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红学”真的走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只能靠“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老话题”，来画饼充饥、聊以自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看到，一方面，传统的红学已危机重重、步履维艰，似乎该说的话都已说尽，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定论；但另一方面，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还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地、处女地，从未被人耕耘过！而即使在那些看上去似有“定论”的领域，也普遍存在着粗耕糙作、浅尝辄止的现象。所得出的那些所谓的“定论”，亦未必经得起认真的推敲和检验！

以钗黛问题为例，传统的红学就实在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譬如，传统红学向来把宝钗判定为所谓的“卫道士”，把黛玉判定为所谓的“叛逆者”，但《红楼梦》全书却偏偏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究竟该作何解释？第18回，钗、黛均作“应制诗”以称颂元妃。照一般红学家的看法，宝钗此举自然是“有意讨好”，黛玉则多少是出于“不得已”。可小说却清清楚楚地写明，“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一心要博取元妃欢心、满堂喝彩的，恰恰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脂砚斋也明确指出，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在宝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在黛玉却有着“以幻入幻，顺水推舟”的机心。这又该作何解释？

多年以来，在红学家们的笔下，尤其是那些“拥林派”红学家的笔下，黛玉被描绘成一个清高、孤傲、一尘不染的仙子形象；宝钗则被涂抹成一个“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一心欲夺“宝二奶奶”之位的角色。可我们却看到，在第40回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这样的关键时刻，恰恰是黛玉以自己殷勤的接待、周详的礼数，博得了贾母的欢心；而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却引起了贾母的严重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那么，又到底谁更“清高”，谁更“圆滑”呢？第22回，宝钗的一首灯谜诗，竟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详，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相比之下，黛玉作为一个所谓的“叛逆者”，她又是否有过宝钗这样的敢于直接开罪家长权威的举动呢？为什么小说中像“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双瞻御座引朝仪”、“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du）立名”这样的明确表示自己渴慕功名、向往恩宠的诗句，恰恰皆出自黛玉之口？为什么像“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这类明显具有禅宗、老庄之忧世、愤世倾向的辞藻，又偏偏皆同宝钗相关，俱出于她的推介或原创？

进入到宝、黛、钗三人之间的爱情领域，人们说黛玉是宝玉“志同道合”的知己，宝钗与宝玉在思想上则“处处相反”、“完全对立”；可脂砚斋却公然提示读者：“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内中的道理又究竟何在？
很多人喜欢拿《终身误》中所谓“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一句，来证明宝玉对黛玉的“专情”，以为作者“右黛左钗”的倾向，“原甚明显”。但在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金玉姻缘赞》里，作者却也同样写下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的忠告。若依此而论，则作者“右钗左黛”的倾向，不也“原甚明显”吗？ ——不用多举，只从有限的这么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传统的红学对《红楼梦》的研究，是何等的粗线条、想当然，是何等的挂一漏万、破绽百出！

当然，绝不仅仅是钗黛问题，余者如宝钗“冷香丸”的配方，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十二”字样？为什么要历尽春秋四季，遍尝甘苦二味？在此起什么艺术作用？黛玉 “人参养荣丸”、“天王补心丹”又有何种寓意？为什么作者说这些丸药“都不中用”，需要古坟里死人戴过的珠子，才能治好黛玉的夙疾？金钏作为王夫人的丫鬟，她为什么偏要去穿宝钗的“旧衣服”？作者为什么还要专门点出她与宝钗“身量也对”？小红为什么也偏偏姓“林”，叫做“林红玉”？这白金钏与薛宝钗，林红玉与林黛玉之间，又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癞僧、跛道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于红尘闹市？“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和“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是怎么回事？作者为什么写下这两段奇奇怪怪的文字？还有，癞头和尚作为出家人，为什么还偏要管人姻缘，发话让宝钗与宝玉配为婚姻？他不是明明知道所谓 “木石前盟”的神话么？可他为何还偏要站在“金玉姻缘”的一边？小说第50回至第51回出现的十四首灯谜诗，除第一首之外，余下的十三首，谜底为何物？其寓意又是什么？那位“真真国女孩子”，又系何许人也？此外，在第22回，宝钗生日的这一天，作者为什么要专门引出《山门·寄生草》的唱辞？同样地，在第 63回，宝玉生辰夜宴，宝钗抽取“花名签”的时刻，又为什么要专门引出《邯郸梦·赏花时》的唱辞？这些戏辞曲文，对于小说的总体构架，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显系传统红学所从未涉足或者很少涉足的领域。且不说这样一些例子，就连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如作者为什么要写甄、贾两个宝玉，畸笏叟为什么申言“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一些红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至今也没有完全领会”（见《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三辑）。

