）受孕率也较低（31%比67%）。同样的，就跟海鸥的情况一样，作者表明，在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下，雌性无法自然形成异性伴侣，因此，在与异性繁殖后，它们与同性别的个体建立伙伴关系以孵蛋和保护巢穴，这种伙伴关系在它们的群体中量存在。此外，形成这种伙伴关系的雌性的繁殖效率低于自然异性伴侣关系中的雌性。LGBTQIAP+经常引用所谓的观察到的，圈养的“同性恋”企鹅。动物园工作人员注意到，（同性）企鹅们像异性伴侣一样在一起生活（但没有性行为）；它们甚至得到了其它企鹅的蛋，然后轮流孵化。尽管事实上这种行为有科学的解释（压力、荷尔蒙激增、群体等级制度等），但仍有关于“同性恋”企鹅的书籍和电影。不幸的是，没有人制作这些成对的企鹅如何与雌性企鹅聚集在一起并生下后代的书籍或电影。
（在DD第二代的科普视频中就讲到了这些鸟类的“动物同性恋”但是只字未提这些鸟的种群是性别比例失衡的）

原因2：发情期无法接触异性
这种情况可能由于种群中性别比例失调、高地位动物对交配的限制，和圈养等人为创造的非自然条件。例如，在春季外界刺激的影响下，动物的繁殖本能表现出来，繁殖程序被激活（进入发情期）。如果没有异性，性行为很可能会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同性、其它物种、人类、甚至死物。奥地利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在他的书中谈到了本能厌恶（在次优条件下注意力的转移）的现象，并引用了克雷格的一系列实验为例。实验中，笼子里的雌性斑鸠被取出几天后一只雄性斑鸠开始向另一个物种的雌性——一只白家鸽求爱，以前它完全忽视它。几天后，它开始在鸽子的标本前鞠躬并咕咕叫，后来，对一块打结的抹布；最后，经历了几周的孤独后，它对着笼子里一个空角落的水流交汇处叫，那里的光线交汇至少能提供一个能够吸引它视线的光学焦点。这些观察表明，如果长期未能执行一种本能行动（比如这里描述的繁殖），刺激的阈值就会降低。
动物的这种行为不应该被视为恋物癖、兽 交或同性恋的表现。动物可能表现出只有从人类⻆度才能被视为等同于人类性行为的行为要素。狗在强烈刺激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性行为——发情期雌性发出的雌激素气味。这种本能如此强烈，以至于与雌性交配后保留这种气味的公狗可以诱发另一只公狗的性行为。在长期缺乏触发刺激的情况下，本能的强化不仅导致反应准备度的提高，还会引起更深层次的过程，使动物陷入一种普遍的焦虑状态，迫使它寻找启动刺激，随着剥夺的增加，这些刺激变得越来越泛滥。动物可能会适应第一个遇到的物体，人类，同性，其它物种，甚至尸体。但这种行为是在不利条件下的繁殖本能导致，并不是与这个物体、人或尸体交配的欲望。这种行为常在人类因素的影响下加剧——在动物园，由于饲养的特殊性——性别隔离、活动自由的限制、事件的单调——会更频繁被观察到同性行为。圈养动物的发情期开始较早，结束较晚，性成熟也更快。此外过度拥挤也会加剧这种行为。

原因3.建立统治关系
当两只狗（母狗较少见）相遇时，它们可以互相跳跃，这不是基于性欲，而是一种表达和确认统治地位的方式。纳瓦拉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安东尼奥·帕多（Antonio Pardo）表示：“出于生存的原因，动物的繁殖本能总是指向异性个体。因此，动物永远不可能是同性恋。然而，与其他本能（尤其是支配本能）的互动可能会导致表现为同性恋的行为。这些行为不等于动物同性恋：它们意味着动物的性行为包括了生殖行为外的其他方面。”
有时会提到在自由生活的加拿大盘羊（Ovis canadensis）之间发生的同性骑乘行为。这些动物生活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是由一小部分在性和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组成的群体。头羊使用自己大而卷曲的角通过残酷和血腥的战斗获得其地位。主导地位的雄性对待所有处于其领导下的群体中的其他动物，无论它们的性别和年龄如何都像对待雌性一样。如果一个年轻或成年的低地位公羊在头羊交配时表现得恭敬，像雌性一样，它就被允许留在群体中。它可以会积极抵抗并挑战头羊，但战斗失败，这样的雄性就会失去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它们被赶到由被驱逐者组成的群体中（“边缘群体”），年轻的公羊也会加入这些群体，因为它们还不够成熟，无法挑战成熟的头羊。在边缘群体中也存在相同的等级制度，有它们自己的头羊，并且经常观察到头羊对从属雄性的骑乘行为。如果一个低等级或年轻的动物在头羊交配时模仿雌性的行为，它就被允许留在群体中，靠近大而强壮的雄性。

