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依据玄奘的戒律生活，与他在西行求法时，于各地僧伽蓝的见闻实录，玄奘的戒律观，可归纳以下四点：
一、面对异国风土民情，他会宽容地看待因时因地制宜的“随方毘尼”，如改变安居月份、改变僧团序次形式等，他都不以为忤，不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

二、“随方毘尼”有凌驾于戒条之上的原理、原则以为依凭。
虽然在既有文献中，欠缺玄奘在这方面的完整观点，但是从他对许多案例所下的断语，可归纳出这样的结论：
“令正法久住”与“护生”这两大原则，正是他作律学判断或掌握行为分际时的最高依凭。
因此无论如何入境随俗，他总是坚持不食酒肉。

三、作为一位大乘行人，他面对部派僧团的教条主义现象，会直下以判教的方式，将它视为不究竟的“渐教”。
显然“渐教”的影响层面，不祇是教义而已。

四、他一生风云际会，见过中、印两大强国与许多小邦国的帝王，而且都受到备极崇高的礼遇，但是他不落骄慢，不慕俗誉，一心一意求法、学法、弘法、译经。对于佛教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则相当介意，念兹在兹，据理力争，以维护僧伽尊严。
他虽深受帝王、师长的知遇之恩，但在谦恭感念的同时，依然不忘却牢牢掌握住“令正法久住”与“护生”的原理、原则，倾全力于弘法度生的崇高志业。

一、 前 言
玄奘在印、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德学崇隆的圣僧。
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印度，他促进了天竺朝野对中国的认识；他以坚毅超人的求法精神、卓越的讲学、著述，以及所向披靡的无碍辩才，获致崇隆的社会声望与帝王的特殊礼遇。
在中国，他的译经事业千古无与伦比，他将传承自那烂陀寺陈那、护法、戒贤系统的唯识学说与因明理论传到中土、发扬光大，并且间接促成了法相宗的成立。
在国际史学界，他的《大唐西域记》，成了古印度史拼图的重要依凭，也指引着考古学家掘发、认证出土的古迹与古物。

本文研究玄奘个人的戒律生活，以及他对印、中僧团现况及戒律生活的观察与论议。
之所以会选定本论题，原因有以下数端：

一、作者的研究兴趣与学术专长：
第一作者过往专治戒律学，特别重视僧制之研究。
在研究领域中所磨练出来的敏感度，使得第一作者对于玄奘这样一位学贯印、中，精通内明与外学，而又与印、中帝王有过多次对话，与印、中异教有过数次交锋的高僧，拥有怎样的戒律生活与戒律观点，产生了高度的研究兴趣。
而第二作者专治印、中佛教史，娴熟律典与史传，乃为本文之撰写，重行回顾相关文献，并作地毯式的搜寻，提供了丰富的撰著素材。

二、从玄奘传记的片段记载可知：
玄奘本人自律甚严，相当重视戒行与威仪。
因此对于他的戒律生活，似可掇合这些吉光片羽，作一较为完整的陈述。

三、玄奘历经艰辛而西行，他不但要适应迥异内地的沙漠气候，又要适应沿途邦国的风土民情，自律甚严的他，究竟如何拿捏持守戒律与因应俗世的分际？
这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四、玄奘于印度有着丰富的参学经历。
无论是在那烂陀寺的定点参学，还是在其它邦国、寺宇的行脚参方，这位在印、中佛教文明交会前线的法师，仆仆风尘于丝路之旅，面对各方僧伽规制或生活习惯的差异，是如何拿捏分际的？
像那烂陀寺，在玄奘赴印学习的极盛期间，已能容纳一万名学生和一千五百名教师。
这样庞大的学团，其日常运作与生活管理，绝对是一门大学问。

五、玄奘丰富的西行求法，带回中土的除了前述译经、弘法的卓越成就之外，天竺参学生涯的所见所闻，必然也会影响他的戒律观。
然则他在中土与众僧共住以从事译业，是完全依于中土旧惯来处理僧事呢，还是多少受到留学见闻的影响，而调整了若干的寺院规制与生活方式？
他如何应对来自帝王的善意关怀与不当敕令？
此中坚持不变或妥协变通的分际何在？
其中有何原理、原则可寻？这也颇值得观察。

第一作者拟订本文研究方向之时，对于既有文献，是否足以充分解答前述第二至五项问题，并无把握，但还是依此诸问题意识，恳请第二作者对玄奘在印、中僧团与戒律方面的相关记载与论议，先行作一汇总、归纳，并由第一作者据此汇总资料以为基础，于在线查索更多相关文献(特别是CBETA电子佛典)，同步进行解读、分析、推论、分析、撰稿的工作。
以下四部传记与一部经录，是作者所依凭的原始资料：

1.《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唐玄奘述，辩机撰。大正五一，八六七中～九四七下。
2.《续高僧传》，唐释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撰。大正五○，四二五上～五八八上。
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大正五○，二二○下～二八○上。
4.《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唐冥详撰，大正五○，二一四下～二二○上。
5.《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以下简称《开元录》)，唐智升编纂，大正五五，五五七中～五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