——显然，如果把《红楼梦》比成一座巨大的金矿的话，那么，迄今为止，被传统红学所挖掘出来的，亦仅仅是冰山一角。就在红学家们纷纷感到已无话可说的同时，其实大量的秘密还从未浮出水面。所谓“红学”的危机，绝不是对《红楼梦》的研究本身，已达到了臻于完满，再无可挑剔，再无法改进的程度；而恰恰是狭隘的视野、陈旧的研究方法，阻碍了这一学科的继续前进，犹如落后的采掘工具曾经一度阻碍了人们向地层的更深处进军一样！怎么办？时代在变迁，“矿业”在发展，红学也要呼唤新的观察视角、新的研究方法。

自然，我们所说的求“新”，亦并非刻意的“标新立异”，制造哄动新闻。所有的“新”，都必须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取证、分析。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尽可能摈弃后世成见，却更加贴近于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新视角，以及一种灵活巧妙，却尽可能植根于《红楼梦》文本本身，而非先验地来源于某种现成文艺理论（如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的分析手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推出了这么一篇即将开罪于读者、开罪于世人、开罪于两百年来“红楼定势思维”的小文。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拙作的标题就叫做“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 面”。何谓之“B面”？自然是与“A面”相对了。所谓“A面”，也就是“正面”、“表面”，人人皆见、人人皆知、人人皆信而不疑的这一面。然而，《红楼梦》却犹如书中的“风月宝鉴”，实在是具有“两面皆可照人”的性质。曹、脂诸人反复提醒我们的，恰是：“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侧批）所以，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倒恰恰应该是从与这个“A面”相对的“B 面”出发，从“反面”、“背面”，人人皆未见、人人皆不知、人人都没有认真反思过，却又的确深藏机轴的这一面上，去参透作者的真意。窃以为，惟有如此，方不辜负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本文既然以“钗黛形象的B面”为题，行文的重点，自然是在于分析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但笔者并不打算仅仅停留于此。我们将以分析人物形象为契机和切入点，逐步展开，对《红楼梦》的题旨、主线、惯用艺术手法，乃至作者的写作心态和创作意图，均作出相应的论述。鉴于《红楼梦》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她有她复杂的成书过程和版本系统，更有其复杂的思想倾向和内容结构，故我们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必须首先作出以下几点声明，以免日后的纠缠不清：

1.本文以脂评本及其后三十回佚稿为研究对象。《红楼梦》现存两大版本系统：脂评本与程高本。本文所分析之人物形象、情节内容、线索主题，均基于脂评本中的创作描写，除有特殊需要，一般不涉及程高本中的情况。又，脂评本除三十回佚稿外，曾经还存在过另一种不同的早期续文，即所谓“旧时真本”系统。本文的研究对象，一般亦与此本的内容无关。*[注1]*

2.本文以探究曹雪芹的原始创作动机和写作意图为目的，立论行文只以《红楼梦》本身的文本事实为依据，而绝不受那些在后世读者中普遍流行的观念、印象的束缚和左右。笔者并不反对后世读者从不同的立场，诸如“才子佳人”——“拥林派”的立场、“反封建”——“阶级斗争”的立场、“人性解放”——“女权主义”的立场，去解读《红楼梦》。但坚决反对论者用自己的这种立场，去代替、消解作者原有的思想体系。而以为这些后世意义上的解读，只能严格限定在接受美学的范围之内，不能喧宾夺主，反过来干扰人们对曹雪芹原构思的认识。

