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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唐文物中的希腊文化因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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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朝开始,随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出土的北朝隋唐墓葬器物中,蕴含着大量的域外文化因素,包括希腊文化因素。无论是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和纹饰体现出的古希腊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因素,还是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上面的荷马史诗故事浮雕,或是诸多北朝隋唐文物中浮现的古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形象,均可追溯到希腊文化因素的范畴。这一现象是希腊文明东渐的结果。关键词:北朝;古希腊;荷马史诗;赫拉克勒斯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24-07-27 23:43回复
    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他们既与原有的中原(汉魏)文化传统没有继承关系,又因为发源自游牧世界,而与中亚各族在生活习俗和文化思维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所以他们不仅没有阻碍而且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整个北朝时代,到隋唐时代尚有余波。在中国,这一段历史留下了不少的墓葬和器物证据,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一些来自西域、尤其是萨珊波斯的器物、银币,以及具有西域文化特色的墓葬,其中1999年出土的山西太原虞弘墓最为著名。对于这些具有异域文化特征的文物,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但学者们似乎忽视了这些异域文物和文化特征中的希腊文化信息。因此,本章试图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北朝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北朝隋唐墓葬器物中所蕴含的希腊文化因素进行解读,并对希腊文化因素传入北朝中国的途径简析一二。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24-07-27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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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及纹饰中的希腊文化因素
      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全面贯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来自中亚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和纹饰元素也随之传入中原。这两种外来文化元素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遍布华北各地的石窟佛像,例如云冈石窟佛像,还是各种墓葬器物上体现的纹饰元素,例如葡萄纹、忍冬纹等,均体现了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两种文化元素均蕴含着或多或少的希腊文化成分,尤其在刚传入北朝中原地区的时候,仍保持着较为明显的希腊文化表征。
      第一,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渊源在犍陀罗,而犍陀罗佛教艺术受到希腊雕塑造像艺术的直接影响。
      佛教初创之时,并没有为佛陀造像,更多用象征的手法(足印、莲花、塔、法轮、菩提)表现佛陀,即佛相喻示法。佛陀形象的出现萌芽于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时期,但大规模的造像始于公元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产生之后。在对佛陀的认识上,不同于小乘只是将佛陀视作觉悟者和人间圣贤的看法,大乘将佛陀奉为最高的全能人格神和神界的统治者,信徒只要在修行时设置佛像,一心感受佛陀的伟大和庄严,就能与佛的法身同行,最终得道。然而,由于古代印度婆罗门教不兴偶像崇拜,传统印度艺术并不能为大乘佛教的崇拜提供造像技术和风格方面的支持,佛陀造像艺术的大规模发展需要来自印度之外的艺术资源,那便是希腊造像艺术。而犍陀罗地区就是佛教与希腊造像艺术的相遇之地。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3楼2024-07-27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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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犍陀罗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是从中亚进入南亚的咽喉要地,乃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译作乾陀罗、犍驮罗、健驮罗、健陀罗或者香风国、香行国等。