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之屋恶水沟 
蝙蝠翻飞与人跻 
儒冠切云成蠹物 
梧桐焦尾废弦机 
可怜恶紫夺朱色 
堪叹钟吕作淫俚 
鼯鼠佯装瑞兽舞 
暮蚊巧攀凤凰音 
鸱枭鸣惊北邙道 
沐猴镶冠成人立 
俯仰不知问思想 
一燃鬼火照枯心 
鬼火成灾狙狙舞 
覆骨燃心实堪惊 
良驹困厩闻犬吠 
喑蝉投枝难为声 
腥臊蓄积向白晓 
荪兰并缚藏束薪 
魂魄不由手足死 
九派中国流苍蝇 
昨夜忽梦下泉人 
形容如玉声如罄 
谓吾何以形憔悴 
言自蹇塞悲时阴－－ 
乌呼！ 
吾命达旦生复死 
松乔何堪托苦辛 
耻身常为逆旅客 
遑与豚犬逐青春 



舍勒的幽灵 
2006年1月11日下午1:25

 
黑格尔说，历史是个屠宰凳，或者说，在这个凳子上一经备好了众神――也就是后历史乌托邦的居民们――的筵席。因而不得不想起贝尔纳?亨利?列维对萨特的质疑，其实也是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质疑，那即是――“最后的历史是否是最好的？”然而科耶夫从马克思那里，或者干脆可以说，从他自己那里，找到了这个答案的条件。如果黑格尔对意愿的自足的定义是“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却具有普遍性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无一例外地体现在“有死者的重生”，即取得生命完满的证据时。这个证明总是在重复着“黑格尔”话语中的某个有限的部分。因为有限，它否定自身，因此与自身矛盾。它制造内部的局限，通过否定它的形式，给予后继者以充分的肯定的可能，因而变成一种更加全面完满的思想。科耶夫降它解释为一个圆圈――罗森进一步解释道，谁如果走出这个圆圈只能与自己相矛盾，因而只能回到这个圆圈之内……因此，在后历史的时代是没有哲学的。”哲学的话语已经象历史一样闭合了。 

在科耶夫看来，历史的终点是人们以其自我的方式获得满足。“自我意识的追求、智慧和幸福，在无意识、沉默下－人类的满意终结了。”完美的精神是死了的精神，这意谓着历史的终结，即历史在其不可超越面前停步，因为历史的停止，历史时间这个封闭的圆圈提供了人类世界完善的话语，一旦创造了世界的文本，哲学家将缄口不言。罗森提醒我们，在《黑格尔解读导论》第二版中，他加入了一个很有名的注脚，撤除了原先的说法：人将因艺术爱情游戏而变的幸福，他后来意识到，如果人类在后历史时期反回到“下－人类”的动物性阶断，也必须给予“艺术、爱情、游戏”一个纯粹的解释，因为这是下－人类的动物不具备幸福的意识力。 
科耶夫意识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不是尚未到来，而是已经到来。这个观点不仅没有被施特劳斯认可，甚至科耶夫本人已在极力回避。正因如此，他不仅拒绝成为一个经院派哲学家，甚至投身政治，在财政部外务委员会担任高参。按照他自己的理由，当哲学家不再说话，哲学家终究会失去其意义。 

我们应该记得，霍克海默那段最精辟的论述“思想机器越是拘泥于存在物，便越是盲目地满足于再现这些存在物。因为神话学包含了这样的本质：世界的循环、命运和统治都被当成真理，并且放弃希望。”科耶夫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历史语境，用舍勒的观点去解释，相对域上升到无限域，或者说，前者僭越了无限域的绝对价值，人在这样一种自足之中放弃与上帝的对话，不仅如此，甚至将上帝作为的绝对域遗忘。“相信”和“信仰”，在舍勒的作品中有着严格的界定。舍勒在《绝对域与上帝理念之实在设定》中就做出如下判断：“本质的此在（Da-Sein）在理想的存在域中是通过设定而获得给予性的；在实在的有限的和相对的区域中是通过‘相信’而获得给予性的；在绝对的在此域中是通过‘信仰’获得给予性的。”，神话和绝对形而上学不是谬误而是欺惘；不是相信欺惘，而是信仰欺惘――因为在舍勒看来，相信――抑或是绝对的历史科学、一种“死去”的神话，才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像。信仰是敞开的，它提供一切可能，因此舍勒指出“哪里有无信仰，哪里必然有‘迷信’。这里没有可能的‘选择’”。 