其实，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想” 与“世俗”也好，“感情”与“理性”也好，“性灵”与“功利”也好，任何一种试图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概括钗黛形象之内涵的做法，都难逃削足适履之嫌。人们读《红楼梦》，总喜欢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出发，将书中的人物脸谱化、概型化。殊不知，小说里的钗、黛均如同那件“两面皆可照人”的 “风月宝鉴”，其性格都有着截然不同的A、B两面！什么是“A面”？我们在《弁言》中已经说过，“A面”就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的这一面。虽然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却不免流于浅表，未必能反映出人物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又，什么是“B面”？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说，“B面”就是鲜为人知、被人忽略了的这一面。虽然其相对隐蔽，不易察觉，但可能才真正反映出了人物内心深处，更核心、更本质的内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的写人，充满了老庄的辩证色彩。这种情形，显然是很难用简单的概念去指代人物的真性的。当然了，如果一定要用“理想”与“世俗”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界定钗、黛的话，我们只能说，宝钗、黛玉皆兼具“理想”与“世俗”两方面的特性，每一位身上都包含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而更确切地讲，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在《红楼梦》中，黛玉是身处“世外”，却心向“世内”；宝钗是身处“世内”，却心向“世外”！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理想”与“世俗”这两条线索，深入到小说的“反面”、“背面”，对钗、黛的思想本质、心理性格作一番详尽的剖析。

先说黛玉，她的实际情形，就与许多人的想象大不相同。在一般人的眼中，黛玉大约是一个“极清高”、“极不善于处世”的女孩，不比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不错，从表面上看，黛玉的为人处世，也确实不及宝钗那样圆熟练达。但如果你肯于沉下心来，细细观察的话，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黛玉对于世俗利益及地位、声望的关注和向往，却又是远在于宝钗之上的！换句话说，黛玉只是在“入世”的客观能力上输给了宝钗；但在追求世俗名利的主观意愿方面，却又远远地强过于她！何以见得？小说第7回，“周妇送宫花”一事中，黛玉的表现，即为明证。此一回，小说交代，“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挨个给众位姑娘送去宫样的纱花。在别的姐妹处，都无甚余话，唯独到了黛玉这里，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作者这样写道：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第7回）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读者请看，仅仅是是一个送花顺序的问题，就让黛玉把它与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高下联系了起来！试想，黛玉若不是十分在意于她在现实社会中的名利得失的话，又何至于过激如此？自然了，“拥林派”的论者一定会站出来，拿 “清高”、“自尊心强”等词汇，来为黛玉辩护。更有甚者，有人则干脆曲为解释，把黛玉这种表现说成是“她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话语，投向庸俗与虚伪”（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人物形象”部分/章培恒、陈建华/文）。但问题是，此时“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好心好意地为众小姐送宫花，这样的行为，又有哪一点“庸俗”，哪一点“虚伪”呢？如此的举动又是否真的伤害了黛玉的“尊严”呢？到底是别人“庸俗”、“虚伪”，还是黛玉自己的一颗名利之心太过于强烈？至少，后者的因素绝不会小于前者。黛玉如果不是汲汲于世俗的等级、位秩，她也就根本不会在两只小小的宫花之上，再生出什么别的轩轾来了。

黛玉是个薄命的女孩，诚如她自己所言：“我原本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第45回）然而，也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不幸，在她的内心世界中造成了强烈的自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愈是自卑，便愈容易滋生出强烈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占有欲。这是一种压力与反弹的关系。而古人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品位高的人常常胸怀坦荡，品位低的人总是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在很大程度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黛玉的心态，差不多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她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便越要施展自己的种种才华，运用自己的种种心计，以博得显要的位置，“将众人压倒”。这种急切的心理，以至于使她在第18回，对元妃竭力奉迎的时候，不经意间便表露出了自己的心迹：“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以“颂圣”而“邀宠”，以“邀宠”来“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亦诚如脂砚斋所叹云：“吾不知在黛卿胸中，实有何丘壑！”（甲戌本第7回侧批）

