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军1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
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部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宾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它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

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万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的计划，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州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攻防易手；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据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
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豫明老人53年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的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时嘴里还噙着日伪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女孩)遭到日军的强奸；杀害和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情: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4个姐妹全都被日军强暴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给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

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满州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宾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的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宾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波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它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已经算是天大的福音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其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收留；照顾她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跪下了，其情其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力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吞噬的，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又都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贤达。

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时，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
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引来非议，影响自己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
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即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时，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1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便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
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牧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相互情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长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须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刻，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谁也不愿意过早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易食”现象愈演愈烈。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信息。
从1933年2月上旬起，4万多名抗日官兵(含部分家属)在零下三十多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五十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力--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伊犁)的路线返回；
从新疆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泣别白山黑水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虱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欲睡不能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
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木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两间木制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虱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气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房”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人赤身**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积极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得到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
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的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解决了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的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绕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在边陲塔城，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它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
“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啊，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列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华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感受到祖国母亲的伟大！”

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放起来了的新衣服，从老人到孩子又全都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
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路的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抛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
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克尔柯孜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两旁，有节奏的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
被浓浓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祖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少数官兵爬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从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算起)，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等于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假道而来的家乡亲人；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0年前(176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到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回他们到“盛京”(沈阳)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建立起了自己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
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

在玛纳斯小镇，一个史姓的富户人家倾祖宗四代的全部家业，免费招待所有路过的义勇军官兵；每一批义勇军官兵到来，他们都要备上20-60桌丰盛的宴席，让官兵们吃个饱；喝个好；而每每这个时候，整个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90多岁的史家太爷总是喜欢让孙儿们抬着给每一个官兵敬酒，老人讲得最多的几句话是:“中国要强大”，“中国不能让人再欺负了”，“打败小日本，强盛我中华”；史家的太婆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给每位官兵点上她自己早已包好的“莫和烟”，看到一些没有抽过烟的官兵直打“哈卡”的样子，老太太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这就好，这就对了，就应该这个样子”；
家里的其他成员则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厨房，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不时借端菜；上饭；倒茶的机会和官兵们打个招呼；一些要求帮忙干活的官兵也都被悉数婉拒，全家人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不管人员多少，每批都要招待，每次都是如此的盛情，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的高姿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时过数年；数十年，甚至70多年后，一些健在的义勇军老战士都还念叨着；打听着；传诵着史姓人家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