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段干宝之论，此论本附于《晋书 怀愍二帝纪》后，通鉴引用时有删节，在此引述通鉴删节版。此论从多方面反思了促使西晋覆亡的各种因素。
干宝论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数术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咸黜异图，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爱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积基树本，如此其固。今晋之兴也，其创基立本，固异于先代矣。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动，有逆于舅姑，有杀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

西晋覆亡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要探究西晋覆亡原因则不得不从晋武帝说起。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应当对西晋王朝的迅速衰落承担首要责任。自秦始皇确立君主专制制度以来，皇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不仅是皇族的最高代表，同时也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其拥有着理论上不受任何限制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伴随而来的就是其因为运用权力不当而产生的绝对责任。虽然儒家希冀这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皇帝是一个能够正确运用绝对权力道德完人，但现实中这样的皇帝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皇帝本身就是一个普通人，哪怕他具备再多普通人不具备的能力，他也无法使自己成为完全没有任何欲望的神。即使儒家有办法通过后天教育把皇帝改造成其理想中的圣人，皇帝身上还是会或多或少存有一些人性的弱点。基于以上原因，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也是有可能犯错误的，而其一旦犯了错误，就必须无条件承担相应的绝对责任，故而让西晋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去承担西晋覆亡的历史责任是毫不冤枉的。因为晋武帝时代的许多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导致西晋覆亡的重要原因。

回到本文主题，从史书记载来看司马炎已经预见到司马衷不能承继大业，他先前与杨皇后商议此事、后来又因卫瓘假醉进谏而考察司马衷的行为也说明他对于遵循宗法制度立司马衷确实不放心。但是，司马炎最重要的问题是“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他个人面对重大决策迟迟拿不定主意。杨皇后提出立嫡以长他就不再坚持，看到贾南风委托张泓编造的答案他就认为司马衷还不是太差，这样的犹豫不决确实不是一个合格帝王应有的品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炎乃是靠着司马懿父子三人专制曹魏政权的既成事实顺利成章实现魏晋禅代的，他并没有像自己的祖父、伯父、父亲那样经受过重大政治风浪的考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儿孙普遍很不成器，他自然也要考虑拿下司马衷后由谁接替的问题。从史书记载来看，司马炎共有26个儿子，其中9个活到了他百年之后，分别是惠帝司马衷、秦王司马柬（以上二人为同母兄弟）、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乂（以上二人为同母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吴王司马晏（以上二人为同母兄弟）、清河王司马遐、成都王司马颖、豫章王（怀帝）司马炽。如果拿下司马衷，嫡子便只剩下秦王司马柬一人，但司马柬在司马炎死后仅一年便也驾鹤西去了，而且还没有儿子，让他接班只怕西晋乱得更早。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均是八王之乱的参与者，从他们在这场权力争斗中的表现看司马玮没有政治警惕性，司马颖只顾争权夺利没有政治远见，司马乂差强人意但却没有挽救危难的才能，真让他们接班实际上也是很令人不放心的；吴王司马晏、清河王司马遐个人传记中满是二人不成器的记载，这样的人与皇位根本无缘；淮南王司马允相对而言还算有能力，后来被司马伦属下偷袭死得也很可惜，可这位血气方刚的王爷似乎又缺了点司马懿那样“忍不可忍”的耐性；豫章王（怀帝）司马炽最后倒是登上了皇位，可惜他只是个傀儡，如果司马炎当初确定他接班，只要辅佐班子过硬他还勉强能做个守成之君，但考虑到当时士族当政无人理政的实际，面对危局他也是挽救不了的。面对一帮不成器的儿子，司马炎恐怕也只能寄希望于司马衷那个所谓的聪明儿子司马遹了，可从后来的表现看这位也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要靠这帮不成器儿孙保守江山，难度可想而知。

虽说司马攸名声在外，但在下认为即使他没有死在司马炎之前而在后司马炎时代成为首席辅政，他也未必能让当时的士民满意，从以下事迹可见一斑。当时刘渊只有不当言论但没有反叛行为，他就请求杀掉刘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人们认为他英明，但实际上如果司马炎真按他的建议杀掉刘渊，恐怕居住在并州的匈奴五部马上就会造反。当时一个秃发树机能已经让西晋够头疼了，匈奴也反叛的话恐怕西晋连统一全国的机会都没有，孙吴还能侥幸苟延残喘。另外司马炎要求司马攸就镇时司马攸的表现也很失误，本来司马炎要他就镇已经摆明不信任他了，他还坚决要求留在京师，最后竟因为此事而患病身亡。这说明他不具备成功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成功政治家应该有极强的挫折承受力，在这种情况下更是要优先考虑自保。考虑到王太后临终时所讲的“桃符性急”的话和他儿子司马囧在八王之乱中的表现，恐怕这位众望所归的王爷也不是什么救世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他担任首席辅政，也许西晋未来的历史未必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也许其不会瞬间崩溃。作为贾南风姐夫和叔父的他应该能抑制贾南风的欲望，同时他也可能团结当时的有识之士保证国家政权平稳运行。

