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江涛
“圣火92”晚会上的《水手》
郑智化60岁了。很多人意识到这点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随他的歌声消逝了一大半。当我在网络视频连线采访中见到昔日的偶像，依然难掩内心的悸动。脑海中同时闪现的画面，是1992年或者1993年，我大概在读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时，在表哥家第一次从磁带中听到歌曲《水手》《年轻时代》《三十三块》；课堂上，师范大学的实习老师教我们唱《星星点灯》。记忆中的歌声，有一种明媚的忧伤、迷惘，淡淡的戏谑。
这种记忆，同时被几代人分享。1992年，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还是齐齐哈尔市的一名初中生。如果说80年代末，像《黄土高坡》这样的西北风相当于大陆最早期的流行音乐，那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整个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只是，在港台音乐的洪流中，郑智化的出现多少有些另类。梁龙向我讲他的流行音乐启蒙：“和其他孩子没有区别，我也听刘德华的《来生缘》，张学友的《吻别》，还有更早期的台湾校园民谣等等。直到郑智化出现，突然发现他和以往的流行音乐不一样，他好像有一种直观的态度：有批评，有否定，甚至于反叛。这些不同的点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是最吸引我的，原来流行音乐还有社会思考。”
喜欢上郑智化后，梁龙开始追星：“我总骑着自行车到唱片店蹲守，一个星期起码要去一趟。唱片店老板后来认识我了，被我整烦了，见面就说：郑智化还没出新专辑呢！”不仅如此，梁龙还模仿他写歌词，把郑智化某首贴近自己思路的歌词写在上一行，下一行写自编的歌词，然后在班级联欢会上演唱。
我问郑智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火了，他的回答是：“我想如果以台湾地区来讲，真正让我觉得完全火起来的应该是《堕落天使》。其实从专辑《单身逃亡》开始，尤其像其中《别哭，我最爱的人》这首歌，已经让很多人喜欢，但真正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明星，好像走到哪儿都不太方便，是从《堕落天使》开始的。大陆不用讲，大家都知道是《水手》。”
1988年推出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后，郑智化在90年代进入创作的爆发期，接连推出11张专辑，1990年的《单身逃亡》《堕落天使》，1991年的《年轻时代》，1992年4月推出的《私房歌》是他的第五张专辑，其中就收录了广为传唱的《水手》。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好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励志色彩，知道这首歌的创作来自郑智化洗澡时迸发的灵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包括郑智化在大陆一夜爆红，是因为1992年8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欢迎巴塞罗那奥运会归来健儿的一台晚会“圣火92”。
郑智化回忆，那还是他第一次到大陆演出。虽然之前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并利用手中的台胞证，帮助当时同属“可登唱片”的崔健买过家具和电器，但那只是普通旅行。8月13日，郑智化抵达北京，下午还去王府井逛了街，第二天彩排时却遇到了意外。“导播不太希望我唱《水手》这首歌，因为他感觉这首歌里有一些字眼有点反叛。我当时只准备了这首歌，没有别的歌可以唱，后来在几方协调之下，终于愿意让我上去彩排。”
郑智化记得，彩排的舞台是个游泳池，一旁有很多大学生啦啦队，按照导播的事先安排，他们会在恰当的时候鼓掌和呐喊。“结果我唱的时候特别奇怪，在台上唱完《水手》后，大约有10秒钟空气是静止的，没有任何反应。我以为是自己唱得不好还是怎么样，直到观众席上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很激动的样子，然后全场乱套了。导播过来跟我道歉，他说这首歌一定要唱，发生什么事，所有责任他扛。一下好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第二天正式演出时，郑智化发现自己的待遇不同了。晚会现场，邓亚萍把夺冠的球拍送给郑智化，并请他对所有人讲话，均非出自事先安排。现场热烈的气氛，多年以后依然让郑智化充满感慨：“我那时候才真的了解，原来我写的音乐其实影响是蛮巨大的。我在做的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大事情。”
郑智化最初以为的小范围现场演出，变为一场可以被几亿观众收看的电视直播晚会。从那时起，海浪、水手，因3岁时高烧患上小儿麻痹不得不拄着双拐的励志形象，便成为对郑智化的固有印象。
只是，郑智化的音乐世界，远为复杂生动。梁龙向我谈起，作为郑智化的歌迷，自己在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见到郑智化时的反差。那是2017年，耿军导演的电影《轻松+愉快》获得金马奖四项提名，其中一项就是梁龙创作的片尾曲。大伙一起到台北参加颁奖礼，在一个朋友攒的饭局上，梁龙碰到了郑智化。“他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饭桌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白。耿军问他：你是不是好喝酒，中午适不适合喝一点？他说我从来不喝酒。耿军说不对啊，当场念出一段歌词：‘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他说：‘那他妈都是骗人的！’一下把你的记忆全部打散了，特别逗。确实不能按歌词对号入座，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一些真实感受，不然写不出来，但是他这么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摇滚的。他是一个搞摇滚的，不是玩流行音乐的。”