然而，交配季节开始时边缘群体解体并消失。这些群体中所有雄性都开始争夺雌性和统治地位。显然，观察到的同性行为在交配季节完全消失，那是压力环境下的等级制度造成的，类似于人类监狱中的同性恋强 J（就是所谓的“境遇性同性恋”）。事实上，1991年，一组加拿大盘羊出于控制种群数量的目的，所有占统治地位的雄性都被射杀。此后，来自边缘群体的年轻公羊很快就填补了等级制度中空出的位置，开始积极实现以前受到前头羊压制的纯粹异性恋功能。研究人员指出，新头羊非常满意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是“低活跃”的雄性。在整个季节中，这组动物中没有观察到雄性之间的同性活动，因为实际上没有边缘群体。
在一项对狮尾狒狒（狒狒的近亲）的研究中发现，地位高的雄性与雌性交配，并且不允许同性行为（互相骑乘）的年轻和低等级雄性这样做；但当年轻的雄性取代了统治者时，他开始只与雌性交配，前统治者则转而只与同性接触。对山地大猩猩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雌性的同性行为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巩固了它们的地位并确保与雄性领袖的亲近。对美洲野牛的观察还表明，同性骑乘是维持群体中统治关系的一种方法。在年轻和地位较低的雄性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性为，雄性统治者不允许这些雄性与雌性交配。所有参与同性骑乘的雄性，在有机会时都会与雌性交配。
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在他的著作中说道：“从雌性邀请雄性的态度中发展出来的屈服行为可见之于猴类，尤其是狒狒。臀部的呈现为了强调不可思议的颜色而与性动机无关，这是表示承认对方阶级较高。甚至年幼的狒狒不必教也会表演这种仪式动作。凯瑟琳娜·海恩洛斯的母狒狒在生下不久就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当她被放到一个陌生的房内时，她对每只椅子表演了“呈现后部”。显然，每只椅子引起它的害怕……所以对猴子的两种说法是比较合适的“我是你的妻子”和“我是你的奴仆”。这种不只在行为上表现，而且也由动作者自己解释其意。有一次在柏林动物园种，我看到两只老狒狒真正地互相攻击了一会之后，一只逃掉，另一只就紧追，最后追到角落，由于无路可逃，失败者就以屈服态度求饶，这时赢的就转身，以自我炫耀的姿态得意地走掉。此时失败的那一只追在胜利者后面，不断地现出它的后臀及腿，胜利者终于承认了它的屈服，以厌烦的表情爬到失败者身上，做出几个草率的（性行为）动作。这很明显地表现屈服一方满意于它的反抗已被胜利的一方忘了。”

原因4.繁殖本能与其他本能的相互作用
巴西哲学家路易斯·索利梅奥写道：“要解释（动物同性恋）这种异常行为，首先必须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动物本能不受世界的物理定律的绝对决定论的约束。所有生物都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环境。它们对内部或外部刺激作出反应。其次，动物的认知纯粹是感官的，仅限于声音、嗅觉、触觉、味觉和视觉。因此，动物缺乏人类智力感知的精确性和清晰性。因此，动物经常混淆一种感觉和另一种感觉或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第三，动物的本能会引导它走向终点并与它的本性相一致。然而本能冲动的自发推力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其他感官图像、感知或记忆可以作为新的刺激，影响动物的行为。此外，两种或多种本能之间的冲突有时会改变最初的冲动。对于人类，当两种本能反应发生冲突时，理智决定要遵循哪种本能，然后意志控制一种本能，同时鼓励另一种本能。比如母性本能和饥饿时自我保护的本能，只要她的智力健全，母亲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即使她快要饿死了。对于缺乏智力和意志的动物来说，当两种本能冲动发生冲突时，受环境影响最大的本能冲动会占上风。有时，这些影响动物本能冲动的内部或外部刺激会导致动物“杀婴”、“同类相食”和“同性恋”的情况。”