绝对形而上学的危机甚至在W?海森堡那里得到证实，他在《论“封闭理论”这一概念》中说“我们在数学上确立的东西只有少部分是‘客观的事实’，大部分都是对可能性的概括。”一个价值行为从绝对域游入相对域中，“至高者”不再是“至高者”，前瞻性以及一种未来的语式被封闭理论否决，后来的生命经验在当下的过度中，不具有任何时间效用――一切都饱和了，甚至在一种尚未彻底开启和完善的状态中。人不仅封锁了自我超越性，而且封锁了通向无限境域的唯一途径。由于“人的存在不仅是小神，而且是通向上帝的首选途径”，舍勒极端反对哲学的科学化，即一种哲学的实证主义（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哲学不能成为绝对形而上学，尤其是绝对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奴隶。哲学应该是打开通向神的语境的桥梁，从此获得时间中的历史意义。因为技术时代相对形而上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才会向无限价值的绝对域扩充，它是以生命的“溢出”的方式进行的。 

“人所创造的世界必须替代仅仅被给予的世界。” 施特劳斯说。比之一个耶路撒冷人，他更象一个古希腊人――他象科耶夫定义的柏拉图。黑格尔和柏拉图，抑或科耶夫和施特劳斯就象是智慧天平的两极，维系思想的一再驱向平衡的运动。然而，施特劳斯却始终保持着“古人的高贵的节制”和“平静的庄严”――哲学的目的在于提出假设，因此，在对苏格拉底的解读过程中，施特劳斯认为“适度是支配哲学家之言说的一种德行。”适度不是单纯的谨慎，而是对哲学的根本使命的察觉。显白的说，哲学本身只是提供关于问题的知识，或者是为了获得对“整体之神秘特征”的知晓的尝试，哲学无法提供作为绝对真理的答案。它是“预言”和“神圣癫狂”。 

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性，并不是决定历史性思想有效性的正确基础，这与舍勒提出对善的理念应该作为最高目的的存在互相吻和。存在是神秘的，它以一种神秘的形式被给予。德行作为一种自明的秩序，不是通过思辩得到的，而是通过启示所得。启示，抑或是自我启示具有严格地前提，它不是接受解答，而是意志行动，它不是一个人为的哲学问题，而是思想只有我们原意使自己受折磨的问题，因而它必须摆脱启蒙，并剔除包裹在自然之上的人为自然，绝对的形而上学，以及以技术作为人类终点的圣西门主义。 
 
 
 除非知道所爱何物，否则人绝不会爱上智慧。 

－－科耶夫

赫洛斯特拉特用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烧毁月神之庙

罪是谁的？ 
赫洛斯特拉特，抑或普罗米修斯？ 

奴隶们因为无力自赎，于是执著于“期待被拯救”（李劼语）。 
倘若得不到它们所需的布施，便要心生怨毒，咒骂起布施者。 

正是因为奴隶们的这种需求，造成了公知的市场，纷纷跑出来贩卖自己的“良知”，以求得布施的声望。所以最不希望乞丐与奴隶好过的，就是这些戴纸花的救世主，因为一旦奴隶们端上了安稳饭，他们便要失业，甚而至于饿肚子了。 

