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晋〕陈寿《三国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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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季),也就是公元208年。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进入三国时期(220年—280年)。三国曹魏末期,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280年灭孙吴,重新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国蜀汉时至西晋官员、史学家。(陈寿33岁前为蜀人,后31年为西晋人。)虽然《三国志》作为正史无庸质疑,但是对三国赤壁古战场的记载语焉不详,后人一头雾水众说纷纭,所以评定三星。
成书年代:280年
距离赤壁之战年代:72年(280-208=72年)
陈寿《三国志》成书于280年,时年47岁,所以西晋的陈寿描写当年的那场战争时,距离赤壁大战已经过去了72年,差不多两三代人。南朝宋人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自述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所以《三国志》的问题,“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这跟我研究《三国志》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完全一样的感受,是最真切的体会。如果再说极端些,《三国志》于我们探究赤壁之战真实发生地毫无益处,相反还有误导的作用,甚至会使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千百年来有关赤壁所在地的争论无休无止,陈寿可谓功不可没。所以裴松之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因此《裴注三国志》中的其它著作引文切不可以等闲视之,甚至其重要性比《三国志》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竹简起源于西周,一直到西晋时期还在使用。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竹简为纸抄本所代替。早期竹简上的字是用刻的,后来的竹简大多是书写而不是刻。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的工具,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记录在竹简的文字,想想就非常艰难,所以以陈寿记述《三国志》之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虽然《三国志》作为正史无庸质疑,但它对于我们探讨赤壁大战归属地,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是毫无益处的,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陈寿并非大战当事人,加之对于赤壁的记载太过简略,相反还对后人起到了误导作用。
《三国志》武帝纪中说“公至赤壁,”在先主传中是“與曹公戰于赤壁”,那后人能知道赤壁在哪里么?不能。你多写两个字“邾之赤壁”不就完了么?省得我们后人胡猜乱想众说纷纭。还有,“備走夏口”,“先主斜趣漢津,(中略)與俱到夏口”这样的描述真的非常误导人。正因为陈寿死咬着夏口,所以后人才会误以为曹操大军不可能到(汉阳)夏口以下,所以才将真正的赤壁古战场黄州赤壁一开始就排除在外,这都是拜陈寿所赐。但是将真正的赤壁古战场排除在外之后,其它赤壁无论你怎么弄,总感觉有些别扭无法令人信服,不是这里对不上就是那里不相符,唯有黄州赤壁从头到尾严丝合缝丝毫不差。
我们综观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赤壁大战的描写非常简略,远远不如《江表传》中的细节描写。而细节决定成败,更能证明事物的真实性!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差不多可以判断陈寿其实对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缺乏足够的了解,书中的记录恐怕多半来自道听途说,真实性待考。反过来说,有关赤壁之战的细节描写我们当采信于虞溥的《江表传》。战争次第细节、先后顺序、前后经过都交待得非常清楚,有条不紊,能给人足够的信心,远非《三国志》可比。
有关1816年前的那场大战,记载的古籍是有不少,可惜都太过简略。别说一两千年后,恐怕其后两三百年的人都无法一窥个中内情,更不用说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懵懂传懵懂,一传两不懂吧。这也正是为什么千百年来,有关这个问题会产生如此多的迷思与争议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并非一个未经花费大量心血就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先请看蜀吏陈寿《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赤壁之战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先主传》、《周瑜传》、《诸葛亮传》、《鲁肃传》、《吴主传》中均有记载。)
一、《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记载