例如，生物学家莎拉·哈特威尔（Sarah Hartwell）解释了为什么公家猫有时会在玩耍时杀死自己的小猫：这是因为狩猎和玩耍本能同时被激活。虽然母猫可以在“玩耍模式”和“狩猎模式”之间切换，以免伤害它们的后代。但公猫“狩猎模式”的关闭可能不完整，当它们玩耍而变得高度兴奋时，“狩猎”本能就会发挥作用，它们可能会杀死小猫。狩猎本能如此强烈，猎物出现时很难关闭，以至于肢解甚至吃掉小猫都可能随之而来……将小猫的大小、声音和活动与猎物的尺寸、声音和活动进行比较：它们都很小，声音细弱，动作快速而飘忽不定。这种视觉和触觉刺激了公猫的狩猎本能：它将小猫视为猎物并可以杀死甚至吃掉它们。
还应该提到一件重要的事，动物没有像人类一样通过智力校正自己行为的能力。没有批判性思维，动物在表达情感体验（恐惧、快乐、痛苦等）方面是有限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言语、眼神、手势，但动物不能。因此，动物常常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状态。可以说，它们“借用”一些繁殖本能的元素，以表现支配、攻击性、恐惧、友好等本能。在倭黑猩猩中，可以观察到这种借用，这构成了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倭黑猩猩利用性行为来减少焦虑，表达认可、承认或其他情绪状态，以被群体接受或提升社会等级。因此，性行为是倭黑猩猩群体的主要沟通机制和调节关系的手段。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倭黑猩猩的性关系是混乱和无序的，群体中存在母系社会和乱交：每只雄性都与每只雌性交配，此外，两只雌性或两只雄性可以互相摩擦生Z器相互抵触（值得注意的是，雄性之间不会有肛交），任何性别的成年个体与幼崽性行为，幼崽相互性行为，群体中，出现新的食物来源时，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性狂欢。（）

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教授花了数百个小时观察倭黑猩猩，他说：“有两个理由可以相信性活动是倭黑猩猩避免冲突的方法。首先，任何一次让多只倭黑猩猩感兴趣的东西，不仅仅是食物，都往往会导致性接触。如果两只倭黑猩猩靠近扔进围栏的纸箱，它们会短暂地站在彼此身上，然后开始玩纸箱。这种情况会导致大多数其他物种的争吵。但倭黑猩猩却相当宽容，也许是因为它们用性来转移注意力缓解紧张情绪。
其次，倭黑猩猩的性行为经常发生在与食物完全无关的攻击性环境中。一只雄性的嫉妒可能会将另一只雄性从雌性身边赶走，先跟随它，之后两只雄性会重新团聚并摩擦阴囊。此外在一只雌性攻击一只幼年倭黑猩猩时，后者的母亲可能会冲向攻击者，这一行为之后，两只成年倭黑猩猩会立即摩擦生殖器。”
LGBTQIAP+运动经常提到保罗·瓦西（PaulVasey）的出版物，他研究了圈养的日本猕猴的性行为。猕猴被饲养在魁北克大学实验室：5只性成熟的雄性和18只性成熟的雌性。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对象是1972年被捕获的一群猕猴的后代，也就是说，这不是第一代圈养的猕猴。在一段时间内，记录该群体性行为的频率和特征。在交配季节，该群体中有些雌性对彼此表现出性行为而不对雄性。作者介绍了他自己对雌性间“性接触”的定义：他将“同性伴侣”定义为“雌性部分或完全攀爬到另名雌性身上，然后坐着或躺在它背上”。这种攀爬伴随着“性骚扰”，性骚扰被定义为“推、打、抓、摔地上、摇头、尖叫、嘴唇颤抖、身体痉挛和凝视”。与此同时，作者也承认“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纯粹的性行为是错误的”，而不是统治和服从的表现。为检验雄性数量不足对雌性“同性恋行为”的影响，作者通过减少雄性数量来复杂化实验：将1只雄性和11只雌性隔离在一个单独的围栏中。作者发现，雄性数量减少后，雌性之间“同性性接触”的频率却增加了。尽管如此，雄性还是很活跃，最终所有雌性都与它交配了。这项研究发现，在圈养条件下性别比例失衡时，一些无法与异性个体进行生殖接触的个体在交配期间对同性个体表现出活动，作者将其解释为“同性恋”。这种行为在某些雌性中观察到，仅与某些雄性有关，而且只是偶尔发生（一小时到一周）。这种活动的频率随着雄性数量的减少而增加。瓦西并没有证明雌性日本猕猴在自然条件下，在有性成熟的雄性的情况下，会相互表现出性行为（或其模仿）。瓦西一般将他所模拟的情况解释为雌性猕猴的“双性恋”。还应该指出的是，后来还观察到了日本猕猴与其他物种的动物——有蹄动物发生性接触。公正地评估这些偶发事件时，很明显，它们不能等同于人类的同性恋行为和兽交。

