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团队这伙人—大同煤矿文工团的前世与今生 ⑧— 归来吧，归来哟……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2月09日 11:30 山西
上图：1997年9月10日大同煤矿文工团老队员在文化活动中心聚会。
上图：2016年10月16日大同煤矿文工团老队员聚会合影。
上图：文工团重组后多次聘请中国煤矿文工团老师张牧（站立者左2）、史云龙（左3）白云海（右1）、江通（右3）前来教学与辅导。中立者为局工会副主席冯振华。
上图：出访日本时的局长宋永津（2排左3），副局长景志远（2排左1）、总工刘继文（2排右1）与文工团舞蹈队员（前排）。
上图：正在拉擂琴的刘玉文
上图：出访日本时的张枚同与赵金文。
上图：七十年代的文工团领导：李健壮、李彦华、张枚同、邢吉祥、靳元福、安国栋、张礼亭、黄滨
上图：八十年代的文工团领导：赵金文、马喜荣、周焕宾、杨占林、温淑慧、陈敏
上图：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工团领导：邸建有、尹志斌、刘亚平、寇建平、徐雁宾、苑铁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碎片文字，与活着的人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归来吧，归来哟……
从1949年雁北军分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大同煤矿至今，大同煤矿文工团已经走过了六十一个年头，其间曾两次解散，又两次重新组建，一直坚持到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
文工团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活力的团体，但搞文艺的人又大多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很难管理，这也是实情。1949年刚解放时，最早那批由雁北军分区文工团转业为大同煤矿文工团的人是怎样走过来的，现已无从考据，想必那时会相对好领导一些吧，毕竟，那是个一切服从组织的年代。之后，到文革拉起的煤司宣传队，到改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再到七七年二次重新组建的文工团，一直延续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团队先后换了十任团（队）长、指导员，他们是：李健壮、安国栋、李彦华、张枚同、邢吉祥、靳元福、赵金文、马喜荣、周焕宾、杨占林、陈敏、邸建有、尹志斌、刘亚平、寇建平、徐雁宾，苑铁。这些人，我想无论拉出哪个来，都能讲出一肚子苦辣酸甜的故事吧。没错，文工团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又气又爱的地方。一旦“乍刺儿”出起“幺蛾子”来，能把你气死；可就是这伙人，若是叫起“真儿”来，为演出，为集体，那股不要命的劲儿，又让你实在感动得不行。我刚进入文工团那会儿，就听队员们常常很自得地乐道：“三个处长，管不了一个宣传队！”说的就是矿务局政治部的三位处级干部，曾经被文艺队弄得焦头烂额……
但我深知，无论怎样“气”，最终还是落到一个“爱”上，因为热爱。
自1991年局文委成立后，我就不再分管文工团，也因此，对后来进来的一些团员们，不像原来的队员们那样熟悉了。但由于偏爱，对文工团的事还是很上心，无论要钱，还是进人，总是尽可能地开“绿灯”。而且出于习惯，有事没事都会时不时的到文工团去走走，看看。我想，我对文工团的感情是永远也割舍不下的，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让我牵肠挂肚，让我想着他（她）们，念着他（她）们！
这里，我还想说说文工团那些已经离去了的人们。
人都有生老病死。文工团已经有一部分人先于我们离开了人世。就我所知，到2014年为止，离去的人有：张礼亭、郁品耀、刘玉文、赵金文、张中华、徐惠珠、冯天宝、史大纯、傅玉华、周贯成、张赛兵、刁增喜、郭世清、吴倩、曹锐琴等。他们曾热爱这个事业，虽能力有大有小，但都奉献过自己的光热。我们活着的人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我愿以这些破碎的文字，为逝去的每一个人点亮一盏长明灯，照亮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上的漫漫之途。
这些年，我常常会想起这些人，他们也常会走到我的梦中来。