1 武帝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图1-25 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赤壁的简略记载
(资料来源:网络)
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重点语句:“公進軍江陵”(今湖北荆州);“公自江陵征備”(刘备);“至巴丘”,关于巴丘有种种说法,这个不用管了,知道在江陵的下游一段距离即可;“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公至赤壁”,古人惜墨如金,廖廖数语,后人知道赤壁在哪里吗?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曹操军队是从江陵出发,顺江而下就行了。江陵是起点。另外要注意的是,“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在《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都是“備走夏口”,其实不然,在《江表传》中都是“鄂縣之樊口”,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鄂城的樊口,夏口樊口两地相距有一百几十里,而且还要渡江。(夏口,古镇名,因为在夏水(汉水)注入长江处,所以称夏口。本在江北,后因汉水改道,即今武汉之汉阳。)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这段文字是南朝裴松之的注释,引用的《山陽公載記》。“《山阳公载记》的作者名叫乐资,生卒年不详,鲁人,晋朝时史学家,任著作郎。《山阳公载记》一共十卷,记载的大多为汉末及三国时期事迹。此书后失传,故此不知内容全貌。不过,裴松之本人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引用该书的记载多达二十余处,至少可以说明该书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无妨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重点词句:“公船艦為備所燒”,说明当年确实是有火烧战船之事;“引軍從華容道步歸”,华容道是通向华容县城的道路,华容县城再往西就到了荆州。这就是说曹操是从荆州出发,战败后还是回到了荆州,并不是直接逃回北方了事,历史上并非如此。请记住这一点,有关华容道在哪里,曹操为何会败走华容道,我们在后面第三章还会作详细探讨。“騎乃得過”,说明当时还有骑兵的。
二、《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记载

图1-26 《三国志》中有关夏口的记载存疑
(资料来源:网络)
重点语句:“先主斜趣(通“趋”)漢津,適與羽舩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蜀吏陈寿称刘备“先主”乃人之常情,又尊曹操为公,但是对东吴好象就没有这样恭敬。(题外话:毕竟桃园三结义竟然有“关张”两位兄弟死于东吴之手,令人情何以堪。)所以我们看《三国志》,陈寿一口咬定是夏口,但在其它古籍中却明确讲到是鄂县樊口,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
以我研究当时年代前后时期之相关古籍,以记载吴国的史书《江表传》最为详细具体。如果单看《三国志》,个人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找出赤壁竟然位于何处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看江表传,则成为可能。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与《江表传》是那个时代不同的两本书,二者之间并无主次关系,也不能说孰轻孰重,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这里明确讲到了刘备听从鲁肃的计谋,是“進住鄂縣之樊口”。鄂县以前叫鄂城,今之鄂州市,与黄州隔江相望。樊口即樊川入长江口(见图1-5),今有鄂州樊口镇,并非《三国志》所云“備走夏口”(汉阳)。这段文字还清楚地描写了刘备当时“聞曹公軍下”仓惶恐惧的心情,当然这在陈寿《三国志》里是不可能看得到的。(水次指的是船只泊岸之处,也就是码头。古代文献如《汉书·赵充国传》中就有关于“水次”的描述,指的是河边或船只停靠的地方。)(《江表传》是东晋人虞溥所写的一部记载三国时期吴国的史书,为我们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戰于赤壁”,《三国志》又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令人莫名所以。其实综观《三国志》中所有关于赤壁的描述,就没有一处有较为准确细致的交待,都含糊简略,当然也就无从得出赤壁究竟位于何处的结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当时肯定有它必然的原因。陈寿之所以语焉不详,可能有如下几条且不限于以下几条原因:第一,他并未参与当年的战争,非战场亲历者,自然无从得知当时的具体战况;第二,当是对赤壁地名的陌生,恐为仅听他人传闻赤壁之名,而不知赤壁究竟位于何处。哪怕他当时多写两个字“江夏赤壁”或“邾之赤鼻”,也不会令后人陷入千百年来的争议与困惑之中。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谈到《水经》时还会讲到。
“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水陸并進”说明当时除了战船还有步兵骑兵,这里再次说明曹操战败后确实是原路逃回荆州去了。(其实论当时的战争,孙刘联军主力是东吴方面,是由周瑜指挥的战役,所以后世才有“周郎赤壁”的说法,而蜀国是作为败亡之军在战争处于辅助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