原因5. 以异性作为性对象的认知受损（性别识别障碍）
澳大利亚甲虫Julodimorpha Bakerwelli因其雄性甲虫对一种名叫“Stubby”的特殊啤酒瓶表现出性行为而出名。这种情况下，雄性甲虫忽视真正的雌性甲虫，徒劳地尝试与啤酒瓶交配，甚至热死或被蚂蚁咬死。与许多其他不正常的性行为一样，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甲虫被这种啤酒瓶的玻璃颜色和纹理的吸引，它误认为这是雌性鞘翅的颜色和纹理——棕色，有特殊的丘疹，瓶底周围有成排的小结节。

研究人员编制了一份完整的清单，列出了动物在压力下的性行为对象。这是否有理由宣称各种类型的恋物癖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
LGBTQIAP+会引用果蝇同性行为的研究。我们不考虑果蝇和人类比较跟判断社会现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内容上考虑这些研究，就会发现，性行为对象选错的原因是负责识别信息素的基因突变。在(Grosjean,2008)中，来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一组作者研究了CG6070[性别盲]基因的突变（在CG6070基因中插入KG07905 P{SUPor-P}转座子）对性别识别能力的影响。果蝇的交配过程与神经组织很原始的动物一样，包括雄性对雌性的识别——准备交配的雄性在看到同类后，走近它，检查它的性别和准备情况。雄性用触角触碰另一只对方，触角上有信息素的受体，并舔舐生z器官，以识别信息素。如果信息素属于雌性，雄性就会与它交配。识别信息素的能力，即受体的结构和功能，由CG6070基因控制。作者发现有CG6070基因突变（即信息素受体功能受损）的雄性失去了确定交配个体性别的能，并对雌性和雄性都表现出性行为。这项研究再一次被误解了。作者没有表明健康的雄性果蝇更喜欢与同性别的交配。作者发现，CG6070基因是确定交配性别的关键：带有这种基因突变的雄性果蝇的生殖功能受损——它们失去了确定性别的能力，并试图与雌性和雄性交配，因为雄性被误认为是雌性。一般来说，所有观察到的昆虫“同性恋”案例都不是同性性吸引导致，而是因为识别性别的能力被破坏（因此果蝇的CG6070基因也当然不是什么“同性恋基因”）相比在野外，雄性在实验室条件下更常出现这种行为，隔离、高密度和暴露于雌性信息素会增加这种可能（通常发生在当一只雄性角质层继续从先前交配中释放信息素时）。

绵羊实验观察结果
此外，LGBTQIAP+运动经常提到查尔斯·罗塞利 (Charles Roselli) 领导的俄勒冈大学一组美国研究人员的作品。 2011年，Roselli的团队发表了一篇关于雄性家羊（Ovis aries）同性行为实验的综述。该出版物的关键信息是以下声明：(a)“……在研究群体中大约8%的家养羊中观察到独有的同性性行为”和 (b)“……根据观察，绵羊属的家羊是唯一一种除人类以外会表现出完全同性恋行为的哺乳动物。”
首先，关于观察到8%的公羊有同性行为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对家羊性行为形成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公羊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与母亲分开，并在全雄性群体中饲养。农民和农业专家早就注意到，第一次交配的幼公羊有部分——高达25%——没有表现出繁殖活动——也就是说，它们不与雌性交配。这些公羊被称为“无性的”、“不工作的”、“性抑制的”、“不活跃的”。牲畜饲养者很清楚第一次允许交配的年轻公羊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需要为它们创造特殊的条件来训练。1981年，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一组研究人员决定测试下，如果在第一次交配期间，将这些不活跃的公羊放围栏里10-15分钟，然后把雄性和雌性“选择”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情况。