后世读者常把黛玉描绘成一个“一尘不染”——绝不沾一点俗务的孤傲仙子。可事实上，黛玉的所谓“孤傲”，却基本上仅止于平辈之间，或者干脆就是针对那些丫环仆妇等下人的品性。我们看到，对于掌握家政实权的贾母、凤姐诸人，黛玉却又是非常在意揣摩她们的心理的。如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之时，作者即以春秋笔法，暗点了她的这种心机。原著写道，贾母问黛玉：“因念何书？”黛玉答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谦虚道：“她们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黛玉却立即从中揣摩出了另外的意思。当宝玉后来再问她“妹妹可曾读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了。*[注2]*又如第35回，黛玉揣摩凤姐的心态。宝玉挨打后，众人纷纷前往探视。林黛玉便“自立于花阴之下，远远地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来”，她便在心里盘算起来：“如何她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果然，不一会儿，便“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给宝玉探伤来了。一个十五岁（可能还不到）的女孩，竟有这样的心计，能把凤姐的心理揣摩得如此准确，你能说她没有些城府世故吗？也难怪，脂砚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恰是“黛玉之心机眼力”！

至第62回，作者则干脆让黛玉向宝玉作了一番表白，打破了那种黛玉从不沾染俗务的神话！她说：

“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也到底忘不了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此刻，她是如此地周详，又如此地贤惠，简直如同贾府的模范儿媳一般。过去，人们总是说，黛玉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与此一对照，岂不又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且莫着急，倒是一位《红楼梦》的识家，一语道破了内中的奥妙。他说：“黛玉为成就‘木石姻缘’，首先取得了宝玉的爱恋。之后，她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博得家长们的支持了。……她对于贾府种种家计营生的格外关注，这有意无意之间也是在为她日后嫁入贾门，成为‘宝二奶奶’做准备。”（钟长鸣《红楼五日谈》）——确实，原著中，一心欲得“宝二奶奶”之位的，不是宝钗，而恰恰是黛玉自己！！

其实，所谓的“世故圆滑”也好，“正统卫道”也好，这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说法，原本就不过是人们强加于宝钗形象的一种粗浅、浮面的解读。如果拂去这一层历史的迷尘，倒不难发现，宝钗骨子里却实为一个清洁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是父亲的早逝，母亲的暗弱，哥哥的荒唐，才让这个本性纯良的女孩，不得不过早地操心起家计营生，接触到人情世故。这一方面固然使她的为人处世，也有了臻于早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改变她“清洁自励”（脂砚斋语）的本心。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特别是目击了社会的种种污浊与黑暗之后，她倒愈发地坚定了其洁身自好、坚守自我的信念。这就如同曹雪芹自己，虽深谙人间百态、世之情伪，却反而变得更加狂介、傲岸一般！第42回，宝钗曾向黛玉坦言：“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种对现实的负面认识，正是她愤世嫉俗的情由和批判精神的来源。——在当时那个社会，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女人恪守妇德，相夫教子，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宝钗从小在家长那里受到的也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当她循着这样的理论，去观察现实世界时，她看到的又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呢？正如她自己所说，读书之人“读了书，倒更坏了”，“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而真正读书明理的君子，反倒是闻所未闻。——她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充斥着污浊的世界，一幅“礼崩乐坏”的景象。这也就不能不使她的内心，逐渐偏离传统儒家的敦厚稳重，而趋向于老庄哲学的孤愤和激扬之境。脂砚斋云：“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 （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这里的“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八字，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宝钗在诗风、文风，乃至性格、人格方面的特质。——如果说“自写身份”，尚带有一种儒、道兼修的矜持意味的话；“讽刺时事”，则全然是一幅追弥衡、赛嵇康式的激越场景！面对世俗功利的种种诱惑，我们看到，宝钗采取的是尽量避而远之的态度。如前所述，宝钗将元春赐礼视为“越发没意思”之事，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对于世间的种种丑恶和污秽，她则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比如第32回，当她听说贾雨村又跑到贾政这里投机钻营时，她便立即张口讥讽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什么！” 由此，书至第38回，作者特意择中宝钗，专门让她来完成通部小说中，骂世最狠、刺贪讥俗最“毒”的那首《螃蟹咏》，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此刻耐人寻味的，倒是黛玉对于俗世污秽的态度。黛玉是贾雨村的学生。她被后人称为“叛逆者”。可她对于她的老师，以及像她老师这样的赃官墨吏，又何尝有过一丝一毫的不满或者异议呢？有人说，曹雪芹的写人，乃是细入发微，且匠心独运，他总能在人们“见惯不惊”之处，突显“出人意料”之奇。由钗黛此例观之，信夫！*[注4]*