这一地区曾经独立建国,定都于塔克西拉(Taxila),后成为波斯帝国的属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发起了史无前例的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地摧毁了波斯帝国,并于公元前327年,从阿富汗南下转战印度,意图征服恒河流域,后因为士兵厌战,加上当地人的抵抗,便于公元前325年撤退,第二年回到巴比伦。在扩张过程中,亚历山大建立了很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大量的希腊人在中亚地区驻扎,安家扎根,形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我国史书称之为“大夏”。到了公元前2世纪初期,希腊人王国又大举向印度西北挺进,建立了诸多印度-希腊人王国,从而与这里的佛教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前130年)以及随从他的希腊人(Yonakes)甚至可能皈依了佛教。希腊人的到来,也带来了他们的神话故事、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和雕塑造型艺术。于是,就在此地的佛教信徒们在寻找可以表现他们的佛陀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来自印度-希腊人中的佛教徒以及受雇于当地信徒的希腊艺术家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所熟悉的希腊神祇形象。而在希腊诸神的形象中,从信仰以及精神特质的角度考虑,不少学者认为佛陀的原型应该是希腊的阿波罗神,后者为艺术家们带来了创作的灵感,这便是希腊式的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产生的过程。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4楼2024-07-27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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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艺术决定了犍陀罗式佛像的基本特点:面色沉静,额头板正,双目深陷,眉毛细长,鼻梁高挺,嘴唇较薄,眼睛半闭,呈现出典型的希腊男子面容;发型有着希腊雕塑常见的波浪式发卷,头顶束发成肉髻;梳着身上一般披着一件罗马托加式的长袍通肩僧衣,褶皱自然,线条流畅,紧贴着清瘦的身体。可见,在犍陀罗佛像初创时期,无论面相、衣着,还是身体姿态,都带有鲜明的欧洲人特征,完全是以希腊神像为范本的。正如王镛先生所言:“犍陀罗佛像的造型,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观念,采用了希腊化艺术的形式。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艺术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我国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也认为:“希腊人来印度创造犍陀罗艺术,才以希腊神像为范,制作佛像,颇受欢迎。但其颜面全是希腊风格,衣服也与希腊、罗马人相同。”因此,犍陀罗艺术完全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以及作为古希腊文化继承发扬者的古罗马文化融合的产物。贵霜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佛教的礼敬,加速了佛教以及犍陀罗佛像的传播。中国的新疆地区是犍陀罗艺术传入的第一站,我国西北地区已经发现了大量具备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文物遗迹,其中的希腊化因素也自然也就传入了中国境内,例如图木舒克的飞天形象、龟兹的裸体壁画、日天月天形象以及敦煌石窟中的爱奥尼亚和多利亚柱式都反映了希腊化因素在犍陀罗艺术中的强烈影响。“希腊人体雕塑所显现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姿态稳定,面部不表现任何感情,追求的一种理想美,也在莫高窟历代不少庄静恬淡的佛像中得到了某种再现。”到了北朝时期,包含着希腊化因素的犍陀罗艺术已经进入了中国内地,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寺之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典型代表。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5楼2024-07-27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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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期的北魏平城时代,开凿最早的是著名的昙曜五窟,而昙曜五窟最为集中地反映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按照《魏书》记载,在魏孝文帝时:“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陁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这段记载说明北魏时期的京城里,的确有来自西域的僧人带来了佛像和佛教绘画,而这些来自西域佛像和佛教绘画与犍陀罗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可以得到新疆考古确证的。首先,从外貌特征上看,昙曜五窟的造像具有鲜明的犍陀罗风格。第16窟、20窟的主尊立佛,均为高鼻深目,体态伟岸,有着波浪形的卷发,18窟内的“大迦叶”像,线条洗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鼻梁高耸,面部棱角突出,呈现出浓郁的西域特征。其次,从雕塑艺术表现来看,昙曜五窟的造像结合了圆雕和浮雕技术。例如,18窟的弟子像,头部为圆雕,完全突出于壁面,而身体则从高浮雕降于浅浮雕,最终没入壁面之中,约翰·马歇尔认为,这些浮雕作品具有纯粹的希腊风格。