年龄最大的要数张礼亭了。张礼亭，我的老大哥。兢兢业业一辈子，一提起他，人们都会说：老张，好人！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大萝卜”，意思是没心少肺。老张爱登台，爱唱戏，唱作也都可以，可就是老忘词。还是在文艺队时，排过一个小戏《鱼水情》，老张饰演戏中的老支书，扮相，唱腔，都没的说，可就是经常忘词。戏演了无数遍，他就忘了无数遍，每次都得派专人在边幕那儿给他提词，久而久之，提词的人已经大致摸清了他的忘词规律。一次到部队演出，下面的观众热情，老张来了激情，一激动，平时不该忘词的地方他也忘了。只见老张在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乐队只好把过门拉了一遍又一遍。起初提词的人还懵懵懂懂的以为他是即兴发挥呢，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忘词了。老张这辈子唱京剧、唱二人台、演小戏、拉京胡、打鼓板，最后还当了几年俱乐部主任，却依然是“黑板干部”。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他说过的那句话：“死也要死在舞台上！”退休后他又组建了老年京剧团，自任团长。在文化活动中心的排练室里，每周的那个活动时间里总能听到他的唱段。再后来还学会了根雕、裱画，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老张死于糖尿病，在截去了一个大脚指后，仍然拄着拐棍到老年京剧队去唱几声。
刘玉文很早就去世了，好像刚刚六十岁人就没了。刘玉文一走，他的“大擂拉戏”也就失传了。从他手上拉出来的模唱，惟妙惟肖，在全国的大擂演奏家里也名列前茅，算得上独此一家。他师从大擂演奏的创始人、天津的宋东安大师，曾多次赴天津学习。老刘是个非常聪明且很有艺术天赋的人，会多种乐器。板胡独奏《同乐》、《云雀》是他的保留节目，至今，他那激情又诙谐的表演仍然让人怀念不已。他后来在局工会的三产“黄河酒家”当了经理，人们都说他很“称职”，什么客人都能应付，无论谁让他喝，他都一陪到底，哪怕喝趴下也不在乎。他最后演奏的是退休后在《火凤凰》艺术团里排的京剧曲牌《夜深沉》，他拉京胡。
张中华的京东大鼓和武乡鼓书也没留下传人。张中华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的节目极端认真的精神，他的鼓和鼓架总是装在紫红色丝绒缝制的套子里随身携带，不准别人动一下。他用的竹板也总是擦得油光锃亮。每遇演出，他早早便化好妆，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边幕旁边酝酿情绪。那些年，为换场，也为剧场效果，他的节目总是排在第二个。都知道，一场晚会中，排在第二的节目是最不好演的。但张中华就有这本事，把“不好演”变成“演好”,而且好得掌声雷动！他这人有点不大合群，“独立大队”，很少与人交往，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但他对自己的节目绝对认真，绝不让人说出半个“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和雕塑家李志正曾是小学同学，据李志正说，张中华在书画上也很有点灵气。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让人难过的是，他最后竟死在大同西街五一菜场的门前。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可能是因突发心梗倒下了，再没有醒过来。逝去前，他的工作岗位是局机关旧礼堂的放映员。
再一个离开的是赵金文。从我一来大同煤矿到退休离岗，我与老赵前后共事26年。他口才好，脑瓜子也聪明，年轻时当过音乐老师，有球赛时还能当解说员，后来便一直活跃在文艺圈子里。他办事很认真，辛苦，点子也多，只是遇事有点瞻前顾后。他写一笔好字，人们戏称为“赵体”，每年局里劳模会的奖状、锦旗都是他来写。他还有一付好嗓子，几十年声音不变，难得。他走了，我的脑子里还时不时地会响起他那首应县味儿很浓的民歌《禁止白洋》——
诸位老乡哼咳哟，
细听我来唱，
听我唱唱哼咳哟，
禁止白洋。
白洋本是哼咳哟，
灰东西，
谁要用它哼咳哟，
谁就倒霉。
余音绕梁人犹在，我真想再听他亲口唱一遍这首歌啊。
傅玉华、史大纯、刁增喜、周贯成、张赛兵、冯天宝都是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人扼腕。
傅玉华和史大纯是宣传队的第一批小提琴演奏员。