将骂世最狠的《螃蟹咏》，不归于黛玉，而偏偏归于宝钗，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奇。而作者欲转叙一支富含了“道锋禅机”意味的《寄生草》，也让它出自宝钗之口，则更是奇中之奇！对此，原著中亦有一段很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们且辑录于下：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第22回）

对于钗、黛写诗“颂圣”一事，脂砚斋有一段批语评得极妙。他（她）说：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 在他（她）看来，钗黛写应制诗，俱没有发挥到自己的最佳水平。然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在宝钗是主观态度上的“不屑”；在黛玉却是客观能力上的“不足”！写应制诗，非同一般的吟风弄月。严格说来，它实在是有许多独特的规矩和讲究。一个人若是想把应制诗写到上佳，则除了必须具备基本的文采之外，更少不了要有饱满的热情，以及对这些规矩和讲究的熟悉。博览群书的宝姑娘，自然深悉这内中的许多壸奥。她的《凝晖钟瑞》看上去中规中矩，四平八稳，遣词用典都很合乎一首标准应制诗的要求。可是，合乎要求是一回事，力争上游却是另一回事。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宝钗的《凝晖钟瑞》恰恰最缺乏“颂圣”的激情！相反，她那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倒时不时地透出一股子敬权势而远之的情绪。诚如脂批所言，宝钗之写应制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犹未见长，以后渐知”，“该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她的积极性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恭维奉承的词句之上，她的“别有惊人之句”，只留待于诸如《白海棠咏》、《螃蟹咏》这样清洁自励、讽时骂世的“绝唱”之中！也正如脂砚斋所称赞的那样：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第37回双行夹批）

反过来，黛玉就显然不及宝钗这样熟悉应制的规矩和讲究。她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确切地讲，都并非完全合乎应制诗的标准。可是谁又能否认这两首诗中所倾注的黛玉的激情呢？“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是何等的热烈！何等的高调！面对这样的“画龙点睛”之笔，只要不带偏见，恐怕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黛玉在这些“邀恩宠”的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吧！而事实上，黛玉诗“以幻入幻，顺水推舟”的巧妙构思，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元春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又指《杏帘》为四首“颂圣”诗题之冠。她能得到这样的褒美，自然是与她那种急欲出众邀宠的机心分不开的。尽管黛玉之写《仙源》、《杏帘》二首，还远不及她创作《葬花辞》、《秋窗风雨辞》那样得心应手，但毫无疑问，就其学力水平而言，此二首，尤其是第二首《杏帘在望》，已经是她竭尽全力的产物了。*[注6]*——一个是足能为之，却根本不屑为此；一个是本不足为此，却偏欲一为。很明显，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黛玉反比宝钗要积极得多！到关键时刻，二人相较，宝钗反比黛玉更能显出孤高傲世、不为俗利所羁绊的du立品格！——究竟孰为真正的清高？孰为真正的世俗？笔者以为，这里曹、脂诸人已经把钗黛各自的“B面”，表述得清清楚楚了。

其实，《红楼梦》中，类似于此的“反向对比”，简直是多不胜数的。信手拈去，我们便不难找到新的例证。譬如，二人对待家计庶务的态度，原著中至少有两处情节，便很值得人们留意。小说第55至56回叙，元宵节过后，凤姐小产，王夫人命李纨、探春代理家政，又特地请来宝钗，托她辅助纨、探二人，各处关照。宝钗不得已只得答应了。谁知，在辅政期间，她却与探春纵论起学问来：