确实，视频面前的郑智化，一旦开口聊天，很容易让人感到一种“无龄感”。当我和他聊起歌曲创作的灵感时，郑智化马上说：“我要纠正你一句话，这句话很粗，但是事实，‘专业的妓女不会带着性欲去接客，专业的创作者不会带着灵感去创作’。创作需要灵感是骗人的，至少对我来讲，想不想写才是最重要的。”
回到《水手》的创作，郑智化告诉我，场景虽然在浴室，他的心境却在海上，长时间在海上坐货轮旅行的经验给他提供了帮助：“船员的心声我能够理解，因为我在里面真实感受过。我们常常讲的大风大浪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风平浪静。我曾经有一次体验，在甲板上往下看，当海面没有波纹，像一面镜子的时候，觉得时间、空间统统都死掉了，那种孤寂感可能是一般人没办法理解的。”同样，理解郑智化的音乐世界，需要回到他的真实经历。
一次尝试和一份赌约
初中毕业后，郑智化为了提早就业，选读了当时很难考的台北工专（台北科技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考取结构技师执照，在台湾地区当时最大的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几个月后，他辞掉这份薪水很高而且安稳的工作，理由是厌倦公司穿制服、打领带和戴工程师帽的刻板生活。辞职后，郑智化赋闲在家几个月。之后，郑智化被一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广告词吸引，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他在广告行业一干就是六年，而且因为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案例，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新星，也因为一支广告歌曲《开心女孩》，他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那时候遇到一个蛮挑剔的客户，想要为自己的广告创作一首歌曲，我们找了很多人写歌，都不满意，被驳回四五次。后来又找到一位音乐制作人，因为害怕他写了客户又不满意，我就哼了一段旋律，录下来给他听，告诉他我们大概想要这样感觉的音乐。他听了后说，你已经写好了，不用我写啊，你都唱出来了，词也有了，曲也有了，帮你采谱然后编个曲不就好了？于是就有了《开心女孩》这首歌。”郑智化由此知道，原来可以通过哼的方式进行歌曲创作。
“请不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我的梦想，青春的天空辽阔。Kissing，kissing，I love you so.开心，开心，我的选择。”这首旋律简单的歌，由“娃娃”金智娟演唱以后，异常火爆。此后，郑智化陆续帮客户发行了一些广告歌曲。
每次给客户做歌曲时，郑智化都要先唱给对方听，有一次被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鸣玉听到，便问他：“你的歌很好，声音也很好，为什么不走这条路？”“那时候我还很拽地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做那种戏子伶人的工作。她说你可以先试试音，搞不好会很喜欢唱歌的感觉。人家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好玩，就进去试试看，没想到麦克风一打开，太好玩了，音乐太棒了，这就导致《老幺的故事》这张专辑推出。”郑智化回忆。
1988年底推出的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共收录9首歌曲，其中既有反映矿工生活的《老幺的故事》，也有《远离这个城市》《不要说黎明》等言情之作，个性风格多元。唱片公司给予郑智化极大的创作自由，他回忆，当时的限制反而更多源于自身：“我写《老幺的故事》，当时的心态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歌手。第一，我想自己能有一张音乐专辑；第二，可以好好发挥一下自己歌唱方面的才华。最重要的是，我想自己的作品和当时大家听到的所有音乐不太一样，如果都一样，那我就没有意义了。”
在当时以情歌为主流的台湾流行乐坛，专辑主打歌《老幺的故事》以矿难与矿工生活为题材，多少有些特殊。在1992年出版的《智化的传奇》一书中，郑智化写道：“我不是矿工的儿子，我也不住在九份，但是对九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第一次知道九份，是从报上报道的海山、煤山两次大矿灾开始……自恃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决定为这块悲剧的土地做点事，虽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我连九份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凭着一股无知的热血和冲动，我决定……决定写本小说！”
九份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1984年，台湾地区发生的三大矿难所在地：土城海山煤矿、三峡海山一坑、瑞芳煤山煤矿，都位于新北市，九份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几大煤矿之间的地方。可在九份待了一周后，郑智化却放弃了写小说的念头，他感觉自己对九份来说始终是局外人，他更想写的是矿难背后发人深省的人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具有话题的社会事件。经过几年的沉淀，当郑智化决定创作歌曲时，九份的矿工生活再次浮现，化作一句句充满个人感受的歌词：“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纠缠的房屋，单纯的心……”
