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孝献帝建安八年（203）至二十三年（218）间，曹操先后五次下令求贤，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道德标准，主张“唯才是举”。这显然是对东汉以来选官“唯贤（德）是举”的挑战。
求才还是求贤？重才或是重德？
尽管“才”在曹操的支持下一度占据上风，但这场“才”与“德”的较量仍未在短时间内分出胜负。
汉魏禅代之际，新的选官方式——九品中正制（宫崎市定、陈长琦、胡舒云等学者主张称“九品官人法”）横空出世，家世（出身、背景）与行状（品德、才能）成为州、郡中正裁定士人品级的重要凭据。然而，这种平衡并未持续多久。及至西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家世成为朝廷选官的唯一主要标准，“才”与“德”都成了输家。
一般认为，九品中正制有巩固门阀、促进门阀制度形成的作用。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的人正是曹丕。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他提拔寒门庶族子弟入仕，正是对地方大族的抑制；那么，他的儿子曹丕，为何会在称帝前夕（220）采纳吏部尚书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这岂非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背叛？

【唯才举，所为何】
印象中，“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似乎互相矛盾。毕竟前者看重人的才干、能力，而后者主要看门第与出身。
宏观而言，的确如此。作为贵族特权，九品中正制业已成为门阀大族垄断选官结果、维护自身地位的实用性工具。可是，如果将目光聚焦在九品中正制诞生之初，就能发现：它其实是对曹操用人思想的一种继承。
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之多寡、优劣，是影响国家或政权兴衰的主要因素之一。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由此可见，选拔更多优质人才为己所用，正是曹操“唯才是举”的直接原因。
这在当时并不罕见。诸葛亮一边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一边重视官员才干，其所拔蒋琬、费祎、姜维，皆为一时俊秀；孙权亦主张“忘其短而贵其长”，所以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识潘濬于系虏”。魏、蜀、吴三国执政者不约而同地放弃名教，即可说明东汉时期的选官主要方式——察举制已有了很大弊端。
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曾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选官腐败”。掌权的外戚、宦官徇私舞弊，甚至卖官鬻爵，随意操纵选举，以至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轻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二是“以名取人”。无数名士为求“终南捷径”，经常“三察不起，九辟不就”，以此获得更高声名。如此沽名钓誉之辈，谈何有真才实学？三是“以族取人”。如汉末大儒仲长统所言：“选士而论族姓阀阅。”地方大族“世仕州郡”，其子弟自然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家世与人脉优先入仕。
官僚腐败尚且能够遏制，但已成为社会风尚的“名”与“族”又当如何应对？
东汉时，地方盛行人物品评与乡里评议。朝廷察举士子，便以此为重要评判依据。渐渐地，地方大族与名士便能操纵舆论，并通过臧否人物来决定其日后仕途。就连曹操本人，也是这种环境下的受益者。他年轻时，为太尉桥玄所赏识，“由是声名益重”。在得到许劭评价后，曹操身价倍增，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炙手可热的名人。
有此经历，曹操自然明白这种选官方式的弊端：当地方大族与名士能操纵王朝选举时，社会话语权终究会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而且，这些人还不是在朝职官。正因如此，曹操多次强调“唯才是举”，不仅是为了选拔心仪人才，更多是要抑制地方大族、名士对朝廷选拔官员的干预。当然，其手段也不仅限于此。

【破浮华，抑朋党】
士人成名，往往离不开“商业互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末年，名士祢衡鼓吹孔融“仲尼不死”，后者则赞其为“颜回复生”。刘备曾盛赞下邳名士陈登：“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陈登也回礼道：“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由于双方都是名士，经过一番“浮华交会”，他们的名气就会再上升一个档次。按照惯例，中央与州郡府就该走流程，将这些“命世大才”征辟入府，以示其用贤、爱才之心。