接下来该说司马炎的第三个昏招了，这个昏招明眼人都清楚，但在下还是决定把它排在第三位，这就是大肆分封宗室且允许其拥有私兵。在下认为，如果没有前述两个昏招，单是这个昏招破坏性不是那么大，这个昏招对于保证皇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自秦朝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以来，此前也只有两汉搞过郡县分封并行，其实际运行效果是利弊并存。如果不搞分封制，刘氏宗族恐怕在吕后执政时期即会被一网打尽，此后天下是否姓刘就有疑问了。分封制在吕后执政时期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在吕后死后的铲除诸吕行动中则表现出了它的强大威力。但是，因为分封制西汉王朝还是发生了七国之乱，这场叛乱对西汉王朝的影响也是很致命的。西汉七国之乱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像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规模，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西汉王朝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同时汉文帝时期已经针对可能的变故预先布好了棋子。针对诸侯膨胀问题，贾谊曾经向汉文帝提出过相应的预防策略，汉文帝也有针对性的采纳了部分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以睢阳为封地的梁王。这位梁王是后来的汉景帝的亲弟弟，汉景帝即位之初甚至还提出万岁之后要传位梁王，因此这位梁王在七国之乱时坚定的站在中央一边，表现极为卖力。吴楚军队的主力完全被梁王牵制在睢阳不能西进，由此为西汉王朝赢得了组织平叛的时间。虽然周亚夫在此次平叛中居功甚伟，但若论实际战绩，梁王才是这次平叛中最大的功臣。这也间接证明稳定强大的中央政权足以控制分封制的弊端。

司马炎决定实施分封制时对以上史事未必了解，他之所以这样干很大程度上还是汲取了曹魏的教训。曹魏王朝对于宗室一直很疑忌，乃至会想出将宗室集中到邺城统一管理的办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司马夺权过程中曹魏宗室几乎无人出面反抗，而西汉王莽、东汉曹操专政时哪怕是平民出身的汉室宗亲也是要坚决出面斗争到底的。为了保证西晋王朝皇统永固，司马炎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两汉的分封制，只是他做的有点过火，除了大封诸侯外他还允许诸侯自行任免王国官吏并拥有私人武装，个别诸侯甚至还以出镇地方的名义成为所辖地区国家正规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中央政权稳定之时这样的政治体制可以保证国家坚如磐石，但在中央政权不稳时各诸侯王就要为争夺中央政权控制权而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了。正是因为各王都觊觎中央领导权，所以八王之乱才会引起巨大的破坏效应。推其源流司马炎对此无可塞责。

虽说八王之乱的发生与司马炎实行分封制关系极大，但这并不能说明分封制就没有任何益处。当八王之乱最终落幕，当五胡之乱不可收拾之时，实力远逊八王的琅琊王司马睿东渡吴会，在两京陷落后成为了晋王朝皇统的继承者。如果西晋王朝不实行分封制的话，也许晋王朝的皇统在永嘉之乱司马炽被俘后便会彻底终结。长安不会诞生延续西晋皇统的司马邺政权，建康也不会有苟延残喘一百余年的东晋政权。对比一下嬴秦曹魏这两个排斥分封制的政权，几乎都是瞬间灭亡的，没有哪个宗室子弟在皇朝灭亡后还冀图复兴。而刘汉司马晋则与之相反，即使国家暂时灭亡也有宗室子弟重振纪纲；至于首推分封制的周王朝则更不必说了，尽管东周时代的周天子只是诸侯争霸的看客，但东西二周合起来还是延续了八百年。意图利用分封制保持皇朝永固就应该在实行该制度时通过加强中央权力以杜绝其弊端，这一点上司马炎确实没有做好。

前面所述的三个昏招可概括为司马炎作为不当，至于这最后一个昏招则就是司马炎不作为了。针对当时日益突出的游牧民族内迁问题，司马炎并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策略予以应对，事实上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其实东汉中后期风起云涌的羌人叛乱早就为当时的中央政权敲响了警钟，但由于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已彻底瘫痪，如何化解内迁民族与汉人矛盾的问题被忽视了。曹操倚仗着汉朝旧有的影响力震慑了匈奴，但他将南匈奴安置在并州的政策也为未来的中原政权埋下了隐患。司马师执掌曹魏政权时邓艾已经关注到了内迁民族问题，他向司马师提出了“渐出之”的解决方案，可被视为江统《徙戎论》的最早版本。邓艾本人提出以上建议的时候还在内地担任官职，等到他本人坐镇关陇主持对蜀战事时他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当初的建议。为了防止自己的对手姜维联结羌胡进犯关中，邓艾也采取了将鲜卑人迁入陇西郡县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恶果在司马炎当政时期终于显现，秃发树机能叛乱让秦凉二州长期不得安宁，先后有三位刺史死于此次叛乱，贾充也是为了逃避平叛任务才想出了将自己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的馊主意。虽然此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司马炎并没有从此事中总结出任何教训。当郭钦提出徙戎建议时司马炎没有理睬，对于司马攸提出的除掉刘渊的意见他也没有采纳，总之司马炎对于民族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在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上他也没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案。忽视民族问题的态度最终让西晋王朝饱尝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