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大纪被杀一案，同时代人（其实要稍晚一点点的）满洲贵族礼亲王后代昭梿说：“……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啸亭杂录》）
道光时代的学者魏源（就是《海国图志》的作者，大家都知道吧）也说：“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橐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圣武记》）
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书中有《柴大纪传》也写着：“……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橐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使，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按治……军机大臣覆谳，大纪诉冤告，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延讯，大纪犹力辩。大纪有功无罪, 为福康安所不容, 高宗手诏, 可谓曲折而详尽矣, 乃终不能贷其死。”[
不少现代史家叙述此案也基本沿用以上说法，即柴大纪被杀是一大冤案，由福康安认为柴大纪礼数不周，进而弹劾，甚至诬陷柴大纪引起。
以下整理相关资料，梳理柴大纪案件的经过，分析造成柴大纪被杀这一结果各方面的因素。如果有其他感想，就顺便贴出来。

主要参考书：
以下关于林爽文事件的过程叙述主要参考许毓良《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感觉对过程、脉络交代得比较清楚，材料主要引自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天地会》，其中辑录了林爽文事件的大量一手材料，比《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丰富得多。
其他参考书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史编年》（第六卷 乾隆朝下），优点是时间非常清楚，叙事简明。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唐昌晋《清代政事军功评述》
界定文中的几个名词：“民变军”为林爽文、庄大田方面的部队，“义民”是站在政府一方的民间武装，“官军”是清政府的军队。如此定义是遵从许毓良的著作，个人以为这是比较客观的称谓。

先说柴大纪的履历和一些背景。
柴大纪（1730—1788），浙江江山县人。曾考中文秀才，后督学见其身体魁梧，器宇不凡，劝其乡试改考武举，柴大纪从之，31岁中武举人，34岁中武进士，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历任福建福宁镇守备、澎湖水师营游击、参将，湖南洞庭协副将、福建海坛镇总兵、1783年任台湾镇总兵。作为武官，柴大纪正途出身，升迁顺利，可以发现，他任职多涉及水师，至担任台湾镇总兵都看不出与福康安有交集（福康安的履历我就不用贴了吧）。
台湾镇总兵是常驻台湾的最高级别武官（常驻台湾的最高级文官是台湾道）。台湾是海疆重地，又为移民社会，民风彪悍，有“未尝三十年不乱”，甚至“五年一大乱，三年一小乱”的说法。为稳定统治秩序，台湾总兵位高权重，负责守卫海防，维护治安，还有民事、审判权。台湾绿营有责任盘查重要港口的商船以及市镇过往商旅。虽然台湾道有牵制监视总兵之责，但毕竟兵权掌握在总兵手里，所以在台湾建省之前，一直是武官压制文官。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接到常青求援的奏折，认为调集湖广、贵州等地的军队增援缓不济急，命令再从浙江、广东调拨11000名士兵援台。第二天，乾隆帝密谕陕甘总督福康安到承德避暑山庄陛见，预备赴台督办军务。上谕称常青、恒瑞（福州将军，当时也在台湾参赞军务；他是福康安的表哥）殊不可恃，将常青请另派大员来台督办军需解读为没有自信，希望皇帝另派大员到台湾督办军务。不过这一阶段，乾隆皇帝还希望台湾局势不至于恶化到再度易帅，这一举措高度机密，除军机大臣外，乾隆皇帝只通报了阿桂（当时未在承德）和闽浙总督李侍尧，征求他们的意见。
阿桂认为“福康安心思周到，近复遇事历练，声威已著，实可依仗蒇功”，提出可以调派松江等地军队增援台湾、出奇兵直捣大里杙、招抚民变军中胁从者等建议。乾隆皇帝欣然接受其中大部分意见，很快付诸上谕。
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中旬，乾隆皇帝对台湾战事胶着状况越来越不满，多次在上谕中斥责常青等人，催促他们进攻。我估计这时乾隆皇帝已决意易帅。阿桂指出常青的错误在于将兵力分散，建议官军守住府城、诸罗、鹿仔港等要地，调派擅长山地作战的贵州、湖北军队各一万，再从广东添兵一万，集中二、三万精锐部队，攻击敌军要害。在阿桂的设想中，这一计划应由福康安统筹执行，所以他说福康安“近年经历兵务，声威已著，各省兵丁情形，均所深悉”。（是因为福康安当过兵部尚书？他没干多久呀。）
阿桂一针见血，指出了清军指挥的错误。诸罗争夺战已形成军事上比较忌讳的添油战术，一次次投入军队，但每次都不足以解诸罗之围。援兵或在途中被阻击无法到达诸罗，或被打散只有部分进入诸罗，（例如魏大斌、蔡攀龙）或屯兵诸罗附近逡巡不进。（例如恒瑞、普吉保）总之，在此战场前后投入兵力不少，但始终无法解围，林爽文对诸罗的包围反而越来越严密。
从此后的战事进程看，清军基本是按照阿桂这一战略部署的。感想：阿桂是乾隆的首席军事参谋；他和福康安的关系非常铁。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二日，乾隆皇帝明发谕旨，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等为参赞，赴台湾更换常青督办军务。（福康安在七月底八月初到达承德，具体日期我没查到，乾隆皇帝先后召见七次，面授机宜。）同日下旨调四川屯练降番二千往援，并谕湖广、贵州各挑选二千人，听候调遣。
调遣的这几支军队各有特点，四川屯练降番是在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以后，归入中央政权的直接调遣下的嘉绒藏族各土司地区的屯练武装。嘉绒藏族英勇善战，尤其擅长山地战。福康安曾参与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当然对他们有所了解；之后他又担任过四川总督，并在石峰堡一役中指挥四川屯练降番作战，估计与其中不少人熟识。这次带领四川屯练降番出川作战的是成都将军鄂辉，级别非常高了。贵州军队擅长山地战，（想想贵州地势吧）福康安也做过云贵总督；湖广特别挑选了曾参与平定金川战争的官兵。总之，乾隆皇帝接受阿桂和福康安的意见，针对台湾作战的特点，派出了精兵良将。
乾隆皇帝担心常青知道福康安来替换的消息心怀疑惧，不思进取，所以特别指出，如果常青能振作精神，取得胜利，福康安可以途中返回，功绩归常青所有；如果常青消极怠工，就是自取其咎。（话说得好听，得到援军到达诸罗，庄大田军队有溃散迹象的消息后，乾隆皇帝催促福康安抛下所带侍卫、章京，轻装减从，迅速赶往台湾，成就大功——这是赤果果地教唆福康安去抢功呀——不久即发现，以上消息实属误传。）