这是一个疯子为瞎子引路的时代 
－－莎士比亚 

一群用别人的苦水喂肥自己的家伙。 

还鼓吹什么“人文关怀的底线”，我看不过是害了失心疯。 

以前读人道主义的无病呻吟只是恶心，后来看了萧瀚对许向阳，路文彬对鲁迅的攻击才知道什么是无耻。 

杀千刀的害人精，唉！…… 

请求路文彬和萧瀚，看在伏羲女娲炎黄二帝秦皇汉武竹林七贤竹溪六逸金陵12钗的面子上，不要再祸害中国人了。 

从不认为批判大众者比颂扬大众者更无耻。 
后者无非是先当救世主，再当人上人。 

某仁兄说，凡宣扬历史是人民创造者，不是无耻政客，就是别有用心。

清康熙末年，朝廷追缴国库欠款，曹雪芹家是大宦官，欠了国库不少银两，无力偿还，根据朝廷法令，以操家抵偿，曹氏从此没落！ 

以明朝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的红楼梦实际是曹雪芹用以折射自己家族生活遭遇的手段，主要是倾诉自己家族的辛酸史，同时反应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官场情况。如果说此书有历史价值的话，也许就是它对当时社会生活和人伦道德的部分反映。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根据这一点盲目夸大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对于文学价值，在下不评论），成立所谓的红学会，实是无聊至极的东西。随者他们的宣传，红楼梦变的越来越高深，好象普通百姓无论读多少遍也永远不会领悟！这样红楼梦的高深的光环就将永远保持，红楼梦永远是部分专家能领悟的，能不断研究出新东西的神秘著作！这些专家们就能永远“研究”下去，永远有事可做！ 

大家回顾一下历史，无论国内国外还有没有第2本象红楼梦这样的书籍？永远这么高深，永远只能被部分人部分理解，永远研究不透？也许只有马克思主义了！ 

书籍本来是教授人们知识，传授前辈的经验，和老师一样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同时无论什么书籍都是对某个时代有用处，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它们都会随者时代的发展慢慢失去部分价值。如果一本书永远那么高深离奇，永远不可全部理解，适用范围和服务对象超越时代，超越历史局限性，那么大家仔细想想这是什么书籍？这样的作者是什么作者？难道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写的人类兴亡史？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书！更没有这样的作者！！！ 如果有，也只能是上帝亲自工作！所以不要把红楼梦弄的那么高深！我的第一段话已经介绍了它的历史背景，其实它和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一样，只是反映了它那个时代的部分现象和情况，只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些直接或见解的史料而已。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上来说都是如此！ 

就红楼梦本身而言，在下认为并不怎么样，也许书的整体构思还算可以，但是书中浓墨重采的描写的确使它变的过分细腻，的确是一本适合女人自我安慰的书籍，曹雪芹也的性格很细腻啊~！也许红学会的“专家”们研究的就是这个！ 

不要以为自己看过了，别人没看过就觉得自己多么高深！无论什么书都是这样，更何况是这样一本争议很大的书。在下读过，觉的真不怎么样！

然而按照一部分红痞的思维定式，一切都是“非此即彼”的。红楼梦既然不是形而下的，就必然是形而上的，林黛玉既然是非物质的，就必然是精神的。这朵大帽子做成了，套上了去。可谓“溃烂之处,艳若桃李”。 

我以前说过：强者的毁灭是悲剧，弱者的消陨是惨剧。其实，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惨剧。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固然无可避免地成为绝望之唱，然而必会在其内心深处，引燃一盏孤灯。曹雪芹没有任何企图吗？有，曹雪芹的企图就是争取婚姻的权力，除此之外，依然是一片迷茫。红楼梦的境界在哪里？贾宝玉出家之后，看到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这就是曹雪芹的理想－－虚无。而且是消极的虚无，是无谓的虚无，飘摇与放纵的虚无。曹雪芹要表现的，不是他对生的依恋，而是对死的无望。 

曹雪芹向往的，亦不是“高洁”，而是“清高”。“高洁”是人的本质，而“清高”是人的姿态。林黛玉代表的也仅仅是一种姿态。如此说来，高洁者必然清高，而清高者则未必高洁，如舍勒所云，“清高”甚至是“卑贱”的一种精致的表达方式。其实，林黛玉正是这种卑贱意识的象征。按照曹雪芹的描写，我们知道，林黛玉的清高，其实是身世的痛苦和经历的贫乏造成的。换言之，林黛玉本来该是贾府的宠儿，可是由于寄人篱下，才养就了孤僻清高的个性。林黛玉在贫乏之爱当中，不得不被迫向那个红痞们所谓的“精神世界”投奔而去。说林黛玉“高洁”，岂不可笑?!一个没有灵魂的人，非要捏造出一个灵魂，再使其“幻灭”，岂不更加可笑？ 

喜欢红楼梦的人，大都是心智不全，又极力试图自我渲染。偶有所得，便自淫自呓，自以为是。有人连一部外国著作都没有读过，便声称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于是就有了驴唇马嘴的笑话。大概红楼梦作为一部名著，影响实在非凡，倘若否定了红楼梦，整部中国文学史也味同嚼蜡，不可一视。其实红迷们不知道，即使没有红楼梦，中国文学已然登峰造极。而红楼梦的出现，恰好令中国文学蒙羞。试想，百玉之中，忽见一石。石上所写呼天抢地、撒泼打浑、谈婚论嫁之事，宛如狗咬鸡，鸡咬蚂蚱一般琐碎卑微，岂不是贻笑大方？ 