傅玉华脾性耿直，俗话说有点“杠”，人称“傅老弯”，说话有点托“大”。那年山大艺术系来大同招生，他报考了。招生的老师是我原来的艺术系同事，搞声乐的。面试时，让付玉华说出某外国作曲家都有什么作品。他说了一个。还有吗？老师又问。他实在想不出来了，就瞎蒙了一个：“红旗交响曲！”我那位唱歌的艺术系同事一下也被他蒙住了，“什么？”傅玉华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说：“红旗交响曲！”文艺队七七年解散后，傅玉华调去了大同市文联，后来还提任联络部主任。后来那几年，他还跟我学过写歌词，写得像模像样的。他与我和程琪一直相处不错，亦师亦友。他搞对象的事，喜欢谁，怎么去追，事无巨细地都要跟程琪报备。可惜，大约是1996年，那天，他刚从太原出差回来，太劳累了，又喝了点酒，突发脑溢血，就这样撒手西去了。那一年，他儿子正要考大学，报考了中国音院，好像是考上了。
史大纯是从乌达调来的，也是北京知青，后来到五矿当了文办副主任。墩墩的个头，大大的眼睛，留一个短短的小分头。他是乐队的小提琴手，除了拉琴，有时也上台表演。群口快板《找兄弟》里就有他，其中他有一句台词：“是好看哪——”他一口京腔，再加上他的表情，特别逗人。后来人们一见了他就嘴角一咧：“是好看哪——”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样子。可惜，一次车祸意外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冯天宝也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他是从局展览馆调过来的，做文艺队美工。他黑黑的面孔，方方的脸膛，眼睛很大，一看就很有灵气。他是修习中国画，那时他的作品就已经被许多人看好。
刁增喜是从机修厂到的宣传队，唱歌，演话剧，嗓门很亮很厚实，虽没演过什么重要角色，但很敬业，即使演个匪徒也十分卖力。小刁讲义气，重感情。那年我出差不在家，五岁的儿子突然得病，妻急得直哭，小刁陪着一起到医院，跑前跑后地找医生。离开文艺队后，小刁到了局财务处，后来还当了一名科长。只是他嗜酒，最后还是酒毁了他，早早地便离开了人世。
周贯成唱男中音，音色厚实，但不擅表演，也不太会用嗓子。在宣传队的那些年，初出茅庐，没什么舞台经验，到中年之后方日臻成熟，唱《木鱼石的传说》，唱《滚滚长江东逝水》，很有韵味。但那时他已离开舞台，在文委开车，老实巴交的。文委的人都说，“贯成是个好后生！”他去世也很突然，也是有天别人婚礼他去帮忙，忙了一整天，又喝了不少酒，晚上回到家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当时他刚买了一套新房，还没来得及装修。唉，让人想起来不由一声叹息。
张赛兵是个多才多艺的能人。我和他父亲很熟，他父亲叫张顺，一位老文艺爱好者，文革前是局长办公室秘书，写小说语言很美，唱二人台韵味十足。张赛兵到文艺队就是他父亲送他来的。那时他吹竹笛，我将他留下，让他改吹长笛和黑管。他很用功，我常在走廊里坐在他身边教他识五线谱。后来他又拉二胡，也拉得很有韵味。再后来他到文委搞了三产，开了一个商店，搞得很红火。后来，还做过西装剪裁，又学做小提琴，居然干啥像啥，他得了他父亲的遗传，真的很有灵气，是个人才。不幸的是，最后也得了跟他父亲一样的不治之症，逝去时刚刚49岁。太可惜了！
还有个徐惠珠，打洋琴的，也于前几年去世了，他得了白血病。徐惠珠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说话做事，丁是丁，卯是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后来做了工会三产“红云旅馆”的经理。
女队员中，只听说曹锐琴没了。还听说她逝于法国，不知是真是假。曹锐琴年轻时是个漂亮姑娘，但有点傻乎乎的，很单纯，脑子里没那么多算计。那时有个写诗的作者，在郝家寺部队当兵，常到我家来。小伙儿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曾经跟妻说过，他很喜欢曹锐琴，还说就为了看她一眼，几次专门到大食堂去守候，尾随。唉，愿她魂归故里，回到生她养她的矿山，再看看她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姐妹们。
……
逝去的老哥老弟们，还能醒醒吗？
哦，醒醒吧。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蓝天白云，还有绿树鲜花；再看一眼我们曾经热爱过的舞台和矿山，还有那些我们在一起的许多许多照片，那时你多年轻、英俊、潇洒，只是那时的穿着打扮实在有点土气……
逝去的老哥老弟们，“归来吧，归来哟——”
哦，让我们再唱一遍我们的那支“队歌”吧——
山头上那个盖庙，
（盖庙），
还嫌低，
（还嫌低），
娶老婆那个不如，
（哎——）