一个插曲：此时担任闽浙总督、负责台湾军务后勤的李侍尧反对易帅，建议派海兰察为参赞，与常青合作。乾隆皇帝回复：“恐常青管不住他，是求益而反损。”而且恶意揣摩李侍尧是怕把自己调到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又嘲笑李侍尧说，不必担心，军事方面你和常青半斤八两，朕绝不会派你去。乾隆皇帝还评价海兰察说，临阵勇往是其所长，但恐怕不能胜任调度——指挥工作是要留给福康安的。
另一插曲：乾隆皇帝告知福康安，如果台湾形势大好，你就直接渡海，不必等四川屯练等援军了；如果形势不妙，你就谨慎点，等到援军力量足够再前往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十八日，福康安上奏，认为台湾战况不佳，（在途中，他可以拆阅常青等人的奏折。）兵力不足，请求迅速调派已预备的湖广、贵州军队前往台湾。乾隆皇帝朱批曰：“毋畏难，毋多虑，勉力行之，以全朕用人颜面。”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连发两封长篇上谕，开导福康安不得有畏怯之心，其中名句有：
“福康安简任有年，为国家屈指可数之人，若伊复有疑难，不能肩此重寄，朕又将简用何人？亦断无为此小事，派福康安前往，又令阿桂、和珅续往，又岂有朕亲征之理乎？”
吐糟一下：至此时，台湾无论如何不能叫“小事”了吧？派阿桂去还有情可原，（虽然阿桂年纪大了）至于和珅，您敢派他去吗？和珅自己又敢去吗？
“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其父傅恒事朕之心为心，惟应竭力奋勉。”
评论：实话，乾隆皇帝对富察家那是真当亲人待的。
“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不为福康安计出万全，而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即常青……（省略在台湾的大小官员）朕无不时加轸念，弗令涉险。岂有福康安为朕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
吐糟：乾隆皇帝不愿福康安冒险前进，前面有实例了。其他官员就不好说，反正乾隆皇帝多次愤怒地催促他们进兵。
乾隆皇帝心中烦闷，为之辗转不眠。两次降旨后，又令阿桂阅看福康安奏折和所发谕旨，询问阿桂的意见。阿桂覆奏：“臣与福康安前在金川军营相处日久，四十九年又同在石峰堡剿贼，深知其于办理军务及临阵克敌，并非畏葸怯懦之人”，福康安奏请添兵，只是为了速胜，并建议应首先解诸罗之围，打通南北战场。
当然乾隆皇帝对福康安最实在的支持还是于八月二十六日下旨要求贵州士兵二千人迅速出发，前往福建。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康安、海兰察等率军启航，一昼夜间顺风稳渡，百余只兵船同时到鹿港，几乎是木帆船时代两岸航行时间的最短纪录。但由于潮退，直到十一月一日才登岸。
此时台湾的局势是，南路府城粮道已打通，附近仍有民变军活动，但不构成严重威胁；北路民变军几次进攻诸罗未得手，恒瑞、普吉保分别驻守在离诸罗几十里的盐水港和笨港，两支部队合计超过万人。依旧胶着的形势非常有利于增援部队打开局面，此后福康安势如破竹的胜利推进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
福康安登陆后，当地驻军报告，林爽文的军队主力集中在诸罗，鹿港至诸罗途中要地也有民变军重兵驻扎。福康安决定亲率主力解诸罗之围，但奇兵直逼大里杙的计划也没有完全放弃，不过改为偏师佯攻大里杙，牵制敌军。
对于南路，福康安与常青以书信方式达成协议，常青在府城牵制民变军，底线是守住府城，不必北上支援，甚至不必勉力收复凤山等地。
福康安巡视鹿港军营时发现，军营设置的地点不合防守要求，地方官原来报告营垒坚固，周围有深二丈，宽一丈有余的壕沟，实地考察，壕沟只有数尺，围墙也不坚实。福康安感叹“即此细事，可见绿营捏饬恶习，及地方官禀报虚词，全不可信”。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三日，乾隆皇帝下诏，改诸罗县为嘉义县，以褒奖当地百姓急公向义，众志成城。
十一月四日，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等二十余人，到位置险要，民变军设有据点的八卦山侦查，遭遇民变军，以寡胜众，民变军百余人败逃。第二天四川屯练又到八卦山设伏，再次以寡击众，大败民变军。可见福康安所率军队素质比较高，在野战中优于民变军。
十一月六日，福康安率军队从鹿港出发，与普吉保会合。官军分为五队，继续前进。八日黎明遭遇民变军拦截，发生激战。福康安令海兰察率部先进，其他军队扫荡民变军，保证先锋部队的安全。本日晚间海兰察进入嘉义（诸罗），十日，福康安、恒瑞也抵达嘉义。此后，官军继续肃清嘉义附近的民变军。
乾隆皇帝得到李侍尧的奏报，福康安已解嘉义之围，（福康安的正式奏报到得晚几天）就表示晋封福康安、海兰察为公爵，（此前两人均为侯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以示优眷。