很多人喜欢把郑智化的身体残疾与他的创作联系起来，他本人也曾在微博上写过这样的话：“我如果脚没有小儿麻痹，我应该不会写歌，不会画画，不会写毛笔字，更不会当一个歌手或艺术家。我如果双腿健全，我只想当F1赛车手，我喜欢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想法多少有些惯性。郑智化在书中便谈起，他并没有像一般残疾小孩那样从小自卑懦弱，反而从小就以过人的艺术天分，成为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小学六年，我得到的美术、书法及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状、奖品多得不计其数；印象最深的是曾经帮家里赢得一台洗衣机，家人还开玩笑说要给二姐当嫁妆。”
要说残疾对他的影响，或许更多还在于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郑智化回忆：“7岁以前，我几乎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长期观察别人的结果，养成了我敏锐的观察力。”这种喜欢观察别人的习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失去一颗童心，只好用面具隐藏虚假。”（《青春祭坛》）郑智化的歌曲中大量出现“面具”一词，既是对虚假社会的讽刺，也透露出他以别人为面具抒写自己块垒的创作乐趣。
郑智化对此并不讳言：“其实我是一个很自我保护和孤僻的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写，直到这几年才开窍。以前我比较喜欢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和做广告的职业病有关系，因为都是在外面批判或者教人家怎么样。写歌的时候进了一步，我会揣测如果自己是别人会说什么话。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有点像心理学的反射作用，你去看这件事情，对它有激情、有热情，想说一些话，其实也是替自己讲话。”
《老幺的故事》发行后，郑智化并没有想过离开广告业去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反而是发生在公司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郑智化在广告公司经常加班到很晚。一天，他一直工作到凌晨6点多才回家休息，中午去公司开会的路上，碰到一位业务部主管。“听说你出了张音乐专辑。”郑智化感受到对方语气中的一丝嘲讽。“对，怎么了？”“那可真不得了，这家公司真是不知死活，敢出你的唱片，要冒倒闭的风险啊。”还有些睡眼惺忪的郑智化，听到这里说：“你等一下，我回办公室请我的秘书拟一份合约：明天我递交辞呈，正式离开广告公司，未来十年完全做音乐，不管唱歌还是作词作曲，如果十年没有饿死，你要在某某饭店大厅，跪下来向我认错；如果我还靠广告企划生活，查出一块我赔十块钱。这个合约中英文都要，因为我要做公证。合约拟定后，这个主管当然被吓到了，说我是开玩笑的。我说你是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真正步入音乐圈作为歌手最主要的原因。”
郑智化告诉我，十年之后，这位主管真的履行了赌约，做到了愿赌服输。回头看，或许他真要感谢这个人，刺激他一脚踏入音乐圈。
“披着羊皮的老虎”
“他为我代入一个思考感，再后来就被另一波文化覆盖了。”梁龙的记忆里，郑智化是他在接触摇滚乐之前，常听的最后一个流行歌手。2017年的首次相遇，让梁龙意识到郑智化身上的摇滚内核。
那次见面，两人还聊到了绘画，梁龙才第一次知道郑智化从小画画，甚至一度在北京一个工作室独自画了四五年，居然无人知晓。组织二手玫瑰乐队期间，梁龙通过经纪人黄燎原结识了一批当代艺术家，在最为潦倒的时光里，曾长期和一批美院画画的人混在一起。基于这样的经历，梁龙和郑智化有了更多共同话语。后来，他在郑智化已变为库房的北京画室看到他的作品。“挺意外，你能想象他不是玩票，而是一个很有自己内核的艺术家。他的画风是比较戏谑的动漫体，在一个不严肃的环境里，有很严肃的东西；相反，在严肃的空间里是一个非常戏谑的状态，一个非常矛盾的结合体。”梁龙随后和郑智化签了三年的策展合同，帮他在北京和深圳先后策划了两场名为“溺爱”的画展。
办展期间，梁龙对郑智化的个性了解更深。“比较客观地说，虽然他从事绘画多年，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与绘画市场没有太多接触，这与他的性格很像。当时有个问题，他的画标价非常高，如果按行业里的专业性来定价，当场应该就能卖出一大部分。后来我们也聊过，他说自己不愿意纠结价钱，心里认定就值这个价钱，卖不掉的话，到时候和我一起埋了就好，大概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郑智化，一个拥有高度自我表达与确信的音乐人。这种骨子中的摇滚内核，被梁龙概括为“这些东西当时可能是非主流的，可能不被大众关注，经过时间的打磨，它的力量就显现出来，被人们记住”。
中国的摇滚文化中，以翻唱的形式致敬，已成为一个小小的传统。1995年，邓丽君去世时，摇滚人翻唱了一张《告别的摇滚》，来纪念这位曾在特殊时期打开大陆音乐视野的歌者。2005年，一张《谁是崔健》完成了对崔健的致敬。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梁龙联络了一些摇滚乐队，在2019年郑智化从艺30周年时出版了一张翻唱专辑《智敬》。用梁龙自己的话说：“我就是想以一种摇滚的态度，让大家看到郑智化是摇滚的。用摇滚乐去翻唱这样一位当年的流行歌手，没有一点违和感，里面一些翻唱甚至非常精彩。”
这张专辑中，二手玫瑰选择翻唱《堕落天使》。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这首歌也有点这种灯红酒绿，黎明的颓废，挺夜店风的，我觉得适合二手玫瑰这么一支乐队翻唱”。这一次，梁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传唱性，在配器和唱法上做了很多试验，“不是让它更好听，而是更摇滚化”。
熟悉郑智化的乐迷都知道，《堕落天使》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动人故事。一次，在路边摊吃担仔面时，郑智化遇到一个浓妆艳抹、提着一只断了鞋跟的高跟鞋、满口粗话的年轻女人，印象深刻。没想到两年后，这个女人在原址上开起一家饭店，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相处中，他得知这个女人本出身嘉义望族，家人反对她嫁给身体又差还是孤儿的男友。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十六七岁便一个人跑到台北，不惜从事色情行业，赚钱给男友治病，并最终和他结婚。郑智化渐渐为这个重情重义的堕落天使着迷，直到有一天，女人的店铺被拆，人也从此消失。
