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里“我”的朋友有一个坚持了十年的习惯：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他就要去动物园观察动物，一边看动物一边消灭几罐啤酒。暴风雨在古代就是妥妥的劫难，可以对应到“传说中的不吉祥角”。
随着现代人类抵御暴风雨技术不断提高，牢固的水泥建筑为他们提供躲避灾害的可靠保障，曾经卷走大量生命的台风也奈何不了大城市里严正以待的人们（姑且不论对道路、房屋、树木、电力设施等的损伤，此次贝碧嘉登录上海也只是直接导致了一人受伤的后果），小说里作者还提到了另一种层面的“暴风雨”：“诗人二十一岁死，格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在充满动荡的年代，满腔激情的年轻诗人和戈命家、摇滚乐手会挑战过于强大的力量失去性命，然而承平日久、物质大发展的资本社会已经没有太多可供他们发挥活跃的舞台，人们变得不再“没什么可失去”，他们普遍抱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让自己努力适应城市的条条框框，就像书中写的：“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乐队’密纹唱片......”。
“我”那位朋友也是如此一名社畜，对于“多数人宁愿不顾实际，把他看作一个远为平庸而迟钝的人”从来不以为意，然而“我”很清楚他其实骨子里还没有完全被这座城市“驯化”妥帖，他冒着暴雨去观察动物便是其内心骚动的表现。
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而又显得毫无意义），它是没有被铁笼和定期端上来的美餐驯化的那一类动物；大猩猩对台风无动于衷，它代表了那些放弃对自由的向往、将自己的生存彻底托付给动物园这一“替制”的人。

朋友另一个“习惯”是每半年换一个女朋友，那些女友“全都像细胞分裂出来似的一副模样”。“我”全然不知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必须那么频繁地更换女朋友。

关于这段我的理解为：朋友始终没能很好地与社会上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保持长期亲密关系，一旦时间久了，他自己就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但他依然尽力尝试着去学习与那些“大猩猩”类型的对象相处磨合，而非做一头特立独行的“孟加拉虎”，所以会找和前任高度一致的新女友。
也许会有读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朋友的作为就是不走心的表现，他从来没在乎过交往对象的想法。这有一定道理，不过书中有一段对话印证了朋友并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
对话发生在朋友接完细胞分裂式女友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之后，他见到“我”无奈地打开电视看新闻报道打发时间，来了句常人摸不着头脑的评价：“电视起码有一个优点，可以随时关掉。”。
“压根儿不开更好。”
“真有你的！”他惬意地笑笑，“不过我可是有爱心的人哟。”
“像是。”
（朋友关掉了电视，我俩默默喝酒，很快电话铃又响了一次，这回他佯装未闻。铃声作罢，他心血来潮重新打开电视，新闻解说员就石油价格波动喋喋不休）
“这小子根本没意识到我们关了五分钟。”（摸不着头脑的论调加一）
“那是的。”我说。
“何故？”
我懒得动脑筋，摇了下头。
“因为在关掉电视那一瞬间，双方都成了零。无论我们还是那家伙，都是零。”
“不同的看法也是有的哟。”我说。
读者从对话不难了解到，朋友对于“媒体”这一输出信息的玩意居然也多少抱着纯属多余的想法，会去思考主持人和观众的联系，甚至还觉得“电视机”一直不开，会损了它的存在意义，对于女友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他只要接起来也一概耐心奉陪，第二次女友又打来电话他实在不想接了，只好打开电视看看节目转移注意力。对此“我”当然是以“不同看法也是有的”作为回应的。

朋友还提过他仅有一次曾在凌晨三点溜进动物园看动物的体验：“奇怪的体验！用嘴我是说不好，感觉就好像地面无声无息地四分五裂，有什么从中爬上来，而眼睛又看不见怕爬上了什么。反正它们在黑暗中蹦来跳去，像凉瓦瓦的气块。肉眼看不见，但动物们感觉得到它们，我则感觉得到动物们感觉到的它们。总之，我们脚踏的这个大地一直通到地球的核心，多得惊人的时间给地球核心吸了进去......这你不觉得离奇？”，他又说：“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半夜去什么动物园！”。
这段描述的理解重点就在平日里被压抑着的“它们”，凌晨三点属于整个城市最放松“guan制”的时间段，是不甘被排挤到众人看不见的地底深处的“诗人”自由意识得以舒展的时候。绝大多数城市工具人白天疲于奔波于高强度工作、照顾家人，晚上还得应付各类人情应酬，直到深夜在睡眠中稍作喘息，“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变得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社会对工具人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功利化，使得他们越发谨言慎行，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追逐那些标准，如此这般，高度发达的城市将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本该拥有的自由时间从他们身体挤压出去，这些时间被地球核心所容纳。朋友半夜的体验让他直面到这一悲凉现状，这不利于他去适应现世，因而不愿意再去第二次。

关于最后那个女孩，小说里特地加了一段说明：“圣诞节前一个冷羽飘零的黄昏，啤酒公司的送货卡车和混凝土电线杆之间形成一个悲剧性的（且极为日常性的）空间，她被夹似在那个空间里。”。
此段说明暗示读者：城市化的进程让运送商品的“货车”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供它们行驶的相当大一部分道路却还没来得及被拓宽，人们行走的空间让位于“运输效率”、“物流成本”，被“货车”一步步挤压，“货车”司机和他们背后的资本家认为只要车子能顺利拐过道路，哪怕跟路边人行道上的电线杆仅有那么几十公分的空间，也是足够了的，这个狭小的空间成为了那个“极为日常性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处于司机盲区，只要有人在那儿蹲下来系鞋带、或者一个小孩儿杵在旁边他就很难看得到），终于把人行道上的行人夹似在里面了。

油田受害者、心脏病受害者，乃至于被埋在煤矿底下的劳工大概也都抱着信赖感严格遵守着“规则”，可惜他们依然丢了命，他们的命还不够分量，或许能引起一番地面上“掘洞”施救的戏码，却不足以让吃饱了效率的“规则”作出些许让步（“规则”会认定靠近电线杆的“空间”完全够用，只要行人自己提高警惕、注意车辆就可以避免）。就算他人为其举办了地道的葬礼，恐怕也没有思考真正将死者们哔入绝望空间的东西是什么，毕竟不是“台风”这种一目了然的对象，“台风”再快、再飘忽不定，也都是有巨大的“实体”可供预测的。
小说将近结尾处“我”在一场小型晚会结识了一位穿搭高贵的女子。她告诉“我”，她在五年前鲨了一个人，那个人的“脸形、体形、气质、说话方式”与“我”全都一模一样，聊到一半，女侍来询问有什么想听的曲目，“我”和女子就音乐话题唠了两句，聊了没几个来回她又重提那位她鲨了的人：“当然不是法律上的鲨仁，也不是道义上的鲨仁。”，接着还不忘得意地重复一遍“鲨了非常像你的人。”。（女子是在炫耀她能够逃避法律和道义的实锤，以某种“高超”技俩抹鲨掉一个男人，就算我听她亲口承认了，她也根本不需要担心会被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