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南地母（女娲）文化探析

广南是古西南夷中句町方国的发祥地及其都城所在。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句町方国国君毋波率部归附汉朝，被封为句町侯，以其地置句町县，隶牂牁郡，属益州刺史部；汉昭帝始元年间，句町侯毋波又奉调“率其邑君长人民”参加平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为维护西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立了大功，因而被册封为句町王。自此，句町王室与中央的关系便更加密切，句町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极大的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
广南县城东北小尖山的汉代墓葬及牡宜发现规模庞大、规格很高的木椁汉墓群，出土了简牍、木雕车马具、黄釉陶、朱书有“王”字的漆木耳杯及铜鼓、铁剑、鎏金葬具、珠宝玉器和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皿，以及西林普驮发现铜棺墓和铜鼓墓及出土许多珍贵文物，都印证了史籍记载的古句町国存在的真实性。句町悠久的历史表明：以壮族先民为主体的句町民众，很早就认同中华一统，并为共建中华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传颂边陲文化圣地广南古城的《地母真经》，作为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宗教文化现象传播国内外，展现国都市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瑰宝。
广南府是云南东南部的边境府。《清一统志》卷四百八十二说：“广南府，在云南省治东南八百五十里，东西距七百二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里。东至广西思恩府土田州（驻今田阳）界四百二十里；西至开化府（驻今文山）及广西州（驻今泸西）界三百里；南至交趾（今越南北方）界二百九十里；北至广西泗城府（驻今凌云）西林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南至广西镇安府（驻今德保）界二百九十里；西南至临安府阿迷州（驻今开远）界四百里；东北至广西泗城府西隆州（驻今隆林）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广西弥勒县界三百里。自府治（今广南）至京师九千五十里”（摘《尤中文集》第四卷125页）。广南唐宋时道教、儒教、佛教洞经经文等已在广南吸收和传播，大兴祭拜“文昌”的活动。元明之后盛行礼乐，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故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由于《地母真经》的“缘故”，广南县城确实有地母庙（亦称女娲庙），地处莲城东郊的“先农坛”正殿，该殿有一块光绪年间的功德碑，碑文上刻有“新建娲皇神正殿”字样；并记载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原供奉轩辕皇帝。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塑神农氏、伏羲氏、女娲等九尊神像于正殿，并于门眉悬挂一匾：三皇宫，一直称呼至今。功德碑还记载了当时扩建情况及捐资官员名单。庙内均供奉地母女娲塑像，传颂《地母经》经文，焚香跪诵人流如潮。而关于纯阳吕祖之说：“纯阳吕祖为假托名。纯阳，统一的阳气。古代以为阴阳二气合为宇宙万物，火为纯阳，表天；水为纯阴，表地。唐孔颖达《疏》：“水既纯阴，故润下趣阴；火是纯阳，故炎上趣阳。吕祖，即吕洞宾，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为唐京兆人，名岩。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修道于终南山后不知所终。元、明、清以来称之为八仙之一，属道家正阳派，号纯阳祖师，俗称吕祖。可见，纯阳吕祖是指吕洞宾。其为唐代人，怎么会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为《地母真经》作序呢？显然不合情理。其实作者是自称道家且以纯阳吕祖为假托名而已。老百姓认为地母就是地神，而自称为纯阳吕祖的这个人却认为地母就是女娲，所以当地方将女娲、地母像塑于同殿时，他就发出：“从前曾有一个炼五色石的女子，除了她是不能找到第二个这样有本事的人的，这个补天的女子就是女娲圣母了”的感慨。可惜他的感慨至今未能改变老百姓之观念。”
此外，广南壮族各个村寨均立有庙宇供奉土地神,年年祭祀、颂经祈祷；而在广南文庙中则保存有一面“象耕”石刻，刻画大象牵犁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旁边是和风吹拂的树枝和花草，还有美丽的云朵在辽阔的空中飘动；广南过去还沿袭有一种名为“官撒种”的传统风俗，即每年春播之前，要由广南知府与侬土司率文武官员和村社头人到莲城东郊的“先农坛”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在坛前的田里象征性地犁田撒种。此活动史称“籍田礼”，广南的老百姓则叫“官撒种”。