福康安认为原驻嘉义的官军饥困已久，打仗也不得力，命令柴大纪率旧部留在当地防守县城。他仍率领原班人马，再从恒瑞军中挑选一部分，（这才能带上恒瑞，让他戴罪立功，明显的私心嘛）追剿林爽文主力。
十一月二十日开始，官军开始清剿林爽文的大攻势，攻占驻有民变军重兵的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二十一日攻占斗六门，突破八卦山天险，打通了嘉义到府城的通道，并获得进入内山，攻击大里杙的通道。
大里杙是林爽文的根据地，东倚大山，南绕溪河，砌筑土城，密排大炮，内设竹栅两重，城外沟墈重叠，防守极为严密。十月二十四日，福康安指挥海兰察等渡过溪流，民变军万余人乘官军布阵未整，冲出城外，三面攻击官军。由于天色已晚，福康安命令官军守住阵脚，等次日天明再攻击大里杙。当天晚间，民变军多次袭击官军，均被击退。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官军分路进攻，攻占大里杙，而林爽文已于前夜带同家眷进入大山。福康安部署官兵搜捕，并派人联络“生番”（台湾原住民），要求他们协助官军堵截。
林爽文撤退到集集埔，据险防守，此时他的追随者仍超万人。贵州绿营赶到战场，官军方面力量更强。十二月五日，官军攻克集集埔，此为官军对林爽文部的决定性一战。此后，民变军残部面临官军追击和“生番”堵截，一蹶不振。