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90年代？郑智化的回答是，“一个璀璨华丽丰富的时代”。只是在他看来，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如今已荡然无存，背后的原因就有他不愿意谈及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空洞化与愚蠢化”。
90年代，郑智化曾以一首后来在台湾地区遭到禁唱的《大国民》受到热议。这首歌的歌词大胆直接，充满愤怒：“这不再是一个适合好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只是，郑智化并不认同“愤怒”这个字眼。“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们的愤怒其实是假的，是说我们有话要讲，提醒你去思考。”
“我的歌曲精神是摇滚，但是形式不一定。大部分做摇滚的人，想法是摇滚，形式也是摇滚，纯摇滚。我不是，我是披着羊皮的老虎，或者披着虎皮的羊，反正两个都搭嘎，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郑智化说。
对郑智化来说，重要的或许始终在于，如何把真实而压抑的情绪，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摇滚的定义。
只有远离，才会回乡
进入新世纪后，郑智化的音乐创作渐渐减少。“不瞒您说，过去二十年我把所有的创作精力全放在别的方面，去画画，去做漆器，写书法。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不爱音乐，而是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回乡。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跟我说。
像许多优秀的创作人一样，郑智化害怕大量创作带来的重复，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如此决绝。“如果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新的元素，那就不要写，不要碰音乐。除了跟一些同样做音乐的人交朋友以外，其他都不要碰，彻底跟它断绝关系，然后让音乐回来找我。”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郑智化把自己这种极端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极懒惰和极努力的合体。懒惰的时候，可以一天躺在沙发上不动，躺在床上看书，打电动游戏玩手机过一年；努力的时候，可以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我是两个极端，没有中间，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把兴趣玩玩就好，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成为大师，要么成为路人。”
大概三四年前，郑智化的妻子在市场上买回一只旧木碗，让他没事的时候给碗弄一点颜色。可依郑智化的性格，怎么会满足随便弄弄？他从那开始研究漆器，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着迷到什么程度？做过大漆的人都知道，漆会让人过敏，全身起红点。所以很多人告诉我，做漆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甚至口罩。我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去摸它，才能感觉什么时候应该进行怎样的处理。每一批漆器都有不同的个性，你不去碰它怎么知道？”就这样，郑智化研究了三四年漆器制作，今年5月底做了最新一批茶杯和茶盘，并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手工艺、书法、绘画，这些年郑智化选择的生活方式，让他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然而，他拒绝用标签或概念下定义。对他来说，既愿意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高效，也能体味古人饮酒写诗、发帖问候的乐趣。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可能都比以前要局限化、分割化、细微化，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批判这是一个小时代，以前是大时代，也不见得完全公平。这个时代有它有趣的地方。时代怎样改变，我们都是被动的。”
疫情期间的隔离，让郑智化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创作。他发现，“以前的创作，很多时候比较偏爱词，为了把那个词表达出来，在音乐性上便稍微修饰或迁就。新的音乐更追求浑然一体。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写歌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一首是真正写自己的。《堕落天使》不是写我，《水手》不是写我，我以前一直不愿意写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愿意写自己了，会是什么样的歌，大家到时看”。
过往的创作热情，似乎又排山倒海地回来了。明年是《水手》发表30周年，郑智化计划重新编排演唱这首歌。酝酿的新专辑中，他还计划写一首与玄奘有关的歌。经历漫长的等待，郑智化决心安抚那个爱玩叛逆的自己，暂停绘画、漆器、书法，回归最重要的音乐，向人们宣告：“I'm back！”
（本文写作参考郑智化著《智化的传奇》。感谢滕斐、萧红、时金宇、曹石等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发布于 2023-10-30 18:16・IP 属地吉林