在此情形之下，曹操“唯才是举”便相当于在仕途之路上另开一道，同时令以往的“快车道”失去作用。而为了让士人都走上曹氏之道，曹操还不忘在“快车道”上设置一些障碍，抑或是警示。正如他当初给孔融的信中写道：“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不过，孔融当时是一代大儒，又是文坛执牛耳者，名满天下，连何进、董卓、袁绍都怼过；面对曹操的威胁，他自然没有重视。
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一统北方，下令将孔融满门诛杀，后者这才醒悟过来。曹操不惜背负“擅杀名士”的骂名，也要打击朋党势力，以尽可能地避免私人清议之风对朝廷选官造成影响。当然，孔融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他身为孔子嫡系后人，非但是儒家代言人，更是汉室的坚定拥护者。在他身后，一批“浮华交会之徒”聚集于此，“激扬文字”，以孔门礼教为阵地，对曹操掣肘颇多。直至曹操一统北方，挟大胜之资干预朝政，罢三公，进汉丞相；伴随而来的，是孔融这个重量级人物也被拿来“开刀”。这一连串事件，非但提升了曹操的政治权威，也开启了曹氏僭越的新篇章。
打击“浮华交会”之徒，是曹操用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张，后来被曹丕继承，并成为他推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魏黄初中，名士曹伟“以白衣与吴王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帝（曹丕）闻而诛之”。此事后来被视为曹丕打击“浮华交会之徒”的标志性事件。如魏明帝曹叡时，董昭上书称：“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
又据《意林》引《典论》记载：“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从曹丕所著《典论》中，不难看出他对“浮华交会”的反感态度。同理，曹丕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也是为了继续抑制乡里清议之风，进而削弱名士、大族在官方选举中的个人权威。
何以见得？

【乡里议，定九品】
诚然，九品中正制能与察举制、科举制并为中国古代的三大选官方式，固然有其创见与独到之处。但正如历史学者胡宝国先生所说：“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九品中正制虽看似出现得很突兀，却绝非是无根可寻、无据可依。
九品之法，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尚书·禹贡》根据土壤、贡赋将九州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汉代以降，人们开始用九品之法品评人物。司马迁评价李蔡（李广从弟）曰：“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唐人司马贞《索引》注曰：“案，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
东汉初年，朝廷为太子选妃，亦用此法品评人物优劣，马援之女即被评为“上中以上”。对九品论人之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当属史学家班固。据统计，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收录上古至秦代共1954人，皆按九品之法区分，其中上、中、下品人物分别为394人、955人与605人。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分学者认为九品中正制中的评定等级并非是传统的“上上、上中……下下”之分，而是用数字“第一、第二……第九”来明确品级。历史学者廖伯源先生认为：这显然受到了汉代考课之法的影响，后者亦是以数字“第一、第二……第九”明其等第。
此说颇有见地。九品中正制的一大主要特色，就是“官方化”。与其让民间的约定俗成影响选举，倒不如将其“官方化”，纳入曹魏政权的制度范畴内。九品论人之法是一方面，乡里评议又是另一方面。且从形式上看，乡里评议与九品中正制还有着继承关系。
汉末颇负盛名的人物品评盛会，当属许邵、许靖主持的“月旦评”。不同于其他评议，许氏兄弟对乡党人物的评价是具有追踪性质的：根据情况，他们会随时调整对人物的评价，并公布在每月初一举办的盛会上，故称之为“月旦评”。魏晋时期的中正为士人定品时，同样要参考乡里评议。而在定品之后，他们仍需对士人进行追踪考察，并根据其道德表现与乡里评议，随时升降品级。
二者形式上既然一样，是不是能说明：曹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呢？
实际并非如此。据《后汉书·符融传》记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
