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考古专家X先生发布了一段视频谈话。其中内容仍然反映出对古蜀文明的不了解和轻视。有些观点重复了一些有问题的传统认识。有可能对全面准确认识先秦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内核及早期形成发展过程带来误导。
他在谈话中说：西周的封邦建国制终结于秦始皇。西周王朝是吸取了商朝覆灭的教训才采用了封邦建国和怀柔政策。
这种说法显得周王朝的统治者太有现代人的觉悟。周朝建立后施行封邦建国是因为看到了商朝的覆灭吗？封邦建国是怀柔政策吗？周朝建立后实行了怀柔吗？恐怕都未必！
如果周人吸取了商朝覆灭的教训，那么周朝建立后应该摒弃商朝的制度，放松对邦国或封国的控制。史实恰好相反。根据甲骨文和一些古籍，商朝存在期间，商周边存在很多方国。商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经常征伐周边方国，扩大地盘。但是商基本是一个孤立的政权。虽说有文献记载商有一些同盟国，矛盾的是在灭商之前周攻灭这些商的“同盟”时商一概无动于衷。甲骨文中商周边的方国也没有向商常态化的缴纳赋税和供奉。商除了和一些有联姻关系的方国有联合军事行动之外，并没有调动其他方国军队的能力。这表明商对其他方国并没有统治力。而且甲骨文中商的自称是商方。其他则是人方、鬼方、羌方、等等。从称呼上上就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各方国之间并没有高低等级。商亡几百年之后社会进入封建制向王朝一统制过渡时期的一些古文献对商朝的一些描述并非真实。
在周灭商后实行的封建制中，中央王庭对各封国的控制要比商朝强得多。周朝王庭不仅规定了各邦国必须缴纳贡奉，而且各邦国在王庭需要时有无条件提供军队等义务。周王对各邦国的首领，即使是最高一等的公爵都有废立和生杀大权。周初，王庭对不听号令的邦国实行的是强力镇压。不仅灭国，还杀掉或流放这些邦国的国君。哪怕这些不听话的国君是周王的至亲甚至长辈也不能幸免。因此，周朝建立后实行的政策并不是怀柔，而是加强了对邦国的控制。在封邦建国之后，王庭和邦国之间，邦国和邦国之间都产生了等级差异。
根据前人对甲骨文和古文献的研究，商朝内外服相当于朝廷和地方机构，已有了管理不同事务的职官。侯、甸、男、卫等是地方职官，不是后来的诸侯。朝廷内部也有尹、臣、保、宰等负责最高政务、一般政务、宗教文化、生产经济、军事等类事务的多层次的职官。从文献来看，周朝王庭的职官体系和商朝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周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因袭了商朝。那么为何周朝没有把商朝控制力更强的地方职官体系贯彻到整个势力范围去呢？而且前面我们已看到周朝建立时并未采用什么怀柔政策。
周王朝采用封建制的真实原因在于本身的结构和历史传统。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周灭商依靠了多个方国组成的联军。如前所说，这些方国在当时的观念中与周本来是平等的。灭商之后即使周较为强大也不可能马上将联盟中的各个方国当成商王朝那样的内部地方机构。更重要的是在周人属于一个庞大的西方族群。在原有的习俗观念中，这个族群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邦国联合体。
史载周初受封的71诸侯国有53个姬姓国。其中国君与周武王有兄弟叔伯子侄关系的只有十几人。而且有的是三代或四代以上共祖。其余姬姓国君的血缘肯定更远。这些在灭商战争中出过力，又要到远方原来是别人的地盘去就国的诸侯无疑有自己的军队。诸侯国中姜姓也不少。据文献考证姜姓是古羌人的一个大支系。姜太公绝不是一个在渭水边钓鱼的老头，他实际上是与姬姓有联姻关系的大族长。姜姓封国相当重要，独自担负了周王朝很大一部分征伐任务。显然也有独立的军队。牧誓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也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根据文献联军之所以能在一天之内就灭掉商王朝并不是因为联军有多强大，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商王朝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反叛。这部分的势力还很不小。周初封建时得到不止一个封国。而且很快就敢反叛周王庭。说明也是有军事能力的。这种状况并不是因封建而形成。而是在封建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周王朝实行封建制实际上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的正式承认。周系族群及其同盟这种权力结构不同于大邑商从王庭到地方金字塔层级式结构。它是一个有少数中心节点的平面网络结构。这些中心节点就是若干方国。它们在族源信仰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互不统属。它代表了王朝时期华夏两种社会模式之一。这两种模式就像交尾的伏羲与女娲，相互纠缠演进一直延续于整个中华文明史。周朝实行的封建制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两种体制的初次结合。是周人吸取了商王朝金字塔层级式结构生成的一种混合体制。在中国王朝时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实行的混合体制。异姓分封、同姓分封、羁縻统治等都是混合体制的表现。