全文完
写于2014
完稿于2020年3月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2月09日 11:30 山西
上图：1997年9月10日大同煤矿文工团老队员在文化活动中心聚会。
上图：2016年10月16日大同煤矿文工团老队员聚会合影。
上图：文工团重组后多次聘请中国煤矿文工团老师张牧（站立者左2）、史云龙（左3）白云海（右1）、江通（右3）前来教学与辅导。中立者为局工会副主席冯振华。
上图：出访日本时的局长宋永津（2排左3），副局长景志远（2排左1）、总工刘继文（2排右1）与文工团舞蹈队员（前排）。
上图：正在拉擂琴的刘玉文
上图：出访日本时的张枚同与赵金文。
上图：七十年代的文工团领导：李健壮、李彦华、张枚同、邢吉祥、靳元福、安国栋、张礼亭、黄滨
上图：八十年代的文工团领导：赵金文、马喜荣、周焕宾、杨占林、温淑慧、陈敏
上图：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工团领导：邸建有、尹志斌、刘亚平、寇建平、徐雁宾、苑铁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碎片文字，与活着的人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归来吧，归来哟……
从1949年雁北军分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大同煤矿至今，大同煤矿文工团已经走过了六十一个年头，其间曾两次解散，又两次重新组建，一直坚持到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
文工团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活力的团体，但搞文艺的人又大多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很难管理，这也是实情。1949年刚解放时，最早那批由雁北军分区文工团转业为大同煤矿文工团的人是怎样走过来的，现已无从考据，想必那时会相对好领导一些吧，毕竟，那是个一切服从组织的年代。之后，到文革拉起的煤司宣传队，到改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再到七七年二次重新组建的文工团，一直延续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团队先后换了十任团（队）长、指导员，他们是：李健壮、安国栋、李彦华、张枚同、邢吉祥、靳元福、赵金文、马喜荣、周焕宾、杨占林、陈敏、邸建有、尹志斌、刘亚平、寇建平、徐雁宾，苑铁。这些人，我想无论拉出哪个来，都能讲出一肚子苦辣酸甜的故事吧。没错，文工团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又气又爱的地方。一旦“乍刺儿”出起“幺蛾子”来，能把你气死；可就是这伙人，若是叫起“真儿”来，为演出，为集体，那股不要命的劲儿，又让你实在感动得不行。我刚进入文工团那会儿，就听队员们常常很自得地乐道：“三个处长，管不了一个宣传队！”说的就是矿务局政治部的三位处级干部，曾经被文艺队弄得焦头烂额……
但我深知，无论怎样“气”，最终还是落到一个“爱”上，因为热爱。
自1991年局文委成立后，我就不再分管文工团，也因此，对后来进来的一些团员们，不像原来的队员们那样熟悉了。但由于偏爱，对文工团的事还是很上心，无论要钱，还是进人，总是尽可能地开“绿灯”。而且出于习惯，有事没事都会时不时的到文工团去走走，看看。我想，我对文工团的感情是永远也割舍不下的，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让我牵肠挂肚，让我想着他（她）们，念着他（她）们！
这里，我还想说说文工团那些已经离去了的人们。
人都有生老病死。文工团已经有一部分人先于我们离开了人世。就我所知，到2014年为止，离去的人有：张礼亭、郁品耀、刘玉文、赵金文、张中华、徐惠珠、冯天宝、史大纯、傅玉华、周贯成、张赛兵、刁增喜、郭世清、吴倩、曹锐琴等。他们曾热爱这个事业，虽能力有大有小，但都奉献过自己的光热。我们活着的人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我愿以这些破碎的文字，为逝去的每一个人点亮一盏长明灯，照亮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上的漫漫之途。
这些年，我常常会想起这些人，他们也常会走到我的梦中来。