插曲：与“生番”协同作战的烦恼（限制级，胆小不要看）
台湾“生番”有猎头的风俗，即为割取敌人的头作为战利品，不同于我们今天说的猎头公司。
此役“生番”协同官军作战，在战斗中将所杀民变军的首级割下，不肯交给官军，而是携带回家，以示勇武。这种做法可能造成被通缉的民变军头目下落成谜，成为官军的困扰。后来官军和“生番”达成协议，“生番”将所获首级交官军验看，不是民变军头目，才可以带走。但仍有“生番”直接将首级带回家去。

上传两张地图。
嘉庆二十五年，福建（部分）和台湾，地点与林爽文事件时大体相同。
林爽文事件形势图
如果大家有更清楚的图片，欢迎上传。

福康安速胜的原因：
首先是战略正确，先北后南，趁庄大田部被牵制在府城附近的时机，速战速决，击溃林爽文部。在各场战役中，福康安都集中优势兵力，保证胜利。这个战略是乾隆皇帝、阿桂、福康安等共同制定，福康安具体执行的，郑光策也提过类似建议，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其次是军队得力，广西、贵州军队和四川屯练都擅长山地作战，林爽文事件前期民变军利用山地为屏障抵御官军，至此民变军这一优势丧失；新入台的官军素质较好，战斗中枪箭齐发，侍卫、巴图鲁组成的骑兵队伍更往来驰射，大量杀伤未经军事训练、装备落后的民变军。
还有福康安大军抵达台湾正值冬季，是台湾的枯水期，所以他能连跨多条溪河，迅速进军；福康安利用招抚民变军中的动摇分子削弱了反抗力量，利用义民和“生番”攻打民变军等，都取得了一定效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十二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不应冒昧参奏柴大纪、蔡攀龙。（蔡攀龙时任福建陆路提督）福康安原折《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天地会》都没有收录，根据上谕推断，福康安上奏的主要的内容是柴大纪、蔡攀龙原奏守城打仗的情况多不确实，例如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嘉义（诸罗）被围的情况没有柴大纪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们曾经夸大战绩等。可能福康安还表示台湾之乱由地方文武平日贪索扰累所引发。乾隆皇帝表示，柴大纪等人在围城中亟待援军，对情况有所夸张可以理解，毕竟两人作战比较勇敢，都有战功，至于激起民变的责任，大都在于文官，两位武官与此关系不大。乾隆皇帝推测道：“看来柴大纪、蔡攀龙二人，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屡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特别注明：这是乾隆皇帝的推测，而且推测柴大纪、蔡攀龙二人都有礼节不谨的行为，也就是说，福康安的指责不是针对柴大纪一人）乾隆皇帝告诫福康安即使对两人不满，也要“外示优容”，以免影响原驻军士气；还说：“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犹当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xml:namespace><?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从此份上谕下达的时间推断，福康安参奏柴大纪、蔡攀龙的奏折与奏报官军肃清嘉义附近民变军据点、以及诘询恒瑞结果等一批奏折一起到达御前。此前，李侍尧等曾奏诸罗附近百姓为求重利，乘夜卖粮入城，城中米价下降，又有百姓暗助官军，资助粮食；而柴大纪上奏诸罗绝粮，煮食油糁、舂末、野菜和蕉根等。乾隆皇帝曾令福康安密查诸罗被围，以及蔡攀龙应援诸罗的情况。我估计福康安这份奏折就是回应乾隆皇帝的指示，也不能说是多事，何况如果嘉义危机是夸张也确实影响了官军的战略部署。（例如放弃了奇袭大里杙的计划，先救嘉义）
我猜测福康安此时参奏柴大纪、蔡攀龙还有另一原因，此时他正在计划亲率主力追剿林爽文，留柴、蔡二人驻守嘉义，这两人都是提督级别，有权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福康安先说两人此前奏报军情多不属实，预防两人再对战局发表意见，影响乾隆皇帝的判断——换句话说，就是福康安要求掌握对台湾全局的控制权。从现在找到的史料看，此后柴、蔡两人都没有再直接向乾隆皇帝奏报军情，说明它们还是尊重福康安的指挥权的。当然，福康安对绿营，尤其是闽浙绿营一贯不信任，可能也是他参奏柴大纪、蔡攀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