研究人员观察到，在纯雄性群体中饲养的公羊不会骑上雌性，而是对附着的公羊表现出性行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公羊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自然的生长条件（因为这种情况只在圈养的动物中观察到）：羊羔从与母亲分离开始直到一岁半时第一次尝试交配，都被关在同性群体中。与同性个体的排他性接触以及缺乏与雌性的社交经验导致公羊中多达三分之一的健康公羊难以与异性交配。然后，基于这些结果，罗塞利的团队开始进行研究，试图找到对公羊这种行为的先天因素。在随后的一些出版物中，罗塞利指出，表现出同性行为的公羊比例约为8%。动物学的生物学 方面有社会政治色彩：对家羊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同性行为的结果，引起了LGBTQIAP+运动积极分子的关注：巴格米尔和瓦西的作品中提到了有关绵羊的数据。
从LGBTQIAP+运动积极分子的⻆度来看“8%”这个数据——与昆虫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有争议的结论较吻合：10%的男性有同性恋倾向。然而，就像金赛的数据一样这个“8%”被非常武断地解释。 Roselli等人2011年的一篇综述中指出“大约8%的雄性仅表现出同性行为”仅引用了三篇文献：(1)他们自己2004年的综述文章； (2) (Perkins,1992); (3) (Price,1998)在该出版物中，研究了雄性家山羊(Capra aegagrus hircus)的生殖活动。
在2004年的综述中Roselli等人声称有8-10%的“同性恋”公羊时，引用了两项研究：(1)(Price,1988)本文检查了54只公羊，其中4只被归类为同性(7.4%) (2)(Perkins,1992)对94只公羊进行了研究，其中8只被归类为具有同性行为的个体(8.5%)。显然，罗塞利计算这两项研究结果的平均值，得到了约8%的结论：来自54只和94只的研究。
然而，没有说明54只和94只（两项研究中测试的公羊数量）这些羊的来源。在大型农业研究中，羊群应该相当大，至少有几百只。这意味着指定数量的公羊（54只和94只）是从大种群中挑选出来的。提到的两份出版物没有提及动物的数量。然而，在(Resko,1996)中，罗塞利在计算百分比时没有提到这点，但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公羊羔与母羊分开，并被选为仅由雄性组成的组，数量为400-500只。第121页指出，到了性成熟年龄后，进行了初步测试，先选出对绵羊不感兴趣的雄性，并从这些动物中选出6只具有同性行为的雄性。即使我们在计算中使用更低、更有利的显着性数字——400，那么此类雄性的比例也只是1.5%。此外，在(Roselli,2004)的综述中在确定有同性行为的公羊比例时，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提及Stellflug等人2002年的论文。 ，其中84只雄性中仅鉴定出1只“同性恋公羊”（1.2%）。此外，Price等人1999年的出版物也没有被考虑在内——其中，104只雄性中只发现2只骑在其他雄性身上——不到2%。需要指出的是，罗塞利在2004年的综述中还指出，“我们的研究包括584只公羊，其中12.5%被归类为无性恋，9.5%被归类为同性恋。”然而，作者没有提供这些研究的细节，也没有提供出版物的链接，因此尚不清楚这是否是两项针对300只公羊的研究，每项研究中他们发现了9.5%，或者这是否是两项研究，其中一项18%另一项是2%，或者是10项研究，每项研究中，从300只公羊中选60只，然后从每个选定的组中计算出9.5%？然而，Roselli在2004年的同一篇综述第235页中写道：“对300-500只一岁公羊进行测试以选择动物（研究）”。如果对300只公羊进行测试，其中仅9只被鉴定出有同性活动，并与选定的20只正常公羊比较，这并不意味着“公羊种群中有31%的同性恋公羊”，而是此类公羊的比例为3%。如果是最初测试的500只公羊，则为1.8%。