商朝的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来源于祭祖的传统。商人对历代祖宗有序的排列自然形成树枝状结构。与相应的祭祀活动一起映射到社会管理上就是金字塔层级式一统制王朝。这是一种排他的集权体制。在王朝时期，这种体制的极端形式就是在全疆域实行郡县制的秦朝。
而周人的封建则是分权制。在这种制度中，核心政权全疆域势力范围内存在多个在不同时期有很大自主性差异的地方政权。核心政权对地方政权并不实行直接管理。在战国晚期，这种体制也曾达到极端状态。核心政权完全消失，全疆域内分成多个独立的政权。
前面已说过这种体制的来源是周系族群社会的的原始平面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存在的时间相当长。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可以清楚看到它的痕迹。本人曾在《三星堆的真实面目是什么？》等几篇帖子中讨论过三星堆时期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在古蜀和盆地及周边一直有深刻的观念影响和实际存在。古文献也多有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如下描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是典型的没有核心王庭的，没有等级差和统属关系的平面网络社会。
汉末蜀汉一带五斗米道政权的二十四治也是平面网络结构。它们有共同的信仰，但没有号令一切的核心。每一治都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在后来的年代蜀地及周边地区，各种地方政权一直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少有停歇。这种状态甚至延续到近代。有清一朝风行巴蜀地区几百年的袍哥也是这种状态。山堂林立，有事时也可一呼百应，但是却没有什么总舵和总舵主。直到民国末，川中仍然是多个地方军阀政权并存。
为什么这种对华夏文明有深刻影响的社会结构会发生和长期存在于蜀地呢？这实际上来源于古蜀地区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件关乎华夏文明根本面貌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
本人若干年前在天涯上发文探讨过大禹治水的起因、过程和对华夏历史的影响。四五年前又将内容以《探索真实的大禹治水》的题目发表在百度上。历史记载舜禹时的大洪水有几个特点：发生的范围广，“浩浩汤汤怀山襄陵”；持续时间长，不间断地延续了几十年；洪水范围内原有大量居民；那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洪水以当时人类的工程能力可以只经十几年的治理就得到基本解决。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长江三峡段发生大滑坡堵塞河道。当滑坡形成的堰塞坝超过海拔400米以上时，以长江流量和四川盆地地形和平均330米左右的海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形成水面超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淹沒区。

三峡滑坡堵塞长江在盆地内形成十万平方公里的水淹区后，原住民少数留住区内高地并追随大禹疏通三峡。而大部分人为生存选择外迁。向西南迁徙的成为彝语支各族始祖。向西的成藏族的一部分。语言学研究证明羌藏彝语分离在4000年前左右就是证据。彝语支各族生活的区域处于云贵川山地。地理条件不可能发生长时期大范围洪水。但这些民族的传说中都有经历过灭世性的大洪水。这只能是出自对祖籍地远古大洪水的记忆。
向东迁入中原的就是后世文献中的“夏人”。也就是甲骨文中的羌人。长江三峡堵塞形成盆地内大面积积水在三峡成型后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年的地质年代稀松平常，是万年或十万年一遇的常事。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在四川盆地活动已有数万年。这期间长江三峡出现一次超大滑坡完全正常。事实上除大禹治水遇到的那次，在有文字以来长江还发生过两次堵江几十年的滑坡。只是由于堰塞坝不够高，回水只有一两百里。事实上葛洲坝修建之前三峡多处大小险滩都是古堰塞坝遗迹。由于长江三峡地质特点，滑坡产生的堰塞垻质地松散，积水超过垻顶很容易出现溢流槽，人工使用木竹工具也可以挖掘或扩大溢流槽。在人工和水流强力冲刷下，数百米高的堰塞坝完全可以在十数年的时间内消解。这就是大禹联合位于江州（现重庆）的塗山氏等同受大水影响的诸氏族共同治水的真相。
迁徙至中原的古蜀盆地居民，或者说“夏人”，也即甲骨文中的羌人与留在盆地内的原住族群一直保有密切联系。 根据现在二里头和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二里头与古蜀有非常相似的社会形态。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平面网格。在数百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散布有数十计的大型建筑基址。但是并没有突出的单一核心建筑基址。同样，三星堆遗址除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用于陈列大大小小青铜器的一个大型房屋之外也没有明显突出的被次级建筑簇拥的核心建筑。三星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大型墓葬。二里头也没有发现王级规模的大型墓葬。