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 “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钗、探的这番关于“朱子”、“姬子”的纵论，看上去好似可有可无的闲笔，但作者却正好借此阐述了自己的修身齐家之道。齐家治家，自然不少了接触许多“利弊”，但作者却坚决反对因接触“利弊”而变得私欲膨胀、利欲熏心。相反，他主张的是，即使在不得已操持利弊大事的情况下，也不可失却必要的“仁心”和雅致的本性。曹雪芹笔下的探、钗、纨三头执政，“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既一举革除了大观园多年的积弊，又不失高雅与仁德的作派。这无疑同凤姐那种一味的粗、俗、狠，形成了绝佳的对照。不过，此处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宝钗的态度：“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虽涉足俗务，但她心中关切的仍然是颇带理想色彩的学问和品格！过去，常有人著书立说，把宝钗描述成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者，说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然，鉴此存照，这些乌七八糟的妖魔化的指斥，又究竟有哪一条真的符合原著的实际呢？这里，宝钗不仅没有半点所谓的“功利至上”的倾向，相反，她对于学问品格的格外关注，以及她那种惟恐“流于市俗” 的心态，还恰恰是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死敌！这到底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呢，还是一种“理想主义”呢？毫无疑问，作者“风月宝鉴”式的妙笔，又一次对后世那些想当然的立论者，作出了尖刻的嘲笑！*[注7]*

与之遥相对映的，是黛玉的情况。前面说过，宝钗因为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接触到许多营生世务。那么，相比之下，黛玉的不幸中，又可以说包含了几分“幸运”了！正是贾母的溺爱、呵护，以及自身的体弱多病，使她得以远离世间无数琐事缠绕。她没有针凿之劳形，没有家务之烦心。她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去展示自己的文才和清高。然而，书至第62回，一向“目下无尘”的她，却有些迫不及待地向我们道出了她的内心秘密：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还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又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第 62回）

—— “小小之人，作此词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你看，在未来的公公贾政的心目中，宝姑娘的形象已经定格成这个样子！人谓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但很明显，在这个“八面”之外的“第九面”、“第十面”上，她那棱角分明的个性就已经暴露无疑！而相比之下，黛玉这个所谓的“叛逆者”，在她的“第九面”和 “第十面”上，又何尝有过这样敢于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行为呢？真要说什么“叛逆”，她有宝钗一半的勇气吗？惜哉！“专家”不“专”，“博士”不“博”，以致于“叛逆者”不“叛逆”，“卫道士”不“卫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说到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组事例。这就是第 40回贾母偕刘姥姥同游大观园时，参观潇湘馆与蘅芜苑的情形。众所周知，《红楼梦》有“一声两歌，一手二牍”之妙，曹雪芹写景、写物，也正是为了喻人。那么，潇湘馆与蘅芜苑两处的景致与情致，又到底若何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吧。

关于潇湘馆，作者这样写道：

贾母少歇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第40回）

很明显，这一段文字正集中地凸现了黛玉的“知书达礼”。且看那潇湘馆的室内陈设：“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而“知书”，正是为了“达礼”。再瞧瞧黛玉此刻的行止表现：贾母等尚未进门，紫鹃便“早打起湘帘”，准备迎接。及至贾母等进屋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这一茶一椅，一招一式，都无不符合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世府千金的风范。人谓黛玉“孤傲”、“叛逆”，但此时此刻，她的行止、作派，又何尝有一点点所谓的“孤傲”、“叛逆”的影子呢？相反，倒显出了十二分的谦卑和恭顺呵！果然，黛玉的恭敬守礼，就引得贾母颇为高兴。当刘姥姥惊叹于潇湘馆好似“那位哥儿的书房”时，贾母便不无自豪地指着黛玉笑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让黛玉在亲友及众人面前，露了一脸。

钗黛的这种反向对比，甚至还延伸到了她们的爱情领域。细细品味原著，我们不难发现，黛玉的爱情追求，其实比宝钗更富于心计！几十年来，世人往往抓住第32 回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来证明黛玉的“叛逆性”，进而认定她与宝玉的爱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殊不知，这却是一种肤浅之至的皮相之论。在原著中，黛玉真的不拿所谓的“混帐话”来劝谏宝玉么？事实恐怕未必像这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第34回，宝玉挨打，黛玉前往探伤，见了宝玉，她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半日，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抽抽噎噎地说出了一句真心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这不是一句典型的“混帐话”又是什么呢？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啊！果然，宝玉听说，也不禁要“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我也是情愿的！”——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他“放心”得下呢？宝玉满心喜爱的林妹妹，在关键时刻，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不难从他的这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