除了云冈石窟之外,敦煌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等遗迹之中,均可看到犍陀罗艺术的痕迹,而希腊化艺术因素则蕴含于其中,先是东传到新疆,之后在北朝时期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了内地,并与中国本土艺术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6楼2024-07-27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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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北朝隋唐时期,外来的装饰纹样大规模传入中原,其中的葡萄纹和忍冬纹蕴含着明显的希腊化因素。首先是葡萄纹饰。中国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葡萄的记载,但这种野生葡萄与汉代以后从西域引入的葡萄以及葡萄文化并不是一回事。根据学界研究,汉文“葡萄”最初作“蒲陶”,与希腊文表示一串葡萄的βοτρυς发音相近。关于中亚葡萄的起源,一说本地早有,一说希腊人带入中亚。考虑到希腊人对葡萄酒的热爱以及由此形成的葡萄文化,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带入了中亚,葡萄种植、葡萄酿酒技术以及酒神崇拜也一并进入了中亚地区,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到了公元4世纪,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以及高昌地区都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葡萄,到了北魏建政之前,中原地区已有种植葡萄的经验。到隋唐时期,葡萄酒酿造技术也传入了中原地区。随之传入的也有葡萄纹饰。古希腊人很早就以葡萄为题材作装饰纹样,新疆民丰曾经出土了汉代走兽葡萄纹绮和葡萄纹罽。到了北朝时期,葡萄纹饰已经很常见,例如山西大同地区出土了东罗马帝国时代婴戏葡萄纹铜杯,在杯外壁有果实累累的葡萄纹浮雕,而甘肃靖远出土的大夏鎏金银盘,盘的外圈就是葡萄纹圆环装饰,而盘中央的骑狮人就是罗马酒神巴库斯(Bacchus),即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之中,正是这位神祇创制了葡萄酿酒技术,并将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开来。除此之外,云冈石窟的葡萄飞鸟纹和固原北魏漆棺葡萄纹饰也是北朝时期葡萄纹饰的例证。葡萄串、葡萄藤蔓以及酒神醉酒场面是古希腊美术的传统主题之一,主要表现一种狂欢、迷醉、的感觉,考虑到酒神本人的经历,似乎还有一种死而复活、灵魂救赎之意。进入中国之后,以太原虞弘墓石棺宴饮图上的葡萄与酿造葡萄酒的场面,似乎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象征寓意。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7楼2024-07-27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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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忍冬纹饰。忍冬纹随着佛教东传,进入了中国境内,是我国北朝时期非常流行的装饰纹样,在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各种器物、石棺、壁画中多有发现。关于忍冬纹样的图案分类,国内学者已经多有研究,此处不再赘述。就本文主题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忍冬纹饰的源头及其与希腊文化的关系。关于忍冬纹的起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忍冬纹起源于我国汉代的云气纹,即自源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忍冬纹是纯粹的外来纹饰。以薄小莹为代表,认为汉代云气纹有独立的发展轨迹,从汉代到唐代不绝如缕,与忍冬纹并存,而且,在魏晋之前,中国纹饰以动物为主,植物叶纹饰极少,与忍冬纹之间无序列可循。更重要的是,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北朝忍冬纹饰来看,一开始便是以成熟形态出现,因此,忍冬纹应属外来,乃是受到西方棕榈叶、莨苕叶、葡萄叶等叶形装饰的影响。实际上,早在此之前,常盘大定、水野清一、梁思成、陈清香等先生就认定忍冬纹源于希腊的“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 植物叶纹饰的西方起源,在学术上是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问题。早在19世纪末,西方艺术史家李格尔就在其《风格问题》一书中,追溯了叶纹的发展史。忍冬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莲花装饰,其中可见三叶忍冬纹的初始形状。而与古埃及文明互动频繁的希腊人则将莲花纹发展成为棕榈纹,结合自迈锡尼时代以来就已经发展起来的植物卷须样式、交织卷须样式,发展出了喷射状棕榈纹和分裂状棕榈纹。其中,与我国北朝时期流行的对称式单独忍冬纹比较相似的是喷射状棕榈纹,而分裂状棕榈纹与之后出现的莨苕纹样非常近似,更加具有旋涡纹样的特点。作为希腊三大柱式的科林斯式柱式的主体装饰就是采用了莨苕叶装饰。在印度,来自希腊的这种循环往复、连续回转的棕榈-莨苕纹契合了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进而被佛教艺术吸收利用,并演变成程式化的棕榈叶状,之后向东传入中国。棕榈叶的形状与中国草药忍冬叶接近,便得名为忍冬纹。忍冬纹从埃及、两河流域到希腊,从希腊到印度(阿育王石柱柱头、桑奇大塔门道),从印度到新疆(克孜尔石窟、楼兰木雕),从新疆到中国内地,在北朝时期一度兴盛,成为北朝时期的主流纹饰,一直延续到唐代而衰,使中国从商周以来以动物纹饰为主的装饰题材渐渐过渡到了以植物纹饰为中心的时代。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8楼2024-07-27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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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周李贤墓鎏金银壶上的希腊神话故事
