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西史辨伪非常盛行，其中质疑点之一是考古发现无法支撑西史上的宏大叙事。比如，古希腊雅典非常恢弘，人口众多的一座巨城，但雅典地下考古却乏善可陈，因此古希腊雅典叙事肯定存在问题。但在中国商奄考古上，过去也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过去认为，商奄的国都在今日曲阜，但在曲阜多年考古，已经发现西周鲁城，却一直没有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不过，与雅典叙事不同的是，虽然在曲阜没能发现商奄遗址，却在曲阜之东的一座古城内发现一枚汉代印章，上面刻写的“盖侯马久”四个字表明奄都不在曲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商奄在商周历史上极为重要，比如商朝就曾迁都到“奄”、又由“奄”迁到殷地、周成王践奄等，因为奄都位置出现变化，那么很多历史事件的解释就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盖侯马久”这枚印章可谓石破天惊，商周很多历史将要为之而改写。
史书记载存在矛盾
对于商奄位置，史书记载存在矛盾，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之东北。
左传记载：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国初封于如今河南某地，后来周公东征时有二次加封，目的既是酬谢伯禽功劳，又是控制东土。魏晋杜预对此注释：“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于是，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天的山东曲阜。
但尚书序中说“鲁侯伯禽宅曲阜”后，徐戎、淮夷并兴，导致鲁国东部受到严重威胁，而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而且，尚书等记载商朝因为躲避天灾（应为水患）而迁居山地奄都，即“南庚迁奄，阳甲居之”，曲阜地理条件显然不符合。因此，尚书正义考证为“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盖不能确指其国都所在矣。奄地多山，故《地志》谓是长峪”，清代学者雷学淇以齐鲁交界的奄中为奄国。
总之，从史书记载来看，杜预判断可能有误，商奄应在曲阜之东北。
甲骨文推翻曲阜说
商朝末年，夷方叛乱，纣王调集大军征讨夷方，由此导致“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甲骨文中，有不少卜辞记录了这一场战争，其中一板甲骨卜辞，上面记载了唯征人方（人通夷，人方即夷方）的行军路线，即癸未日在旧、癸巳日在盖、癸亥在攸。商朝采用的是干支纪日法，癸未与癸巳相差11天，与癸亥相差41天。
“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而“盍”（hé）是“盖”的本源字，而“盖”是“盍”的后起字。因此，甲骨文中的“盖地”就是“奄地”，也即商奄之国所在。
至于为何商人称之以“盖”，周人称之以“奄”，学者徐祥法认为周人称所灭之“盖”为“奄”，是一个侮辱性称谓，就是“奄”即“阉”。故而，商朝甲骨文、以及商人后裔宋国文献等，称之为“商盖”，但周人、以及鲁国文献称之为“商奄”。如今，如辽宁盖州、盖平等，或是商盖之民迁去的自称，而江苏奄（淹）城、山西奄谷等应为商盖之民被周人迁去的他称。
学者何光岳认为“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但清华简显示秦人出自商盖，被强制迁徙到西部，而且有后代，因此商盖之民或被阉了部分，或只是周人用这个羞辱性的词语称呼他们，而并未全部阉掉。
总之根据考证，“旧地”在新泰、莱芜一带，“攸地”在今莱芜东北附近地带，两地相距不远，“盖地”显然应该处于两者之间，即大概处于沂源县一带。笔者大致框了一下，肯定不够准确，但可以看到“盖地”不可能位于曲阜，这就推翻了传统商奄曲阜说。
汉代印章改写认知
问题在于：商奄之地非常重要，而甲骨文只是给出大概位置，那么具体何在呢？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考古发现“东安古城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汉代印章，上面刻有“盖侯馬久”四个字，“马久”应为“马灸”，是给马烙印、标记。史书记载，汉景帝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于“盖地”，延续二世或三世后被除国。
总之，沂源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印章，证实东安故城即为汉代盖侯国所在地。而上文已经说明商奄实为商盖，那么汉代“盖地”是不是商代“盖地”？
首先，史书记载春秋纪国浮来邑、战国齐国盖邑、秦朝盖城、汉代盖县、魏晋至隋朝的东安郡，都在一个地方。而考证确认东安古城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即大汶口文化时已有聚居区，商代时在此建立城市，此后延续多代。
其次，东安古城位于沂蒙山腹地，平均海拔401米，可有效避水患，恰好印证商朝迁都躲避水患的记载；同时，在周公东征时，指出商奄“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就是不如先打容易打的小诸侯，再以大势攻商奄，而东安古城四周有高山河流作为屏障，自然易守难攻。
第三，可能还有一个意外因素，就是纣王攻打东夷的主力散布此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认为：商王朝当时主力部队在东夷的证据，就是今天散落在山东各地的青铜器，其中沂源东安古城中出土的商代铜铙成为商军曾到过此处的明证。
总之，以现有考古与史料证据来看，周公东征的商奄应在淄博沂源东安古城，而不是济宁曲阜。
最后，关于商奄（商盖）之地，还有一点值得探讨，就是左传中记载商奄在“少皞之虚”，其中少皞又称少昊。
秦人源于东部，清华简中说“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因此秦人是商奄之民。而在相距东安古城不远的莱芜区羊里镇，现代考古发现“嬴城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众多遗存，今被视为嬴氏起源地。
秦人尊崇少昊，西迁之后将少昊带到西部，让其成为“西方白帝”，按理说秦人祖先与少昊相距不会太远。既然嬴城遗址与少皞之虚相距不远，同样历史悠久，那么东安古城一带是不是曾经的少皞之虚？