我们提个更重要的问题，人类驯养的动物是否反映了自然规律？关于野生加拿大盘羊的观察，上面已经说过了。显然，将社会等级导致的同性行为解释为山羊的“同性恋倾向”是没有意义的。罗塞利在2011年的综述中明确指出观察到的加拿大盘羊同性活动事件的社会功能。

什么可能影响实验中公羊的行为？
公羊中的“同性恋者”是如何被分类出来的？在最初的研究中，年轻公羊的性偏好在围栏里10到15分钟内就确定了，围栏中有两只——一公一母。检测15分钟内与被拴的羊接近的时间、行为和交配尝试。在随后的研究中，识别“同性恋”公的方法得到了改进。使用了一种“强J架”：四只动物——两公两母——被固定在一个特制的围栏里，它们的头和身体前部固定在一个特制的笼子里，后半部则固定在另一个特殊的笼子，暴露在外。

之后，将被试公羊放围栏里30分钟，记录它对哪个性别感兴趣、是否尝试交配等。类似的测试重复多次，如果公羊尝试骑上另一只公羊至少在五次，它就被记录为“同性恋公羊”。为了鉴定这些公羊对许多羊进行了测试。

影响公羊性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1. 社会等级制度
家羊的社会结构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地位高的公羊不允许地位较低的雄性与雌性交配。社会等级影响公羊的繁殖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的综述中，罗塞利在提到家羊的同性行为问题时，明确地称其为“社会性行为”强调社会等级与社会性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雄性来说，当另一只公羊骑在它身上时，他会感到压力和羞辱——这属于被遗弃者的标志。要注意的是，实验中的羊无论性别都是静止不动的，发情期绵羊采取固定位置是对雄性绵羊骑乘的最有效激励因素。公羊联合成群时，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建立等级联系，并且很快就能识别出高地位的雄性。统治地位的争夺会影响公羊的性行为。
2. 缺乏与异性和母亲的接触
家羊在农场饲养。公羊羔出生后几周就断奶，随后在全雄性群体中饲养直到青春期才与成熟的羊交配。与雌性的接触对于幼年公羊正常繁殖活动的发展至关重要。青春期的这种隔离（与异性分离）会影响繁殖活动和生殖能力。公羊的同性行为是长期与异性隔离和只跟雄性接触的结果。与雌性的早期接触可以降低同性行为的风险。非常重要的是为了建立生殖活动，雄性必须在发情期多次与雌性交配。成熟过程中雌性的持续存在对成年公羊的繁殖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它们的睾酮浓度增加，且跟不接触雌性的公羊相比，它们表现出更多的性行为和攻击性。此外，与亲的接触会影响性行为的形成。在这些研究中，公羊被放置在一个有两只雌性和两只雄性的房间，其中一些公羊第一次看到雌性时，甚至没有将她视为性对象。早期断奶会对发情期雌性初次接触时的性动机和睾酮激素释放产生负面影响。
3. 季节影响
人们注意到，季节性也会影响雄性反刍动物的同性行为。雄性家山羊的同性行为很大程度上与季节变化和缺乏与雌性接触有关。所有被研究的公羊，这种行为在繁殖季节快结束时都会增加，但与雌性隔离的公羊，增加的比部分接触雌性的公羊要多。此外，仅在与雌性隔离的公羊中观察到尝试与同性交配的现象。
4. 嗅觉异常
家羊的性行为与嗅觉功能有关。公羊在交配时直接使用视觉，但用嗅觉来搜索和选择个体以进行骑乘。如果不使用嗅觉，公羊就无法识别发情期的母羊，也不会将其视为交配对象。因此，嗅觉受损也可能是公羊“同性恋”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用于分类出“同性恋”的测试并不完全充分，不能排除有其他原因导致同性行为的出现。

有些公羊的性行为特征是天生的？
根据这些实验，先从一大群公羊中选出性行为不活跃的，后从不活跃的中选出有同性行为的。不活跃的公羊（包括有同性行为的公羊）的睾酮水平较低。然而，罗塞利等人不理解或解释为什么一些不活跃的公羊会表现出同性行为：同性行为是否是异性恋活动受到抑制的表现，还是完全独立的现象。罗塞利和他的同事们被迫承认，究竟是什么影响伴侣选择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并且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在(Alexander,1999)中研究了不活跃公羊的激素浓度取决于性活动的程度和倾向：没有同性行为的公羊和有同性行为的公羊之间没有发现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在(Stellflug,2002)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数据。