                  1983年9-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在固原县南郊联合发掘出了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墓,出土了金、银、铜、铁、玉、陶等质地的随葬文物700多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鎏金银壶。这尊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1500年的鎏金银壶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一件金属手工艺品,其精湛的手工艺技术具有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风格,但其主题图案却有希腊罗马文化背景。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9楼2024-07-27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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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鎏金银壶高37.5厘米,重1.5公斤,长颈,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环形、单把;壶把的上方铸有一个头戴贴发软冠、高鼻深目的人头。这个人头的样子明显与古代中原汉族有很大的区别;壶下部铸有高圈足,足座高8厘米;壶颈部与腹部相连接处由13个凸起的圆珠组成一圈联珠纹饰;壶腹与高圈足座相连接处、以及座下部也分别焊出一圈11个和20个凸起的圆珠,形成联珠纹饰。鎏金银壶造型奇特、装饰富丽,它的金色表面闪烁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0楼2024-07-27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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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形制上,银壶体现出了变异的希腊罗马工艺风格。银壶颈部采用了凹槽工艺,而这一般被认为是萨珊器物的典型特征,日本美穗博物馆(Miho)就藏有一件青铜鎏金瓶,与固原李贤墓银壶很相似,不同的是,美穗博物馆的青铜鎏金瓶的凹槽装饰是在瓶的腹部,而李贤墓银壶的凹槽装饰是在颈部。但吴焯提出一个看法,即这一凹槽装饰来自于希腊柱廊上的凹槽设计,他甚至认为李贤墓银壶可以看做是一个变形了的爱奥尼亚圆柱。罗丰支持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银壶吸收的可能并不单单是爱奥尼亚柱式样,因为三种希腊柱式都有凹槽。不同时代的希腊柱式的凹槽数量并不一致,一般都在16到24条之间,李贤墓银壶颈部的凹槽是21条,总体上符合希腊柱式对凹槽的规定。笔者赞同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即银壶颈部的凹槽工艺所体现的应该就是希腊柱式风格的影响。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柱式的这种凹槽工艺就传入了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在波塞波利斯的王宫就有体现这种工艺的圆柱。除了这一希腊式的凹槽装饰之外,银壶把手上的人头装饰似乎也符合古希腊在陶瓶上装饰人面或兽面的习惯。至于这种高圈足座银器,学界公认其起源于罗马,在罗马银器之中,不乏与李贤墓银壶非常相似的器物。因此,从形制上看,李贤墓鎏金银壶的制造工艺显然有一定的希腊罗马渊源。
                      其次,银壶腹部打造的三组人物画有明显的希腊罗马文化背景。根据李贤墓的发掘简报,人物图像共分三组:第一组为: 左侧男子发束带, 身着短袖衣和短裤, 足穿靴, 右手拿盾牌, 左手持短矛; 右侧女子发束带,身着衣裙, 披斗篷, 转身回顾男子, 左手举起持一物, 右手抬起, 食指指向自己。第二组为: 右侧男子身着短袖衣和短裤, 披斗篷, 身着衣裙, 右手在腹 前持一物 , 左手抬起, 食指指向自己。第三组为: 右侧男子头戴帽, 肩披斗篷, 赤身裸体, 左 手握住女子右腕, 右手伸出二指托女子下领; 女子发束带, 身着衣裙, 似披斗篷, 左手放在 抬起的右膝上。如何解释这三组画所描绘的故事?就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激烈争论:吴焯认为它们描述的是一对罗马青年男女的故事,乃是情人送别战士出征的画面,三组人物系同一对男女, A 组(简报第三组)似是出征前夜闺房情恋的场面, B组(简报第二组)当为次日早晨的明誓告别,C组(简报第一组)男子已经穿戴整齐, 束好发带, 手中持矛和盾, 准备出发, 此时女子手托象征爱情和胜利的碗 (或木盒), 向他祝福。卡尔皮诺(A. Carpino)和詹姆斯(M. James)反对吴焯的看法,认为三组人物之间并没有关系,画面表达的可能是混合了萨珊元素的罗马故事,但他们并未就故事内容做更深入的解读。俄罗斯学者鲍里斯·马尔萨克(Boris I. Marshak)在深入分析了三组人物之后,认为它们所表现应该是古希腊荷马史诗特洛伊的故事内容:第一组(下图C组)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希腊美女海伦时的情景,第二组(下图B组)表现的是“帕里斯裁判”的场景,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爱神阿芙洛狄特,第三组(下图A组)描绘了海伦回到丈夫墨涅拉俄斯身边时的情景。