年龄最大的要数张礼亭了。张礼亭，我的老大哥。兢兢业业一辈子，一提起他，人们都会说：老张，好人！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大萝卜”，意思是没心少肺。老张爱登台，爱唱戏，唱作也都可以，可就是老忘词。还是在文艺队时，排过一个小戏《鱼水情》，老张饰演戏中的老支书，扮相，唱腔，都没的说，可就是经常忘词。戏演了无数遍，他就忘了无数遍，每次都得派专人在边幕那儿给他提词，久而久之，提词的人已经大致摸清了他的忘词规律。一次到部队演出，下面的观众热情，老张来了激情，一激动，平时不该忘词的地方他也忘了。只见老张在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乐队只好把过门拉了一遍又一遍。起初提词的人还懵懵懂懂的以为他是即兴发挥呢，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忘词了。老张这辈子唱京剧、唱二人台、演小戏、拉京胡、打鼓板，最后还当了几年俱乐部主任，却依然是“黑板干部”。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他说过的那句话：“死也要死在舞台上！”退休后他又组建了老年京剧团，自任团长。在文化活动中心的排练室里，每周的那个活动时间里总能听到他的唱段。再后来还学会了根雕、裱画，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老张死于糖尿病，在截去了一个大脚指后，仍然拄着拐棍到老年京剧队去唱几声。
刘玉文很早就去世了，好像刚刚六十岁人就没了。刘玉文一走，他的“大擂拉戏”也就失传了。从他手上拉出来的模唱，惟妙惟肖，在全国的大擂演奏家里也名列前茅，算得上独此一家。他师从大擂演奏的创始人、天津的宋东安大师，曾多次赴天津学习。老刘是个非常聪明且很有艺术天赋的人，会多种乐器。板胡独奏《同乐》、《云雀》是他的保留节目，至今，他那激情又诙谐的表演仍然让人怀念不已。他后来在局工会的三产“黄河酒家”当了经理，人们都说他很“称职”，什么客人都能应付，无论谁让他喝，他都一陪到底，哪怕喝趴下也不在乎。他最后演奏的是退休后在《火凤凰》艺术团里排的京剧曲牌《夜深沉》，他拉京胡。
张中华的京东大鼓和武乡鼓书也没留下传人。张中华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的节目极端认真的精神，他的鼓和鼓架总是装在紫红色丝绒缝制的套子里随身携带，不准别人动一下。他用的竹板也总是擦得油光锃亮。每遇演出，他早早便化好妆，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边幕旁边酝酿情绪。那些年，为换场，也为剧场效果，他的节目总是排在第二个。都知道，一场晚会中，排在第二的节目是最不好演的。但张中华就有这本事，把“不好演”变成“演好”,而且好得掌声雷动！他这人有点不大合群，“独立大队”，很少与人交往，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但他对自己的节目绝对认真，绝不让人说出半个“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和雕塑家李志正曾是小学同学，据李志正说，张中华在书画上也很有点灵气。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让人难过的是，他最后竟死在大同西街五一菜场的门前。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可能是因突发心梗倒下了，再没有醒过来。逝去前，他的工作岗位是局机关旧礼堂的放映员。
再一个离开的是赵金文。从我一来大同煤矿到退休离岗，我与老赵前后共事26年。他口才好，脑瓜子也聪明，年轻时当过音乐老师，有球赛时还能当解说员，后来便一直活跃在文艺圈子里。他办事很认真，辛苦，点子也多，只是遇事有点瞻前顾后。他写一笔好字，人们戏称为“赵体”，每年局里劳模会的奖状、锦旗都是他来写。他还有一付好嗓子，几十年声音不变，难得。他走了，我的脑子里还时不时地会响起他那首应县味儿很浓的民歌《禁止白洋》——
诸位老乡哼咳哟，
细听我来唱，
听我唱唱哼咳哟，
禁止白洋。
白洋本是哼咳哟，
灰东西，
谁要用它哼咳哟，
谁就倒霉。
余音绕梁人犹在，我真想再听他亲口唱一遍这首歌啊。
傅玉华、史大纯、刁增喜、周贯成、张赛兵、冯天宝都是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人扼腕。
傅玉华和史大纯是宣传队的第一批小提琴演奏员。