中国古代，本来没有悲剧。红痞们实在想与世界接轨，不免要让驴唇对马嘴，编出几个概念来，生搬硬套上去。一个没落时代的真空故事，一个与大历史脱节的情爱幻象，是根本不能主动地向人类的精神世界“献祭”的。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时代的真正终结，恰好以《红楼梦》为标志。《红楼梦》其实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市民德行，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的缩影，表现为个性对价值的同化，直观对本体的异化。红楼梦反对功利价值，其代价是中和价值；红楼梦反对世俗，其代价是懈怠责任。在禅学独特的语言游戏当中，形式逻辑抵消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个可鄙可卑的闹剧。 

然《前追屈原，后引王国维》一文，实在令我忍俊不禁。 

有人问：舍勒的幽灵，你为何如此尖刻地反对红楼梦？ 
我必须要回答他：我先前的反红楼梦的，现在已然不反了。借某位吧友一句话，有了红楼梦，中国的相声创作马上就要走出低谷了！ 

……鲁迅先生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不过是只苍蝇。 

然《前追屈原，后引王国维》一文，实在令我忍俊不禁。 

有人问：舍勒的幽灵，你为何如此尖刻地反对红楼梦？ 
我必须要回答他：我先前是反红楼梦的，现在已然不反了。借某位吧友一句话，有了红楼梦，中国的相声创作马上就要走出低谷了！ 

……鲁迅先生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不过是只苍蝇。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每想起“红楼梦”三个字来，便仿佛看见偌大一个红色烂疮，有几百条蛆虫蜗居其中，偶尔扭动一下身体。那些悲剧、唯美和形而上的谎说，居然都隐藏在这那轻轻撺动之中。患病的躯体却以为那是上天恩赐，心猿意马地笑着，骄傲着…… 

逍遥者可葬花，可作秀，可骗人，却唯独没有傲慢的资格。 

类人猿红红的屁股，怎能坐在神的位置上发号施令呢？ 

悲剧”这个概念需要净化了 

对于意志的弱者，本人从不布施同情。 


红楼梦的主旨，就是为嫖客和妓女辩护－－这便是它们要求的“自由”:)

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卑贱的 
马克思是理性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疯狂的 
马克思是睿智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愚蠢的 
马克思是先验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木讷的 
马克思是成熟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幼稚的 
马克思是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怨毒的 
马克思是民主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渴望一个斯大林式暴君的统管 
马克思是独立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奴性的 
马克思是痛苦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幸福的（就象苏格拉底座下一头快乐的猪） 
马克思是宽容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偏狭自任的 
马克思是有教养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粗俗的 
马克思是自由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被奴役的 
马克思的大脑是健全的，马克思的小喽罗们是思维发育不完全的 

以上各条，请诸位仔细甄别。不要误解马克思。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是非常膺服马克思先生的。但是我鄙视那些对他的曲解者与误读者。 

这是意识客体化的作用。任何伟大的思想在被应用和实践时，总是很不情愿地被曲解，甚或走向其背面。最好的例子，卢梭、马克思和尼采。 

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就是力图想科学地经验地完成这种论证，而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受到自我批判与自我怀疑的折磨，以致使《资本论》迟迟不能定稿。 

相反，马克思的信众们可从不鞭笞自己的灵魂，或质疑自己的信仰。以至于他们将根本的合理价值悬置，转而去盲目地供奉“平等”，信仰那种由卑贱意识主导的普遍的善（其实那是仇恨的一种精致的体现）。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象中国农民革命那样，充满了最怨毒的仇恨。 

我将引用南京大学一学者文章加以论述： 

“法国革命中虽然也夹杂着卑贱意识，但它的主旋律是高贵的，是对个性自由与人类平等博爱的追求。而中国革命，则从一开始就是以对自己敌人的仇恨作为推动力的，它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而是用纪律束缚个性，追求的不是人类平等而是用自己所属阶级对别的阶级实行专政。即使是和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的非理性的极左色彩也要更浓郁些。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人在计划体制下却成就甚微。” 