“圣火92”晚会上的《水手》
郑智化60岁了。很多人意识到这点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随他的歌声消逝了一大半。当我在网络视频连线采访中见到昔日的偶像，依然难掩内心的悸动。脑海中同时闪现的画面，是1992年或者1993年，我大概在读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时，在表哥家第一次从磁带中听到歌曲《水手》《年轻时代》《三十三块》；课堂上，师范大学的实习老师教我们唱《星星点灯》。记忆中的歌声，有一种明媚的忧伤、迷惘，淡淡的戏谑。
这种记忆，同时被几代人分享。1992年，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还是齐齐哈尔市的一名初中生。如果说80年代末，像《黄土高坡》这样的西北风相当于大陆最早期的流行音乐，那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整个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只是，在港台音乐的洪流中，郑智化的出现多少有些另类。梁龙向我讲他的流行音乐启蒙：“和其他孩子没有区别，我也听刘德华的《来生缘》，张学友的《吻别》，还有更早期的台湾校园民谣等等。直到郑智化出现，突然发现他和以往的流行音乐不一样，他好像有一种直观的态度：有批评，有否定，甚至于反叛。这些不同的点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是最吸引我的，原来流行音乐还有社会思考。”
喜欢上郑智化后，梁龙开始追星：“我总骑着自行车到唱片店蹲守，一个星期起码要去一趟。唱片店老板后来认识我了，被我整烦了，见面就说：郑智化还没出新专辑呢！”不仅如此，梁龙还模仿他写歌词，把郑智化某首贴近自己思路的歌词写在上一行，下一行写自编的歌词，然后在班级联欢会上演唱。
我问郑智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火了，他的回答是：“我想如果以台湾地区来讲，真正让我觉得完全火起来的应该是《堕落天使》。其实从专辑《单身逃亡》开始，尤其像其中《别哭，我最爱的人》这首歌，已经让很多人喜欢，但真正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明星，好像走到哪儿都不太方便，是从《堕落天使》开始的。大陆不用讲，大家都知道是《水手》。”
1988年推出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后，郑智化在90年代进入创作的爆发期，接连推出11张专辑，1990年的《单身逃亡》《堕落天使》，1991年的《年轻时代》，1992年4月推出的《私房歌》是他的第五张专辑，其中就收录了广为传唱的《水手》。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好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励志色彩，知道这首歌的创作来自郑智化洗澡时迸发的灵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包括郑智化在大陆一夜爆红，是因为1992年8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欢迎巴塞罗那奥运会归来健儿的一台晚会“圣火92”。
郑智化回忆，那还是他第一次到大陆演出。虽然之前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并利用手中的台胞证，帮助当时同属“可登唱片”的崔健买过家具和电器，但那只是普通旅行。8月13日，郑智化抵达北京，下午还去王府井逛了街，第二天彩排时却遇到了意外。“导播不太希望我唱《水手》这首歌，因为他感觉这首歌里有一些字眼有点反叛。我当时只准备了这首歌，没有别的歌可以唱，后来在几方协调之下，终于愿意让我上去彩排。”
郑智化记得，彩排的舞台是个游泳池，一旁有很多大学生啦啦队，按照导播的事先安排，他们会在恰当的时候鼓掌和呐喊。“结果我唱的时候特别奇怪，在台上唱完《水手》后，大约有10秒钟空气是静止的，没有任何反应。我以为是自己唱得不好还是怎么样，直到观众席上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很激动的样子，然后全场乱套了。导播过来跟我道歉，他说这首歌一定要唱，发生什么事，所有责任他扛。一下好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第二天正式演出时，郑智化发现自己的待遇不同了。晚会现场，邓亚萍把夺冠的球拍送给郑智化，并请他对所有人讲话，均非出自事先安排。现场热烈的气氛，多年以后依然让郑智化充满感慨：“我那时候才真的了解，原来我写的音乐其实影响是蛮巨大的。我在做的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大事情。”
郑智化最初以为的小范围现场演出，变为一场可以被几亿观众收看的电视直播晚会。从那时起，海浪、水手，因3岁时高烧患上小儿麻痹不得不拄着双拐的励志形象，便成为对郑智化的固有印象。
只是，郑智化的音乐世界，远为复杂生动。梁龙向我谈起，作为郑智化的歌迷，自己在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见到郑智化时的反差。那是2017年，耿军导演的电影《轻松+愉快》获得金马奖四项提名，其中一项就是梁龙创作的片尾曲。大伙一起到台北参加颁奖礼，在一个朋友攒的饭局上，梁龙碰到了郑智化。“他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饭桌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白。耿军问他：你是不是好喝酒，中午适不适合喝一点？他说我从来不喝酒。耿军说不对啊，当场念出一段歌词：‘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他说：‘那他妈都是骗人的！’一下把你的记忆全部打散了，特别逗。确实不能按歌词对号入座，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一些真实感受，不然写不出来，但是他这么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摇滚的。他是一个搞摇滚的，不是玩流行音乐的。”