傅玉华脾性耿直，俗话说有点“杠”，人称“傅老弯”，说话有点托“大”。那年山大艺术系来大同招生，他报考了。招生的老师是我原来的艺术系同事，搞声乐的。面试时，让付玉华说出某外国作曲家都有什么作品。他说了一个。还有吗？老师又问。他实在想不出来了，就瞎蒙了一个：“红旗交响曲！”我那位唱歌的艺术系同事一下也被他蒙住了，“什么？”傅玉华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说：“红旗交响曲！”文艺队七七年解散后，傅玉华调去了大同市文联，后来还提任联络部主任。后来那几年，他还跟我学过写歌词，写得像模像样的。他与我和程琪一直相处不错，亦师亦友。他搞对象的事，喜欢谁，怎么去追，事无巨细地都要跟程琪报备。可惜，大约是1996年，那天，他刚从太原出差回来，太劳累了，又喝了点酒，突发脑溢血，就这样撒手西去了。那一年，他儿子正要考大学，报考了中国音院，好像是考上了。
史大纯是从乌达调来的，也是北京知青，后来到五矿当了文办副主任。墩墩的个头，大大的眼睛，留一个短短的小分头。他是乐队的小提琴手，除了拉琴，有时也上台表演。群口快板《找兄弟》里就有他，其中他有一句台词：“是好看哪——”他一口京腔，再加上他的表情，特别逗人。后来人们一见了他就嘴角一咧：“是好看哪——”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样子。可惜，一次车祸意外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冯天宝也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他是从局展览馆调过来的，做文艺队美工。他黑黑的面孔，方方的脸膛，眼睛很大，一看就很有灵气。他是修习中国画，那时他的作品就已经被许多人看好。
刁增喜是从机修厂到的宣传队，唱歌，演话剧，嗓门很亮很厚实，虽没演过什么重要角色，但很敬业，即使演个匪徒也十分卖力。小刁讲义气，重感情。那年我出差不在家，五岁的儿子突然得病，妻急得直哭，小刁陪着一起到医院，跑前跑后地找医生。离开文艺队后，小刁到了局财务处，后来还当了一名科长。只是他嗜酒，最后还是酒毁了他，早早地便离开了人世。
周贯成唱男中音，音色厚实，但不擅表演，也不太会用嗓子。在宣传队的那些年，初出茅庐，没什么舞台经验，到中年之后方日臻成熟，唱《木鱼石的传说》，唱《滚滚长江东逝水》，很有韵味。但那时他已离开舞台，在文委开车，老实巴交的。文委的人都说，“贯成是个好后生！”他去世也很突然，也是有天别人婚礼他去帮忙，忙了一整天，又喝了不少酒，晚上回到家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当时他刚买了一套新房，还没来得及装修。唉，让人想起来不由一声叹息。
张赛兵是个多才多艺的能人。我和他父亲很熟，他父亲叫张顺，一位老文艺爱好者，文革前是局长办公室秘书，写小说语言很美，唱二人台韵味十足。张赛兵到文艺队就是他父亲送他来的。那时他吹竹笛，我将他留下，让他改吹长笛和黑管。他很用功，我常在走廊里坐在他身边教他识五线谱。后来他又拉二胡，也拉得很有韵味。再后来他到文委搞了三产，开了一个商店，搞得很红火。后来，还做过西装剪裁，又学做小提琴，居然干啥像啥，他得了他父亲的遗传，真的很有灵气，是个人才。不幸的是，最后也得了跟他父亲一样的不治之症，逝去时刚刚49岁。太可惜了！
还有个徐惠珠，打洋琴的，也于前几年去世了，他得了白血病。徐惠珠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说话做事，丁是丁，卯是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后来做了工会三产“红云旅馆”的经理。
女队员中，只听说曹锐琴没了。还听说她逝于法国，不知是真是假。曹锐琴年轻时是个漂亮姑娘，但有点傻乎乎的，很单纯，脑子里没那么多算计。那时有个写诗的作者，在郝家寺部队当兵，常到我家来。小伙儿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曾经跟妻说过，他很喜欢曹锐琴，还说就为了看她一眼，几次专门到大食堂去守候，尾随。唉，愿她魂归故里，回到生她养她的矿山，再看看她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姐妹们。
……
逝去的老哥老弟们，还能醒醒吗？
哦，醒醒吧。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蓝天白云，还有绿树鲜花；再看一眼我们曾经热爱过的舞台和矿山，还有那些我们在一起的许多许多照片，那时你多年轻、英俊、潇洒，只是那时的穿着打扮实在有点土气……
逝去的老哥老弟们，“归来吧，归来哟——”
哦，让我们再唱一遍我们的那支“队歌”吧——
山头上那个盖庙，
（盖庙），
还嫌低，
（还嫌低），
娶老婆那个不如，
（哎——）
全文完
写于2014
完稿于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