同时，已证实性激素水平取决于压力等因素。因此，认为公羊的同性行为先天性而非压力（等）引起性激素水平下降的观点尚被研究证实。关于家羊“天生同性恋”理论的作者都没有反驳这种可能：争夺统治地位失败的压力不会影响激素水平。实际上这是冷漠公羊的行为，它们被剥夺了与群体社会等级边缘的雌性交配的可能性。关于脑结构特征（ovine sexuallydimorphic nucleus）对公羊性行为影响的建议存在争议，正如作者在2011 年的综述中所述：“无法确定oSDN较小是公羊同性行为的原因还是结果......这在技术上很难验证”事实上，即使是家绵羊，大脑也是个可塑性极强的器官，不断受到环境、行为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在同性恋倾向和人类行为的病因学背景下解释绵羊实验的问题
媒体和LGBTQIAP+对公羊性偏好研究结果的解读极端政 冶化。对家羊的观察结果立即以“随意”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研究中用于描述动物行为的术语是传统的：将行为指向其他雄性的雄性被归类为“指向雄性”的羊。然而，包括罗塞利在内的研究人员也指出，这些术语并不等同于用于描述人类性行为的术语，人类性行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现象。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她性兴趣的对象是同性。人类的性吸引力不基于信息素或其他物质的影响，而是基于综合的——主要是视觉、心理和情感的影响。公羊在交配季节通过嗅觉和味觉功能来确定交配的对象。即使我们假设公羊的同性行为不受社会地位、等级群体联系和在同性群体中长大特征的影响并且这种行为是由于大脑性激素代谢特性的先天特征所决定的——这也不会证明这样的羊有同性性吸引，而只会显示这些羊的繁殖和交配对象识别机制受到了干扰。
此外，如果我们假设关于怀孕期间母羊激素浓度的紊乱影响妊娠期间胎儿大脑结构形成的假设反映了现实，那么就会出现对这些紊乱的病理治疗问题，毕竟在这种情况下，羊的同性行为是羊妊娠过程和胎儿组织形成的生理紊乱导致。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罗塞利试图对他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病因病理学解释，但遭到 LGBTQIAP+组织的强烈反对。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篇名为“放开同性恋羊！”的文章中，罗塞利被称为“秘密地领导反对同性恋”，并暗示这是“根除人类的同性恋”。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代表——公开的同性恋网球运动员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也加入了这场骚动。动保分子向罗塞利和俄勒冈大学的多名员工发送了约2万封威胁和辱骂的信件（“没用的动物杀手”、“你就应该毙了”、“去死”等）。
最终，关于在公羊实验中观察到的“异常同性行为”案例，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a.仅在个别雄性家羊中观察到，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长大的；
b.这种行为与总体性活动低下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c.群体内的等级关系、地位低的压力、与母亲和异性的接触都会影响性行为；
d.与激素相关脑结构功能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激素对胎儿的病理影响的机制尚不清楚；
e.生殖刺激的嗅觉处理过程中的缺陷，与雄性对性对象的知觉障碍的影响尚不清楚；
f.对结果的解读受到作者的偏见和其目的的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