确实，视频面前的郑智化，一旦开口聊天，很容易让人感到一种“无龄感”。当我和他聊起歌曲创作的灵感时，郑智化马上说：“我要纠正你一句话，这句话很粗，但是事实，‘专业的妓女不会带着性欲去接客，专业的创作者不会带着灵感去创作’。创作需要灵感是骗人的，至少对我来讲，想不想写才是最重要的。”
回到《水手》的创作，郑智化告诉我，场景虽然在浴室，他的心境却在海上，长时间在海上坐货轮旅行的经验给他提供了帮助：“船员的心声我能够理解，因为我在里面真实感受过。我们常常讲的大风大浪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风平浪静。我曾经有一次体验，在甲板上往下看，当海面没有波纹，像一面镜子的时候，觉得时间、空间统统都死掉了，那种孤寂感可能是一般人没办法理解的。”同样，理解郑智化的音乐世界，需要回到他的真实经历。
一次尝试和一份赌约
初中毕业后，郑智化为了提早就业，选读了当时很难考的台北工专（台北科技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考取结构技师执照，在台湾地区当时最大的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几个月后，他辞掉这份薪水很高而且安稳的工作，理由是厌倦公司穿制服、打领带和戴工程师帽的刻板生活。辞职后，郑智化赋闲在家几个月。之后，郑智化被一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广告词吸引，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他在广告行业一干就是六年，而且因为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案例，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新星，也因为一支广告歌曲《开心女孩》，他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那时候遇到一个蛮挑剔的客户，想要为自己的广告创作一首歌曲，我们找了很多人写歌，都不满意，被驳回四五次。后来又找到一位音乐制作人，因为害怕他写了客户又不满意，我就哼了一段旋律，录下来给他听，告诉他我们大概想要这样感觉的音乐。他听了后说，你已经写好了，不用我写啊，你都唱出来了，词也有了，曲也有了，帮你采谱然后编个曲不就好了？于是就有了《开心女孩》这首歌。”郑智化由此知道，原来可以通过哼的方式进行歌曲创作。
“请不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我的梦想，青春的天空辽阔。Kissing，kissing，I love you so.开心，开心，我的选择。”这首旋律简单的歌，由“娃娃”金智娟演唱以后，异常火爆。此后，郑智化陆续帮客户发行了一些广告歌曲。
每次给客户做歌曲时，郑智化都要先唱给对方听，有一次被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鸣玉听到，便问他：“你的歌很好，声音也很好，为什么不走这条路？”“那时候我还很拽地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做那种戏子伶人的工作。她说你可以先试试音，搞不好会很喜欢唱歌的感觉。人家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好玩，就进去试试看，没想到麦克风一打开，太好玩了，音乐太棒了，这就导致《老幺的故事》这张专辑推出。”郑智化回忆。
1988年底推出的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共收录9首歌曲，其中既有反映矿工生活的《老幺的故事》，也有《远离这个城市》《不要说黎明》等言情之作，个性风格多元。唱片公司给予郑智化极大的创作自由，他回忆，当时的限制反而更多源于自身：“我写《老幺的故事》，当时的心态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歌手。第一，我想自己能有一张音乐专辑；第二，可以好好发挥一下自己歌唱方面的才华。最重要的是，我想自己的作品和当时大家听到的所有音乐不太一样，如果都一样，那我就没有意义了。”
在当时以情歌为主流的台湾流行乐坛，专辑主打歌《老幺的故事》以矿难与矿工生活为题材，多少有些特殊。在1992年出版的《智化的传奇》一书中，郑智化写道：“我不是矿工的儿子，我也不住在九份，但是对九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第一次知道九份，是从报上报道的海山、煤山两次大矿灾开始……自恃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决定为这块悲剧的土地做点事，虽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我连九份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凭着一股无知的热血和冲动，我决定……决定写本小说！”
九份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1984年，台湾地区发生的三大矿难所在地：土城海山煤矿、三峡海山一坑、瑞芳煤山煤矿，都位于新北市，九份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几大煤矿之间的地方。可在九份待了一周后，郑智化却放弃了写小说的念头，他感觉自己对九份来说始终是局外人，他更想写的是矿难背后发人深省的人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具有话题的社会事件。经过几年的沉淀，当郑智化决定创作歌曲时，九份的矿工生活再次浮现，化作一句句充满个人感受的歌词：“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纠缠的房屋，单纯的心……”
很多人喜欢把郑智化的身体残疾与他的创作联系起来，他本人也曾在微博上写过这样的话：“我如果脚没有小儿麻痹，我应该不会写歌，不会画画，不会写毛笔字，更不会当一个歌手或艺术家。我如果双腿健全，我只想当F1赛车手，我喜欢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想法多少有些惯性。郑智化在书中便谈起，他并没有像一般残疾小孩那样从小自卑懦弱，反而从小就以过人的艺术天分，成为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小学六年，我得到的美术、书法及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状、奖品多得不计其数；印象最深的是曾经帮家里赢得一台洗衣机，家人还开玩笑说要给二姐当嫁妆。”