”日本渡部忠世先生则说：“在热带亚洲纬度较高的地带，存在着一个粳型或者类粳型品种的分布区”,“那么，这些类粳型稻种的传播，究竞始于哪里，而又达到何处呢？根据这类稻种的成熟和感光度等特征来推测，传播的路线是由北向南，亦即发端于云南，南下到老挝和泰国”。
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乘象”和“象耕”曾是越人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如司马迁的《史记》把滇越称之为“乘象国”；袁康著的《越绝书》即有关于“象耕鸟田”的载录；唐樊绰的《蛮书》更讲：“开南已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又讲：“象大于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广南文庙中的“象耕”石刻显示：壮族先民确实使用过象耕。据了解，同为越人后裔的缅北坎底泰人及印度东部的阿洪泰人，至今还保持象耕这一传统耕作方式。广南《地母经》纯阳吕祖序中述及的“漳仙女山”或“南漳仙女山”，依汉语字义很难作出解释，但用壮（泰）汉语合璧词来理解，则涵义非常明确。壮泰语均称“大象”为漳（章），称乘象仙女为“囊南漳”（囊，壮泰语的意思是娘娘或仙女；南为乘或座）。

在壮（泰）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地母即乘象仙女，由她统管大地，生养万物，教人耕田种地；而在汉族的传统观念中，地母则是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她与伏羲结婚繁衍人类，因而成了人类的始祖。或许，早在句町时代，壮汉民族经过长期而又密切的文化交流，已使这里的民众逐步产生了“南漳仙女”与“女娲圣母”同为一位至尊女神的共识，于是后人便在府城东郊风景最美的小山顶上设先农坛、建地母庙，立至尊女神地母塑像，供人们顶礼膜拜，从而有了“地母降笔于滇省广南府漳仙女山之地母庙”的说法。
广南地母庙的《地母经》讲：“东西南北四部州，春夏秋冬我造成；江河湖海不离我。万国九州我长成……天下五岳仙山境，山林树木我造成；庶民百姓不离我。五谷六米我长成……绫罗彩缎从我出，花木菜果我长成”。总而言之，大地上的万象万物都是由地母生成的。还说人人在世的时候，依靠这些东西来过活，死后尸骨还是要埋葬在地母怀中。广南《地母经》又训导人们：敬地母，孝双亲，诵真经，行正道，可避灾劫，获常乐，得永生！
明清时代，每年春耕之前，广南知府和侬土司都要准备丰富的供品，率文武官员和村社头人到莲城东郊的“先农坛”正殿，焚香祭拜地母，进行隆重的诵经祈祷仪式，并在坛前的田里举行盛大的“官撒种”的活动；广南府及侬土司辖区内的壮族民众，更是借此机会表达敬畏地母、缅怀祖先神灵大恩大德的深厚感情，他们在村寨头人、长老和布摩的率领下，上竜山、入社庙举行大祭，进行鸡卜，并抬着社神走村串寨，举行驱邪纳福、祈求风调雨顺的系列民俗活动，其间，有的还跳草人舞、春牛舞、手巾舞和纸马舞，有的则对山歌、唱壮戏、敲锣打鼓、舞狮耍龙，使广南成了传承农耕文化、祭祀稻作文明之母的圣地，从而闻名于滇省乃至京城。据《广南府志》载：唐宋时期的广南，已高度重视对先进文化和道教、儒教、佛教经文的吸收和传播，普遍兴起了祭拜“文昌”的文化活动。到了元明时期，产生了与文昌文化相适应的礼乐祭祀律矩。谈演古韵，推行礼乐，是古代广南安抚百姓，教化夷民的一个有效的政治手段。《地母真经》是以官府为主导，以平民阶级为主体，以黉宫、学校为阵地，以拜会谈演为途径，以科仪考试为手段，以教化平民为宗旨，以登科中举为目标，兼容了政治性、严肃性、普及性、广泛性、艺术性为一体的高雅文化和教育。所以古代广南人，凡是进京赶考的大多榜上有名，先后有明清进士21人，举人77人，贡生106人，均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广南《地母真经》的教化和熏陶。

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可以使广南再现昔日“地母文化”的辉煌，形成世界“稻作文明之母”唯一的纪念地，亦可以使广南成为滇东南云集中外游客的最佳场所，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