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3楼2024-07-2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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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丰先生支持马尔萨克对这三组人物的诠释。他指出,从三组人物的服装、发式、鞋带以及手里拿的东西来看,希腊和罗马的风格较为明显。首先,银壶上的人物服装基本都是希腊式的。男性所穿是上衣下衣连在一起的短袖长衫,看起来像短裤的东西应该是长衫的下摆,这是典型的罗马图尼克(Tunic),系罗马人从埃特鲁利亚人那里引进的一种服饰,从小孩到成年男子都穿。A组男子肩上的披风也是罗马男子常用的托加(Toga)。画中女性所穿的是被称为“基顿”(Chiton)的一种亚麻质地的希腊式服装,腰部用带子系住,而且往往也会在双乳下方系一条带子,荷马史诗里就有“高系腰带者”的称呼,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塑就有在双乳下系带的特点。这个传统延续到了罗马时期。罗马时期的阿芙洛狄特(维纳斯)雕像都系有两根带子,一条在腹部下面,一条在乳房下面。其次,银壶上人物的发型和鞋子也是希腊或罗马式的。希腊化时代出现了一种将头发梳成许多发绺的“西瓜皮式”发型,开始只是在妇女儿童之中流行,到了罗马时期,很多男子也接受了这种发型,从奥古斯都的雕像上可以看到这种发型。银壶上面男子的发式很接近这种“西瓜皮式”,与奥古斯都雕像的发型比,只是多了束发带,并且发梢呈现卷曲。从鞋子来看,银壶人物所穿的鞋子主要包括两种:短靴和凉鞋。较有特色的是后者。人物所穿的凉鞋是平底,但通过数条皮带系了起来,脚踝部有圆形扣。这种皮带凉鞋起源于古希腊,后来传入中亚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贵霜王威玛·塔克图(Vima Taktu)的石像就穿着类似的靴子。再次,人物手持的器物也基本均源于希腊文化背景。如果马尔萨克的解读正确,B组男子帕里斯手里拿的东西就应该是金苹果无疑,但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东方工匠不懂希腊神话的缘故,而给帕里斯双手都放了苹果,并使其形状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苹果的典型样貌。C组中的女性(海伦)左手拿着一个顶部呈现三角形的长方形盒子,这一盒子应该代表的是海伦随身携带的珠宝。
                        2019年9月,杨巨平教授与意大利学者阿尔多·塞塔伊奥里(Aldo Setaioli)在韩国首尔大学相遇,顺便向他请教了银壶图像的寓意。塞塔伊奥里教授对此很感兴趣,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对李贤墓鎏金银壶腹部组画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在希腊神话传统之中,争夺金苹果的女神应该有三位,现有反映“帕里斯裁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主题的西方古代绘画或雕塑作品均是三位女神一同出现,并没有阿芙洛狄特女神单独出现的例子。如果按照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对组画的解读,就不符合西方艺术史呈现这一经典主题的传统。因此,他提出了全新的解读:最右面(C组)手持长矛的“男子”应该是雅典娜女神,而与这位“男子”紧挨着的女性应该是赫拉女神,那她手中所握的应该就是赫拉女神的“篮子”(kalathos)。中间两位人物(B组)是帕里斯和阿芙洛狄特,而左边两位人物(A组)则是海伦和帕里斯情意绵绵,准备私奔。因此,这幅组画所遵循的神话故事主题应该是“帕里斯裁判”,塞塔伊奥里将其称为“特洛伊战争的前兆”(Harbingers of the Trojan War)。他认为雅典娜女神之所以被制作成男子样貌,是因为制作它的东方工匠们并不熟悉希腊神话故事,在她手中所持长矛的影响下,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人物就是男人。但是,组画创作者在C组另一位女性手里所安放的“篮子”却表明她就是赫拉女神。这样一来,这幅组画就符合了西方艺术传统的基本模式,即三位女神一定要同时出现于“帕里斯裁判”场景。塞塔伊奥里从西方艺术史出发对银瓶组画的解读很有说服力,这一点似乎为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所忽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李贤墓鎏金银壶腹部组画很可能包含了希腊神话故事元素,而且从发型与衣饰来看,也体现了希腊和罗马的艺术风格。但就银壶的总体艺术风格来说,希腊罗马文化并非其唯一的来源。在文化和工艺传播的长期过程中,混杂和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银壶上的帕里斯似乎年龄偏大,鼻子也更偏像于东方人,而阿芙洛狄特和海伦的乳房表现形式似乎也应该是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然而,无论学者们如何解读银壶上的人物及其艺术风格,也无论这些人物在审美上如何不及希腊本土人物造像的美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银壶的形制、雕刻以及绘画风格的确蕴含着丰富的古典希腊文化因素。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4楼2024-07-27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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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朝隋唐文物里的赫拉克勒斯形象