马克思本身没有错。马克思的学说虽不是“形而上知识”，但是也应该成为成效知识和宰割知识（即使它是一种世俗学说）。真正接触到马克思哲学精髓的思想者，是德国的马尔库塞。至于马克思本人，早已对“洪水猛兽”充满了忧虑。马克思和路德一样，一生都在拷问自己的思想是否正确。 

可惜的是，马克思本人的个性中，多少也有一些卑贱的东西（这不妨碍他的优秀），但是远远不如他的信徒们来的那么猛烈。因为马克思理论在怎么荒谬，也不会得出类似“一个泥瓦匠比一个教授更加代表了先进文化”这类愚蠢悖谬的结论。这类结论就是苏联人也得不出来啊！ 

叹，简直是荒唐！！！ 

[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他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等他“成了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 

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革命”大潮袭来时，人们无不以“革命”为荣，却鲜能对“革命”保持警觉。而鲁迅却做到了。他虽然肯定革命暴力的历史作用，却反对将“革命”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认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还指出，“革命”也有可能失误，发生“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一类惨剧。他还曾有力抨击了为害极烈的，“抓到一面旗帜”、“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极左倾向。尤其是发出警告：“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任何意义的革命都如此。”请注意，是“任何意义的革命”！他还指出了革命被“捧杀”，“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的危险性。这些谆谆警示，至今发人深省。对我们邻近的悲剧而言，可谓一语成谶。 


对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惟政治是要安于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会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鲁迅也反对文艺挂“革命”招牌，认为文艺“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还指出，在革命中没有功夫做“革命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于是就有人恭维革命，就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而政治家又会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对于不满现状的文学家予以“排轧”，乃至“割掉他的头”。 其后的许多文坛悲剧证明，不就是这样发生的么？ 

与此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群众。鲁迅赞赏并实践为大众利益不惜自我牺牲，始认为“大众是产生‘天才’的土壤”，倡导“属于大众的”艺术。但是，他决不盲目祟拜大众，坚决反对“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以博大众的欢心”，“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独立自主”是鲁迅一生坚守的人格底线，并视“至独立者”为“至强之人”。即使后期更重大众平等，也从未放弃这一底线。他始终并多次主张：“凡有所说所写”，均取“心以为然的道理”；演讲时也“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好的文艺作品……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要照自己心中要说的说”，“文人不应随和”；希望青年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尤其指出：在大众普遍不觉悟的情况下，个别“大呼猛进”的觉醒者，往往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民众的伐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他还曾沉痛控诉：“革命以后不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因此，他力主改革“国民性”。 

关于“鲁迅精神”，已有政治家作出权威评判，归纳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等。这故然有其道理，然而政治评判毕竟不能取代学术评判。鲁迅已荣膺这“家”那“家”多项炫目头衔，而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位独立的“思想者”。而思想者的本质与生命，只能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独立思考和表达。在鲁迅身上，确实见不到丝毫犬儒气，这是极为可贵的。鲁迅认为，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正如西哲所言：“知识分子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以此而论，独立思考才是最为根本的“鲁迅精神”。 

独立思考，是一个民族创造和振兴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创新工程”。因此，有必要提出——“独立思考兴国”！每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均应为全民族尤其为思想者的独立思考，创造尽量好的社会条件。当然，真正的思想者不应被动依赖这些条件，而应以其艰苦卓绝的独立思考，催生相应社会条件。然而，应该牢记密尔《论自由》一段名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曾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然而在这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精神上能动活跃的人民。”而没有这样的人民，就绝无真正的民族振兴。让我们牢记这一教训！ 

我始终认为，一种被转译的思想是不可靠的。 
人们可以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却疏于询问哈姆雷特自己的意愿。]

注：[]内内容为踏雪无痕吧友文字

从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人的创作动力大致有三种： 
性、自卑与精神追求 

我趋向于把《红楼梦》的创作动力归为第一种。不知哪位名人（刘心武或周思源或周汝昌）有这方面的论述。 

个人认为性动力的受益者还有： 
李商隐 
李渔 
纳兰性德 
古龙 
路文彬 
萨福 
肖邦 
拜伦 
雪莱…… 

待续

2003年的某一天，我家养的一条叫“彬彬”（大名路文彬）的狗狗把周树人先生给咬了，咬得还不轻呢~后来树人先生生气了： 

幽灵啊，我以前主张“痛打落水狗”，现在看来事实远非如此啊！落水的哪里是狗，落水的是人啊!~（周先生此时痛苦地哎哟了一声，许广平在一边心疼）幽灵啊，不是我说你，狗怎么能随便放出来呢，就算被咬的不是我，咬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嘛``````你要看好你家的狗，不能让它乱咬了。唉，我可得让柔石、玄同、雪峰他们小心点…… 