最重要的出土绿松石龙的墓葬，从随葬品看其墓主明显是个神职人员。不是掌握军事权力的行政首脑。二里头没有明确的殉人现象。三星堆遗址也没有发现确定的殉人。这反映两者都没有核心暴力机构，沒有奴隶。而且从祭祀器物也看不出明显的祖宗崇拜。根据目前研究在二里头一期，“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头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 [6] 。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如果用大洪水期间古蜀民的外迁来解释，这一切都非常容易理解。这是中原凡有“夏人”分布的区域都有大禹治水传说和各种附会遗迹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三星堆除主要是本地文化元素外还有大量中原及西南文化元素的根本原因。王朝时期出于维护中原王朝核心地位的原因，大禹治水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大禹治水并非是出自某帝王的命令，而是在大禹的带头下多个氏族联合起来面对共同的挑战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由于治水工程是由多个氏族共同完成，在治水过程中各氏族有了密切的联系。产生了一些共同的观念。在大水褪去后，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氏族逐渐成为有密切联系的，有共同文化和信仰的，但又是独立的方国。这就是在同一文化基础上平面网络式这种社会结构的来历。
这种社会结构在共同的文化信仰基础上形成了祭祀朝拜中心周围分布有多个互不统辖的聚落。它即不是像商那样有明确层级结构的初阶王朝，也不是希腊式的城邦联盟，更不是古罗马自由民民主社会。它是早期历史上存在的一种特珠社会结构 。其核心是一群从事精神信仰和相关艺术技术活动的专职人员。他们接受有共同信仰的多个族群的供养。有独立的信仰活动中心。但是他们沒有掌握军事权力。对各族群有精神信仰上的影响力但是没有行政权力。在他们的观念中某些人可以通过某种努力成为具有超能力的“仙”。但是没有祖宗神和人格化的超自然神。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一神教。这一点在三星堆显示非常清楚。早期的方仙道和后来起源于蜀地的华夏本土宗教——道教都是这种情况。我在《解密三星堆——对后世的影响：神仙观念》和《揭秘三星堆——仙人观与古蜀人的气质》两文中对此曾做过论述。
这种平面网络式的社会结构中的方国集团相互间联系较为松散，一般情况下很难形成强大的军事能力，容易被外来势力各个击破。而大一统金字塔层级式的王朝体制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容易形成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因此在社会管理体制的竞争过程中平面网络体制最终败给了大一统体制。甲骨文和史书记载的“多羌”受制于商人是如此。周被秦代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文化意识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中却仍有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多族群共存融合的可能与现实。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包容性和融合能力 。这种包容性和融合能力根据意识决定于存在的观点，只能是来自于这种社会结构。
这种产生于大洪水和大禹治水过程的社会体制由于不符合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意识观念，因此长期被矮化，扭曲甚至掩盖。据顾颉刚等人的研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三皇五帝系统是在周末到汉初几百年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诸子百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治世理念编造了若干不同的上古史。都在为托古改制创造依据。大一统王朝体制的鼓吹者和维护者为了达成自己的意志刻意编造禹会万国征三苗杀防风氏等完全禁不起考问的神话，淡化大禹联合其他族群共同治水的史实并将大禹的形象改造成了人王。为与大一统体制相配他们还竭力塑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层级性社会意识。经过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和相应的意识主宰，从三皇五帝以下王朝单线传递的历史和中原文化绝对的引领基本成了定论。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抱住不放。
但是很显然，如前面的分析，不承认真实的大禹治水，不承认因此形成的古蜀地区社会形态和宇宙哲学观念以及艺术创造力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就无法解释为何中华文明能包容和融合世界多种文明，就不能解释为何中华民族的主体能不断融汇多种民族成分而且能实现多个民族长期共存，就不能解释为何华夏文化中没有产生排他性的一神教，也就不能解释为何华夏文化中能出现具有超凡能力的仙人是凡人修炼而成的这种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