                          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受到天后赫拉的厌恶和迫害。但是,赫拉克勒斯天生神力,勇敢完成了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就包括杀死威胁人类的怪兽。他死后成神,进入了万神殿,位列奥林帕斯神系。在希腊艺术中,赫拉克勒斯的典型形象包括如下元素:裸体、肌肉发达,身形高大,须发浓密,头戴狮盔,手持大棒,提着狮子皮,这些形象最初表现出的一种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主义,逐渐由此散发出力量感、权威感和人类拯救者的意味。
                          有关研究表明,赫拉克勒斯崇拜混合了诸多文明元素,到了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随着希腊化文明跨越洲际的传播,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也散布到欧洲、北非、西亚、中亚、南亚乃至中国境内。尤其在南亚和中亚地区,佛教艺术将赫拉克勒斯形象(或崇拜?)纳入了佛教崇拜之中,赫拉克勒斯化身为佛陀的护卫“护法金刚”(Vajrapani),在佛教浮雕或壁画中总是站在佛陀身后,成为犍陀罗艺术中的固定形象。随着佛教传播,这一形象也通过中亚进入了我国的新疆和内地,新疆克孜尔石窟第77窟壁画和天水麦积山石窟浮雕(北周)均可见到“护法金刚”的形象。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5楼2024-07-27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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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还不止于此。台湾学者谢明良提出,希腊艺术有可能东渐至山西。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献县出土的一座唐墓中的武士俑谈起,认为此武士俑形象与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形象相近,因为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一般是头戴一狮子头皮,手持一根带有疤痕的木棒。此俑形象与此相似:“头戴虎形兜鍪,虎面狰狞,高鼻大口,横眉立目。身披铠甲,两肩披膊作虎头形,腹部制成一女子面部,细眉弯曲,眉间有痣,圆鼻厚唇,双颊丰满”。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狮头,这里是虎头,前者无腹甲,当然无人面饰形。谢先生对此颇感兴趣,又在多处墓葬找到了此类戴兽帽陶武士俑。其中一墓系山西长治地区,发现于1961年。山西的武士俑似乎更接近于谢先生所认为的赫拉克勒斯,因其手拄一根削去枝桠的木棒,头戴一兽形帽。那么,希腊的神话人物如何与唐代的武士俑建立起联系,谢先生认为是从佛教犍陀罗艺术中的执金刚像演变而来,而执金刚像似可与赫拉克勒斯相联系,腹甲之人面则来自雅典娜盾牌上的女妖美杜莎(Medusa)形象。谢先生也知这只是一种推测,故非常谨慎地在其文章题目后加了问号。


                            IP属地:甘肃来自Android客户端16楼2024-07-27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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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先生的推测很快引起了回应。2002年11月,另一台湾学者邢义田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古代中外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前面提到的《赫拉克勒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的论文,以大量的图片介绍了赫拉克勒斯形象辗转传入中国的流变情况,既利用了谢明良的材料,也支持了他的观点,他针对山西长治的那个武士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棍棒与狮或虎头形盔同时出现,可以证明这绝不是工匠的偶然创意,而应该有一定的来历。而这个来历,追本溯源,和希腊的赫拉克勒斯脱不了关系。2020年11月13日,云冈石窟研究院的王雁卿研究员发表文章,认为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明窗东侧第三层佛龛内的两座雕像“头戴兽头帽,身披兽皮”“左手于膝,右手执棒”,显然也是源自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之形象的执金刚神。如果谢、邢、王三位的推论无误,那希腊的赫拉克勒斯通过变形来到中国内地,来到山西之说或可成立。
                              另一值得注意的文物是2002年在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中出土的一枚戒指。戒指的戒面为蓝宝石质地,戒指环靠近戒托处似是狮子造型,二狮相对而立,抵住戒托。戒面上凹刻一人物形象。此人头顶一狮头头盔,狮头向左,但人面向右,这种前后反向令人费解。此人深目高鼻,脸形瘦削,似为裸体,或穿短衣短裤,身体呈直行跑步状,但头向后视。双臂平伸开,双手各执一长杖器。右手所握杖较短,上为尖状,下端为圆球形,杖下三分之一处有两横状物。左手所握器较长,上端为圆球形,下为尖状,并有两叉在下部分开。对此图像,张庆捷、常一民二位受台湾学者邢义田《赫拉克勒斯在东方》一文的启示,认为“似乎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赫拉克勒斯以狮头为头盔或身披狮皮和手持野橄榄木制有刺棍棒的特征相似”。但从手中所持权杖与狼牙棒特征看,又与公元前希腊国王巴克特利亚钱币肖像、斯基泰国王钱币上的希腊神宙斯的形象特征相似。此说虽属推测,但此戒指显然非中原所出之物,而是来自西域或遥远的地中海地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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