参考资料：《海报新闻——望岳谈｜东安古城城建史上溯到商代，石破天惊的“确认”》、《左传》、《尚书》、《汉书》等
过去认为，商奄的国都在今日曲阜，但在曲阜多年考古，已经发现西周鲁城，却一直没有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不过，与雅典叙事不同的是，虽然在曲阜没能发现商奄遗址，却在曲阜之东的一座古城内发现一枚汉代印章，上面刻写的“盖侯马久”四个字表明奄都不在曲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商奄在商周历史上极为重要，比如商朝就曾迁都到“奄”、又由“奄”迁到殷地、周成王践奄等，因为奄都位置出现变化，那么很多历史事件的解释就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盖侯马久”这枚印章可谓石破天惊，商周很多历史将要为之而改写。
史书记载存在矛盾对于商奄位置，史书记载存在矛盾，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之东北。
左传记载：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国初封于如今河南某地，后来周公东征时有二次加封，目的既是酬谢伯禽功劳，又是控制东土。魏晋杜预对此注释：“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于是，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天的山东曲阜。
但尚书序中说“鲁侯伯禽宅曲阜”后，徐戎、淮夷并兴，导致鲁国东部受到严重威胁，而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而且，尚书等记载商朝因为躲避天灾（应为水患）而迁居山地奄都，即“南庚迁奄，阳甲居之”，曲阜地理条件显然不符合。因此，尚书正义考证为“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盖不能确指其国都所在矣。奄地多山，故《地志》谓是长峪”，清代学者雷学淇以齐鲁交界的奄中为奄国。
总之，从史书记载来看，杜预判断可能有误，商奄应在曲阜之东北。
甲骨文推翻曲阜说
商朝末年，夷方叛乱，纣王调集大军征讨夷方，由此导致“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甲骨文中，有不少卜辞记录了这一场战争，其中一板甲骨卜辞，上面记载了唯征人方（人通夷，人方即夷方）的行军路线，即癸未日在旧、癸巳日在盖、癸亥在攸。商朝采用的是干支纪日法，癸未与癸巳相差11天，与癸亥相差41天。
“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而“盍”（hé）是“盖”的本源字，而“盖”是“盍”的后起字。因此，甲骨文中的“盖地”就是“奄地”，也即商奄之国所在。
至于为何商人称之以“盖”，周人称之以“奄”，学者徐祥法认为周人称所灭之“盖”为“奄”，是一个侮辱性称谓，就是“奄”即“阉”。故而，商朝甲骨文、以及商人后裔宋国文献等，称之为“商盖”，但周人、以及鲁国文献称之为“商奄”。如今，如辽宁盖州、盖平等，或是商盖之民迁去的自称，而江苏奄（淹）城、山西奄谷等应为商盖之民被周人迁去的他称。
学者何光岳认为“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但清华简显示秦人出自商盖，被强制迁徙到西部，而且有后代，因此商盖之民或被阉了部分，或只是周人用这个羞辱性的词语称呼他们，而并未全部阉掉。
总之根据考证，“旧地”在新泰、莱芜一带，“攸地”在今莱芜东北附近地带，两地相距不远，“盖地”显然应该处于两者之间，即大概处于沂源县一带。笔者大致框了一下，肯定不够准确，但可以看到“盖地”不可能位于曲阜，这就推翻了传统商奄曲阜说。
汉代印章改写认知问题在于：商奄之地非常重要，而甲骨文只是给出大概位置，那么具体何在呢？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考古发现“东安古城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汉代印章，上面刻有“盖侯馬久”四个字，“马久”应为“马灸”，是给马烙印、标记。史书记载，汉景帝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于“盖地”，延续二世或三世后被除国。
总之，沂源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印章，证实东安故城即为汉代盖侯国所在地。而上文已经说明商奄实为商盖，那么汉代“盖地”是不是商代“盖地”？
首先，史书记载春秋纪国浮来邑、战国齐国盖邑、秦朝盖城、汉代盖县、魏晋至隋朝的东安郡，都在一个地方。而考证确认东安古城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即大汶口文化时已有聚居区，商代时在此建立城市，此后延续多代。
其次，东安古城位于沂蒙山腹地，平均海拔401米，可有效避水患，恰好印证商朝迁都躲避水患的记载；同时，在周公东征时，指出商奄“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就是不如先打容易打的小诸侯，再以大势攻商奄，而东安古城四周有高山河流作为屏障，自然易守难攻。
第三，可能还有一个意外因素，就是纣王攻打东夷的主力散布此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认为：商王朝当时主力部队在东夷的证据，就是今天散落在山东各地的青铜器，其中沂源东安古城中出土的商代铜铙成为商军曾到过此处的明证。
总之，以现有考古与史料证据来看，周公东征的商奄应在淄博沂源东安古城，而不是济宁曲阜。
最后，关于商奄（商盖）之地，还有一点值得探讨，就是左传中记载商奄在“少皞之虚”，其中少皞又称少昊。
秦人源于东部，清华简中说“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因此秦人是商奄之民。而在相距东安古城不远的莱芜区羊里镇，现代考古发现“嬴城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众多遗存，今被视为嬴氏起源地。
秦人尊崇少昊，西迁之后将少昊带到西部，让其成为“西方白帝”，按理说秦人祖先与少昊相距不会太远。既然嬴城遗址与少皞之虚相距不远，同样历史悠久，那么东安古城一带是不是曾经的少皞之虚？
参考资料：《海报新闻——望岳谈｜东安古城城建史上溯到商代，石破天惊的“确认”》、《左传》、《尚书》、《汉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