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腊神话不同,主要是产生于祖先崇拜观念基础上的中国神话,不但新神、旧神之间的界限不清楚,而且由于祖先崇拜所崇拜的对象不同(不同的部族崇拜的祖先不同),[9]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普遍的神系以及处于核心地位上的主神。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道路与古希腊根本不同。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前身分别是以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夏部族、商部族和周部族。他们各自生息、发展于一隅,后来才先后入主中原,成为天下的共主。地位虽然变了,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那种血缘亲族关系,所以,夏、商、周三朝都有国家政权与家族统治相迭合的特征:家事即国事、治家即治国。不同血缘、不同祖先的夏、商、周三朝不但在政治上相互排斥,而且在文化上也难于相容。一旦推翻旧王朝,即“**创制,改正易服,变置社稷”,(《尚书·汤誓》)前朝一切统统废弃,一切重新开始。即使是做社主的木材,各朝也互不承袭:“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佾》)由此不难想见各部族和王朝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相敌对的情况。在宗教信仰上反映更为突出:各部族内部都盛行祖先崇拜,但只崇拜和神化自己部族的祖先,而排斥和贬抑其他部族的祖先。夏、商、周各有自己祖先的神话,但彼此却不能继承和发展,前一个朝代的神话在后一个朝代得不到重视和继续加工的机会。例如,周人推翻殷朝统治以后,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极力渲染自己祖先后稷诞生的神话,并用以取代殷人祖先契诞生的神话。这样一来以前的神话不但得不到提高和发展,而且十分容易散佚(这正是我国神话流传下来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祖先崇拜和部族利益在文化上的排他性严重地抑制了我国神话发展和提高,使之得不到像希腊神话那样反复加工的经历;同时,由于每个部族各搞自己一套神话,并按自己祖先神话的世系编排诸神的世系和辈份,因而最终未能形成各部族统一的神话和相应的神系,以及贯穿全部神话并统率众神的主神。其结果,一些神的神格和辈份混乱,诸神之间关系多有歧异,也就是必然的了。后来,这些神话未及进一步被加工和系统化,神话历史化的风暴便向它们袭来,使那些具有超自然神奇能力的神◆,逐渐演变成体现历史因果关系的先王和圣哲。诸神既然已经被从天上请到地上,定格于人间,那么,渊源于原始时代的神话的发展也只能就此停止,中国上古神话因而也就仍然保持着未经系统整理的散乱状态。
一个民族的意识和精神的发展不能系统地体现在“没有统一组织起来”的诸神身上。所以,尽管中国神话中的每个神◆,也像希腊诸神一样,蕴含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内容,但是,要从中国神话诸神中寻绎它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是寻绎中国哲学精神的早期发展历程,却是十分困难的。在体现意识和精神成长的历程方面,既然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根本不同,那么,当然也就不能用对希腊神话的分类标准,即神话所体现的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的历程来衡量中国神话,作为中国神话的分类根据。
对中国神话分类,必须充分考虑中华民族早期发展的特殊的历史道路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神话的本质特征。只有从中国神话的具体实际和特殊性出发,才有可能对中国神话作出科学的分类。为此,我们不采取以神话所体现的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西方神话分类原则,而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和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中国神话分类的主要根据。
这样,我们对于英雄神话中英雄的理解,就不必局限在半神半人或得到神支持的人的范围内,而把创造了英雄业绩的神也视为英雄。这样理解英雄,除了前边说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从英雄这一概念自身发展的过程找到根据。“英雄”希腊文是Hero,意思是统治者、主人。神话中的英雄最初是指一些杰出人物,如祖先、领袖和勇士的灵魂,他们虽然已死,但对生者仍产生影响。这说明,英雄从开始阶段就是超验和神秘的。后来,英雄的范围不断扩大,还包括了某些自然神、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和精灵以及人神结合的后裔,即半人半神或得到神力帮助的非凡的人。所以,在古希腊,“英雄被认为是处于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凡人的保护者,灾害和祸患的防御者,苦难的救助者。他们是人们的恩人,是妖怪和大盗的歼灭者,是同仇恨人类的恶魔作战的斗士。”[10]“英雄”概念的发展说明,神、半神半人、传说人物以及杰出人物的灵魂,只要是能够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给人们以保护的,都可以被称为英雄,而并非把神排除在外。决定是不是英雄的关键,不是看他的身份(神或是人),而是看他的业绩。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英雄神话和英雄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