晋文经、黄子艾沽名钓誉、坐地起价，竟隐隐能干预三公辟举。由此可见，少数地方大族与名士可以通过控制乡里清议（本质上是一种舆论），进而操纵选举、干预政治。许邵、许靖主持的“月旦评”，也有如此功效。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后，地方大族、名士拥有的“评议特权”就被中正取代。中正一般由中央官员兼任，他们既是朝官，代表朝廷意志；同时又主持地方上的评议。如此一来，选举权就从私人转移到了官方手中。这是符合曹操用人思想的。

【官方化，渊源早】
历史学者邓小南曾提出要“走向‘活’的制度史”，她认为制度本身是活动的、动态的，“应当尽力追索，关注当时具体的活动方式”。曹丕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与曹操的用人思想是一致的，而非宏观上的所谓“背叛”与“对立”。
就连将乡里评议“官方化”以及九品论人之法，也并非曹丕或陈群首创。曹操虽然以“唯才是举”而著称；但早在建安年间，他就开始尝试将“乡里评议”与王朝选官统一起来了。曹魏名臣荀彧、崔琰、韩嵩等人，都或多或少扮演了“中正”的角色。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包括郭嘉、戏志才等人在内，荀彧所举名士多为颍川郡人；而其他外郡人士，也几乎是荀彧所熟知、了解的。如司马懿，其祖父司马儁就曾担任过颍川太守。而曹操之所以令荀彧举荐“汝颍之士”，也是看中他熟悉乡党人物，有识人之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迎奉天子至许后，荀彧“进汉侍中，守尚书令”。荀令君既然是在朝职官，他向曹操推荐人才，自然就不是以私人身份操纵选举了。
建安九年（204），曹操定冀州，自领冀州牧后，辟河北高士崔琰为别驾；后者在冀州，曾举卢毓（卢植之子）为冀州主薄。结合曹操曾“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唐长孺先生指出：“曹操幕府过去并无著称的四州人士，我想新附的如清河崔琰、北海王修等可能参与选拔。特别是崔琰……”
不同于荀彧，别驾崔琰只是州长官曹操的府官，但他仍能举荐、选拔人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大汉丞相，开府治事，崔琰仍以丞相府属官——东曹掾这个“官方身份”掌典对士人的品评推荐，“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可见，从荀彧的汉官到崔琰的府官，掌控乡里清议的“官方”虽然由汉庭转变为曹操的霸府；但不难看出，乡里评议与“王朝”选官的确已有结合的趋势。
据《宋书·恩倖传》记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九品之法是否为曹操创建，学界尚有争议，但当时的确已有案例。
曹操平定荆州后，拜名士韩嵩为大鸿胪，令其“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一部分学者甚至将其视为九品中正制的开端。这也并非空穴来风。鲁肃就曾对孙权说过：“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看来，曹操在北方地区已开始用品第之法选拔人才。
而且，这与他“唯才是举”并不矛盾。汉末丧乱，社会动荡，人士流移，朝廷选官的难度可想而知。是以，曹操虽然排斥乡里清议，却仍要采取这种方式。他欲用“汝颍奇士”，就要依靠荀彧；欲用河北才俊，就要拔擢崔琰；欲招揽荆州流寓士人，也需要韩嵩为他参谋。
汝颍、河北、荆州等地都是文化发达之地，乡里评议之风盛行。曹操不放心，也不会再让少数地方大族、名士操纵选举，所以他自然要让负责“核定乡闾”的人成为在掌控范围内的官方人物，这便有了乡里评议的“官方化”。至于其他的在朝达官，也往往能代表本州郡保举当地人才，将失散到各地的人才集中到中央，为曹操所用。所以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不仅是选拔人才的另一种快速通道，也是对这些“中正”提出的要求。
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尽管地方上的乡里评议仍然存在，但也逐渐变得“官方化”。曹操去世后，世子曹丕继承魏王，即将取代汉朝。彼时，汉室虽已名存实亡，却仍有一些士人以汉官自居。那么，曹丕该如何将这些汉臣有选择地纳入魏王国以及魏国的体系内呢？
将曹操时期的用人之法制度化，使其成为一种确立的体制，正是曹丕与陈群等人商议的结果（当然，九品中正制亦有创举，在此不多作讨论）。这样一来，曹魏政权不仅能筛选出适合其日后发展的人才，也能进一步抑制地方大族、名士对朝廷选举的破坏，并迫使他们主动与官方合作，使诞生于民间的乡里清议成为朝廷选官的利器，进而加强中央集权。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事实上，地方察举仍为大族、名士掌控，只是他们名义上归属中央管辖。曹氏为取汉祚而代之，所遇阻力重重，也只好采取这种妥协性的办法，暂时与地方大族达成合作。
至曹氏落败，代表大族利益的司马氏上位，九品中正制就完全沦为门阀大族操控选官的工具。于是，这才给人一种“曹丕背离了父亲曹操用人思想”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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