树人先生走后，我一直端详着这只被栓住的狗。我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咬人呢？ 

只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条狗是我从满洲抱回来的，契丹种。据说是契丹贵族狩猎的猎犬，所以能吃会咬；第二，狗是有性格的。大凡看到主人和别人亲近，便会产生妒忌心，以至咬人；第三，就是狗是有模仿性的，它模仿人类的一切：语言、行为、思想、表现方式……啊！我忽然吃了一惊，恐惧感油然而生…… 

2003年，正是我细心研读《哲学与真理》的一年，我经常一边做笔记，一边读出声音来，籍此感受尼采文字的优美节奏及其伟大曼妙的思想。彬彬那时才几个月大，蜷居在我的身边，似睡似听。如果它听到我的诵读，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要用尼采的声音去攻击树人先生了－－我感慨道，这可怕的狗儿。 

彬彬那时也望着我，瞪着两个圆洞似的眼睛，象藏獒一样站立着。夜幕下沉，彬彬忽然用人的声音对我说： 

你伤心什么呀?你们尼采不是主张弱肉强食吗？汪汪！~我和鲁迅决斗，我赢了，我把它咬了，它却没能咬我－－这难道说我是弱者吗？我们犬类才是真正的强者和贵族!汪汪~喂，你快把我放开，说你呢，坐着的那个愚蠢的人类、贱民，快放开我!现在我是一个被你们这群劣等生物困住手脚的贵族生物，一旦你放开我，狮子都会怕我！ 


我打了一个寒噤。由此想起以前我也养过一只叫“萧wu”的狗（小名大萧），它就曾经咬过刘小枫先生。虽然萧萧没有彬彬那般牙尖齿利，却也偷趴在我的书橱里翻过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另一条叫萧han的狗（小名二萧），是大萧的弟弟，也攻击过幽灵敬佩的教授许向阳……这两条狗，最终被我送到乡下，开始了平静的看门生活。奇怪的是，自从离开我家，狗的新主人告诉我－－它们安分多了。 

我想，狗可以狩猎，可以有妒性，却断然不可有人的思想。狗若有人的思想，便是对人的思想的奸污。狗若如人一般狡诈，人的身体，必定会从狗洞钻出。 

天亮之后，我小心翼翼的把它牵出去，送到动物收容所了。

看看他对老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斯和女友阿伦特的态度就知道了－－ 

他对老师胡塞尔异常无礼、傲慢、冷漠，甚至是冷酷； 

他对雅斯贝斯就更过分了~雅先生是海氏的多年故友，可谓莫逆之交。不幸雅夫人是犹太人。纳粹疯狂排犹时，雅先生向当时大红大紫的海氏求援，反被海氏拒之门外； 

至于他和汉娜·阿伦特，就不用重复了。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离开海德格尔不是因为他加入纳粹，而是为了重寻自己的骄傲~在《极权主义》一书出版之后，海对自己的恋人妒忌的眼红啊，迫使阿伦特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才华！ 

……施米特先生的人格都比海德格尔要高尚，最起码他没有疯狂妒忌和抨击故友施特劳斯，也没有借助政治手段报复自己的论敌。 

不知作为一代存在主义大哲的海德格尔，为什么这样心胸狭窄、品质低劣、嫉贤妒能。 

对于哲学家而言，人格出现类似的障碍莫不是巨大的悲哀。何况是这样一位“哲学巨人”? 

