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尚鹏的这个说法，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盐商里面出现了边商和内商的分化与分工。二是边商、内商的分工互相依赖，分属于开中法实施的不同环节，一专报中，一专守支。三是盐商分化与分工的根源在“难于守支”，这一说法可称为盐商分化的“守支”说。黄仁宇赞同这一说法。

第二种是“配支”说。庞尚鹏的“守支”说没有说明盐商的分化始于何时。到清修《明史·食货志》，则认为始于成化年间。该《志》云：
（成化）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常股七分，而存积三分。然商人乐有见盐，报中存积者争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盐犹不能给，乃配支长芦、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边商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

该《志》关于盐商分化根源的说法可称为“配支”说。曾仰丰赞同这一说法。但藤井宏从盐政术语使用的不准确（“配支”应称为“兑支”“兼中”“搭中”），年代错误（一商兑支两个盐场早在正统时即已出现），商人因“配支”而放弃利润丰厚的淮盐、不符合商人逐利的本质（或者说若兑支造成边、内两商分化，那么内商活动的主要场所应该是浙江、长芦、山东，而非两淮）诸方面论证了“配支”不能成为边商、内商分化的契机。

第三种是“商买余盐”说。左树珍《盐法纲要》指出：“[由于盐引积滞，明廷]于是定召商办课之法，商买余盐之法，此弘治时事也，而成化以前无闻焉。自兹以来，凡中引办课者，谓之边商；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专事运卖者，谓之水商。”但对弘治时的商买余盐为何能造成盐商的分化与分工，并未予以说明。

第三种是“商买余盐”说。左树珍《盐法纲要》指出：“[由于盐引积滞，明廷]于是定召商办课之法，商买余盐之法，此弘治时事也，而成化以前无闻焉。自兹以来，凡中引办课者，谓之边商；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专事运卖者，谓之水商。”但对弘治时的商买余盐为何能造成盐商的分化与分工，并未予以说明。

对于藤井宏的说法，范金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叶淇变法不能轻易被否定，但叶淇变法为时并不长久，至迟到嘉靖八年（1529），明廷仍行开中纳粮老办法；并且引用万历六年（1578）两淮巡盐御史董光裕的说法，认为“配支”实为边内两商分化的契机，可以说是支持《明史·食货志》的说法。

二、盐商分化诸说的逻辑与实证
为叙述方便，笔者拟用两种盐商分化的逻辑模型来切入进一步论证。
模型A：假设明初盐法能得到公正彻底的执行，自由市场秩序能得到有效维持，那么中盐商人的盈利水平完全取决于经营能力，盐商虽然也会发生分化，但分化较模型B要慢得多。

模型B：假设明朝盐法不能得到公正执行，市场中充满权力干预，那么中盐商人的盈利水平不仅取决于经营能力，更取决于他与权力的关系，或者说取决于商业资本的权力构成，权力构成越高，盈利能力越强，资源就越迅速向权力构成高的占窝势要和投托势要的“奸商”集中。

也就是说，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盐商的分化是必然的，但在模型B的情况下，盐商分化得更快。那么，什么情况下盐商会分化为边商和内商呢？

明初盐法规定，盐引勘合和盐引不得转卖，从纳粮报中、取得勘合、赴运司（或提举司）兑换盐引、下场支盐、运销、缴回盐引，全部环节都得由一人名下的资本来完成。嘉靖以后盐商的分工是：边商负责纳粮报中、取得勘合两个环节，内商负责赴运司（或提举司）兑换盐引、下场支盐两个环节，水商和铺商负责运销、缴回盐引两个环节。如果明初盐法能得到全面有效实施，则盐商之间虽然会有贫富分化，但不会发生不同环节间的分工。因此，盐商要发生分工，必定以盐法破坏和改变、不同环节可由不同商人完成为条件。在边商与内商分化的场合，就是纳粮报中、取得勘合与赴运司（或提举司）兑换盐引、下场支盐发生了分工，而且这种分工是互相依赖的。换言之，边商开中的权利有制度上和实际上的保障，内商支盐必须以从边商那里获得盐引勘合为前提，边商的盐引勘合必须出售给内商才能实现其价值，下文称为“条件BN”。亦即“配支”说、“守支”说、“商买余盐”说及“运司纳银”说都需要说明这种条件发生的实际历史情形。

先看“配支”说。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来说，“配支”（兑支、搭中）法难以成为边商、内商分化的契机。两淮巡盐御史董光裕在万历六年的奏疏中指出：
成化年间，每引派纳折银三钱五分，递加至四钱二分。当此之时，每一边商引盐派定一运司，未有搭派别处之例，故商人亲中亲支，随支随掣，淮南岁掣八单，淮北四单，引盐流通，绝无阻格，亦无内商、边商之别。弘治年间，各边开中长芦、山东运司盐引，连年无商报中，户部议行搭派，南北兼支。以此道里隔远，一商不能奔走陆（两）运司，以故边商渐次卖引于近淮，富家照引支盐。相因既久，而边商、内商之名，从兹起矣。

董光裕的这个说法或许是《明史·食货志》“配支”说之所本，但他这个说法表面看起来简洁明了，而究其逻辑和史实却非常笼统含混。

首先是逻辑上的问题。“配支”成为边商、内商分化的基本逻辑是：“配支”（兑支、搭中）提高了中盐的成本，实力较弱的边商难以承担，遂售引于有实力的内商。但是，盐商分化要落实到不同的分工环节，“配支”说在逻辑上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由于两淮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路交通、高品质的盐产和广大的行盐地，两淮盐利润最大，为商人报中的首选目标。从追求最大利润的角度看，边商如果无力两地支盐的话，合理的办法是卖掉两淮以外的盐引，而不是将淮引也一起卖掉。这一点藤井宏已经提到，这里稍加申论。第二，如果边商确实是卖引于“近淮”，那么实情就是边商将所有的盐引都出售于内商，不仅是两淮以外运司的盐引，也包括两淮的盐引，这说明边商不仅放弃利润较低的非淮盐，也放弃利润较高的淮盐。由此可以推论，兑支绝不是边商卖引于内商的充分条件。其次是历史发生学上的问题。“配支”（兑支、搭中）政策并不是到弘治才出现的，正统二年（1437）其作为救济“守支”商人的办法，已经实行。这一点，藤井宏也已指出过。所以，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的历史发生过程来说，“配支”（兑支、搭中）都无法成为内商与边商分化的契机或者原因。

再看“守支”说。“守支”即是在盐司等候支取食盐，作为盐商分化的原因，则是强调“守支”的困难。但“守支”困难与其说是“边商”与“内商”分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化的结果。《明实录》等文献中屡屡提到盐商“困守支”“难于守支”的现象。“困守支”问题在永乐年间即已出现，往后益发严重。所谓“困守支”，就是商人纳粮开中获得盐粮勘合后长期支取不到现盐，从债券概念来看，就是明朝政府不守信用、恣意延长盐粮勘合这一债券兑付到期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