要说残疾对他的影响，或许更多还在于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郑智化回忆：“7岁以前，我几乎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长期观察别人的结果，养成了我敏锐的观察力。”这种喜欢观察别人的习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失去一颗童心，只好用面具隐藏虚假。”（《青春祭坛》）郑智化的歌曲中大量出现“面具”一词，既是对虚假社会的讽刺，也透露出他以别人为面具抒写自己块垒的创作乐趣。
郑智化对此并不讳言：“其实我是一个很自我保护和孤僻的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写，直到这几年才开窍。以前我比较喜欢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和做广告的职业病有关系，因为都是在外面批判或者教人家怎么样。写歌的时候进了一步，我会揣测如果自己是别人会说什么话。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有点像心理学的反射作用，你去看这件事情，对它有激情、有热情，想说一些话，其实也是替自己讲话。”
《老幺的故事》发行后，郑智化并没有想过离开广告业去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反而是发生在公司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郑智化在广告公司经常加班到很晚。一天，他一直工作到凌晨6点多才回家休息，中午去公司开会的路上，碰到一位业务部主管。“听说你出了张音乐专辑。”郑智化感受到对方语气中的一丝嘲讽。“对，怎么了？”“那可真不得了，这家公司真是不知死活，敢出你的唱片，要冒倒闭的风险啊。”还有些睡眼惺忪的郑智化，听到这里说：“你等一下，我回办公室请我的秘书拟一份合约：明天我递交辞呈，正式离开广告公司，未来十年完全做音乐，不管唱歌还是作词作曲，如果十年没有饿死，你要在某某饭店大厅，跪下来向我认错；如果我还靠广告企划生活，查出一块我赔十块钱。这个合约中英文都要，因为我要做公证。合约拟定后，这个主管当然被吓到了，说我是开玩笑的。我说你是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真正步入音乐圈作为歌手最主要的原因。”
郑智化告诉我，十年之后，这位主管真的履行了赌约，做到了愿赌服输。回头看，或许他真要感谢这个人，刺激他一脚踏入音乐圈。
“披着羊皮的老虎”
“他为我代入一个思考感，再后来就被另一波文化覆盖了。”梁龙的记忆里，郑智化是他在接触摇滚乐之前，常听的最后一个流行歌手。2017年的首次相遇，让梁龙意识到郑智化身上的摇滚内核。
那次见面，两人还聊到了绘画，梁龙才第一次知道郑智化从小画画，甚至一度在北京一个工作室独自画了四五年，居然无人知晓。组织二手玫瑰乐队期间，梁龙通过经纪人黄燎原结识了一批当代艺术家，在最为潦倒的时光里，曾长期和一批美院画画的人混在一起。基于这样的经历，梁龙和郑智化有了更多共同话语。后来，他在郑智化已变为库房的北京画室看到他的作品。“挺意外，你能想象他不是玩票，而是一个很有自己内核的艺术家。他的画风是比较戏谑的动漫体，在一个不严肃的环境里，有很严肃的东西；相反，在严肃的空间里是一个非常戏谑的状态，一个非常矛盾的结合体。”梁龙随后和郑智化签了三年的策展合同，帮他在北京和深圳先后策划了两场名为“溺爱”的画展。
办展期间，梁龙对郑智化的个性了解更深。“比较客观地说，虽然他从事绘画多年，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与绘画市场没有太多接触，这与他的性格很像。当时有个问题，他的画标价非常高，如果按行业里的专业性来定价，当场应该就能卖出一大部分。后来我们也聊过，他说自己不愿意纠结价钱，心里认定就值这个价钱，卖不掉的话，到时候和我一起埋了就好，大概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郑智化，一个拥有高度自我表达与确信的音乐人。这种骨子中的摇滚内核，被梁龙概括为“这些东西当时可能是非主流的，可能不被大众关注，经过时间的打磨，它的力量就显现出来，被人们记住”。
中国的摇滚文化中，以翻唱的形式致敬，已成为一个小小的传统。1995年，邓丽君去世时，摇滚人翻唱了一张《告别的摇滚》，来纪念这位曾在特殊时期打开大陆音乐视野的歌者。2005年，一张《谁是崔健》完成了对崔健的致敬。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梁龙联络了一些摇滚乐队，在2019年郑智化从艺30周年时出版了一张翻唱专辑《智敬》。用梁龙自己的话说：“我就是想以一种摇滚的态度，让大家看到郑智化是摇滚的。用摇滚乐去翻唱这样一位当年的流行歌手，没有一点违和感，里面一些翻唱甚至非常精彩。”
这张专辑中，二手玫瑰选择翻唱《堕落天使》。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这首歌也有点这种灯红酒绿，黎明的颓废，挺夜店风的，我觉得适合二手玫瑰这么一支乐队翻唱”。这一次，梁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传唱性，在配器和唱法上做了很多试验，“不是让它更好听，而是更摇滚化”。
熟悉郑智化的乐迷都知道，《堕落天使》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动人故事。一次，在路边摊吃担仔面时，郑智化遇到一个浓妆艳抹、提着一只断了鞋跟的高跟鞋、满口粗话的年轻女人，印象深刻。没想到两年后，这个女人在原址上开起一家饭店，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相处中，他得知这个女人本出身嘉义望族，家人反对她嫁给身体又差还是孤儿的男友。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十六七岁便一个人跑到台北，不惜从事色情行业，赚钱给男友治病，并最终和他结婚。郑智化渐渐为这个重情重义的堕落天使着迷，直到有一天，女人的店铺被拆，人也从此消失。