真心为海德格尔惋惜。 

 如果叔本华“理论是行为的补充”的说法是确然的，但不知海德格尔用什么去证明他著名的“诗意的栖居”。 
一点蝇头小利都能让他放弃德国优雅的学术氛围，去日本这种思想的蛮荒之地教书~ 
我只能说，他不配有那样优秀的老师、那样杰出和朋友和神情的恋人！~~

先生遭厄，哀而不祭 
哀为我情，祭为众情。 
哀为孤情，祭为乱情。 
哀发于衷，祭发于俗。 
爱发于心，祭发于行。 
宁以心哀，不以行祭。 


端午 
 吴会幽行客， 
伤春晓未及。 
荒泽被枫林， 
江水流不移。 
灯贫月夜白， 
梦竟哀猿啼。 
楚泪泽孤骨， 
零星未干衣。

世上的人大抵都知道：德国有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有黑格尔、叔本华和阿多诺，有巴赫、海顿和瓦格纳，有闵采尔、伊门道夫和格罗皮乌斯~~~~~试问这些人是不是德国的英雄？是不是人类文明的骄傲？！ 

对于德国吧内一些人道主义者的追杀和反诘，本人认为应当适可而止。不要过多地玩弄你那些枯燥乏味的感情。德意志对历史的影响整体来说是积极的是正面的！张君劢从德国的宪政中受到的宝贵启发，在中国却显得如此一文不值。为什么？王小波打过一个驴子和马群的比方： 

“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 

拜托那些反纳粹的人，认认真真地写出一篇象施特劳斯《论德国虚无主义》那样像样的文章出来，有头有脸，倒也反得合情合理；希特勒的支持者们理性地思索一下纳粹主义在历史中的客观角色，他的成因与德国历史的渊源。 

德国的文明不是纳粹~~~是哲学，是诗歌，是科学，是历史本身。德国吧也不是纳粹吧~~~~ 
 
 
二战的大屠杀悲剧，不能完全归罪于元首~~~ 
虚无主义是德国思想的终点，纳粹主义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个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讲，希特勒本人也是受害者。这是元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 

这就好像，恶之神，总要寻找替身。 

还是那句话，希特勒视见人类病灶，可惜开错方子。方子错了，治死了人，行医的总要荷罪。然而，吊诡之处恰如鲁迅所说：暴君治下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行为尚不能满足暴民的欲望。 

对于希公此人，恨他的人自然继续批判，幽灵不会再有任何非议``````` 
爱他的人，权且把他当做莎士比亚笔下的某位悲剧英雄吧

柏格森在书中揭示的问题是围绕着“生命冲动”展开的，他在其中导入的概念是“智力”。因为智力，作为能够生产器官的能，它只不过是生命冲动的复制品。智力与本能虽然有对立的成分，然而却在人这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中得到更多渗透。 

相对于本能，智力只能对应固态存在。因此智力是非连续性的，是空洞的，没有内核的。智力的目的是“向外观望生命”，并且盲目地把一切自然中的材料转变为“器官”。因为非延续性，智力产生了自己清晰的概念，它依照自己的原则组合或分解—— 

然而，智力无法理解生命。 

无论是身体的生命还是头脑的生命，它都“采取那种死板、残忍、僵化的工具，而这些工具本来就不是为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准备的”。 

柏格森虽然虽然力图摆脱智力对于人类生命冲动的作用，却以智力为分野，将本能与直觉彻底区分开来。这是我所在意的－－在对直觉的认识过程中，柏格森始终保持着清醒地头脑，他捍卫立场，授予直觉优先权－－然而他肯定了理性对生命意识的作用，因此杜绝了生命的无目的性，也杜绝了一种内在自然的无目的状态。 

“生命就是趋向，而趋向的本质就是以集束的形式发展，依靠自身的成长，而冲动就在这些方向上被分化。”他继而又提出，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只能活一次，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个性做出选择，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放弃别的东西。因此，生命只可以是一个整体，生命有其独一无二的绝对性－－生命的冲动，冲动带来的直觉，乃是充当整体位格上升的先导者。直觉产生创造，智力稳定创造。 

一种高等形式的生命冲动（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完全区别于“低等形式的生命冲动”）必然是以一种绝对形态作为其目的的，因为直觉包含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使得人独立与其它动物，因为自我意识意味着克制着作为自发运动的本能，因此它必然存在着内在转向，也必然会唤醒生命的潜力。 

动物的本能缺乏内在的走向，因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动物的一切先天之能源自于族类的自我保护，因此动物的冲动是没有意向的，它的冲动源自于“伤害”，而不是“侮辱”。 

也就是说，如果殴打一个人，他肉体上疼痛带来的不快走在精神受辱带来的不快之前，那么它就是一个进化未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