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90年代？郑智化的回答是，“一个璀璨华丽丰富的时代”。只是在他看来，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如今已荡然无存，背后的原因就有他不愿意谈及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空洞化与愚蠢化”。
90年代，郑智化曾以一首后来在台湾地区遭到禁唱的《大国民》受到热议。这首歌的歌词大胆直接，充满愤怒：“这不再是一个适合好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只是，郑智化并不认同“愤怒”这个字眼。“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们的愤怒其实是假的，是说我们有话要讲，提醒你去思考。”
“我的歌曲精神是摇滚，但是形式不一定。大部分做摇滚的人，想法是摇滚，形式也是摇滚，纯摇滚。我不是，我是披着羊皮的老虎，或者披着虎皮的羊，反正两个都搭嘎，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郑智化说。
对郑智化来说，重要的或许始终在于，如何把真实而压抑的情绪，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摇滚的定义。
只有远离，才会回乡
进入新世纪后，郑智化的音乐创作渐渐减少。“不瞒您说，过去二十年我把所有的创作精力全放在别的方面，去画画，去做漆器，写书法。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不爱音乐，而是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回乡。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跟我说。
像许多优秀的创作人一样，郑智化害怕大量创作带来的重复，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如此决绝。“如果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新的元素，那就不要写，不要碰音乐。除了跟一些同样做音乐的人交朋友以外，其他都不要碰，彻底跟它断绝关系，然后让音乐回来找我。”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郑智化把自己这种极端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极懒惰和极努力的合体。懒惰的时候，可以一天躺在沙发上不动，躺在床上看书，打电动游戏玩手机过一年；努力的时候，可以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我是两个极端，没有中间，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把兴趣玩玩就好，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成为大师，要么成为路人。”
大概三四年前，郑智化的妻子在市场上买回一只旧木碗，让他没事的时候给碗弄一点颜色。可依郑智化的性格，怎么会满足随便弄弄？他从那开始研究漆器，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着迷到什么程度？做过大漆的人都知道，漆会让人过敏，全身起红点。所以很多人告诉我，做漆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甚至口罩。我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去摸它，才能感觉什么时候应该进行怎样的处理。每一批漆器都有不同的个性，你不去碰它怎么知道？”就这样，郑智化研究了三四年漆器制作，今年5月底做了最新一批茶杯和茶盘，并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手工艺、书法、绘画，这些年郑智化选择的生活方式，让他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然而，他拒绝用标签或概念下定义。对他来说，既愿意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高效，也能体味古人饮酒写诗、发帖问候的乐趣。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可能都比以前要局限化、分割化、细微化，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批判这是一个小时代，以前是大时代，也不见得完全公平。这个时代有它有趣的地方。时代怎样改变，我们都是被动的。”
疫情期间的隔离，让郑智化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创作。他发现，“以前的创作，很多时候比较偏爱词，为了把那个词表达出来，在音乐性上便稍微修饰或迁就。新的音乐更追求浑然一体。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写歌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一首是真正写自己的。《堕落天使》不是写我，《水手》不是写我，我以前一直不愿意写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愿意写自己了，会是什么样的歌，大家到时看”。
过往的创作热情，似乎又排山倒海地回来了。明年是《水手》发表30周年，郑智化计划重新编排演唱这首歌。酝酿的新专辑中，他还计划写一首与玄奘有关的歌。经历漫长的等待，郑智化决心安抚那个爱玩叛逆的自己，暂停绘画、漆器、书法，回归最重要的音乐，向人们宣告：“I'm back！”
（本文写作参考郑智化著《智化的传奇》。感谢滕斐、萧红、时金宇、曹石等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发布于 2023-10-30 18:16・IP 属地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