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此处，蒙府本有批语云：

此写黛玉，差强人意。《西厢》双文，能不抱愧？（蒙府本第9回侧批）

《西厢记》写莺莺（小字“双文”）送张生jin京赶考，只一味地缠绵不舍：“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她并不在乎男人是否有功名。而此处黛玉却干干脆脆地劝宝玉“蟾宫折桂”。显然，在这位批书人的心目中，黛玉的这种重视功利，不因情废公的态度，已经远远胜过了莺莺那种一味溺于儿女之情，从而有可能耽误了男人前途的举动！黛玉头脑中的“混帐思想”，倒恰恰可以让这些混迹于官场与欢场的男人感到大体的满意！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黛玉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可宝玉又为什么偏偏会一度生出“林妹妹从不说混帐话” 的感受来呢？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有宝玉自己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里还要详细阐述），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因于黛玉在爱情领域内所运用的心计了。黛玉与宝玉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与宝钗、湘云等其他表姐妹相比，她无疑更熟悉宝玉的许多特殊癖好。她知道怎样应对宝玉的这些怪癖，更知道怎样在关键的地方掩饰自己的真性，用绵绵的爱意或多或少地消解对方可能出现的对立情绪。在这一点上，她与袭人的表现，倒是有几分相似的。果然，书至第19回，曹、脂等人就把“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并立起来，向我们暗示了这方面的讯息。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试。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试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第19回）

庚辰本中此处有三条脂批值得注意，在黛玉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处有批语云：

又是劝戒语！（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干也罢了”一句处，又有批语云：

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末了，“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处，又有批语云：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云“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结合上述正文和脂批，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其实是很希望宝玉改掉“邪癖”，而归于“正路” 的。在这一点上，她与贾母、贾政等所谓“封建家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不同者，乃是她那寄人篱下的地位，使得的她劝戒宝玉的方式，比别人富于机变灵活的手段！她爱宝玉，是以语出劝戒。但她却更惟恐开罪了宝玉，从而影响她在贾府中的地位。所以，每当语出劝戒，可能触及宝玉所能容忍的底线时，她便要细心地将话题“一转”了。脂砚斋说的好：“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联系到同回中，作者借宝玉之口，把黛玉比作“偷香芋”的“小耗子精”，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法力无边”的情节，那黛玉的心机权变，不已经被描绘得很形象了吗？相比之下，宝钗、湘云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乃直言劝谏宝玉，以至于惹后者生气的情形，就实在是太过于实心眼了。

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作者让钗、黛二人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那黛玉叹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

黛玉此话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对宝钗教导她的感激。二是为自己曾经错怪了宝钗而感到惭愧。其三，小说也借此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黛玉以前之所以疑心宝钗“藏奸”，却恰恰是因为她自己的心里“藏奸”！她自己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别人，别人的一举一动也就似乎都包含了某种“阴谋”。而说到底，这些臆想中的所谓“阴谋”，却不过是她自己内心阴影的投射！——“若是你说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可见，如果是宝钗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者有什么其它的的把柄，落在黛玉手上，那黛玉倒有十分的可能，凭此大肆攻击、要挟宝钗呢！而现在，是黛玉不小心说漏了嘴，宝钗不仅没有按照她的惯用逻辑，跑去揭发或者告密，反而私下里约上她，以身说法，倾心相告。这样的光明磊落之举，则不能不使她在大感意外的同时又悔愧万分了。可以说，是宝钗的真诚和坦荡，照亮了黛玉的内心，把她从疑虑重重、心计泛滥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二人“金兰之契”式的友谊，正以此为契机而展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方能够理解为什么以黛玉心气高傲，不肯服输的个性，竟能在宝钗面前，深作自责，倾情若此了。而这正是宝钗以德服人的力量所在！

经过前面的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钗黛的“理想性”与“世俗性”作一番总括了。对照原著，钗、黛二人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一个“世俗”、一个“理想”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二人中的每一位，其身上都包含着“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通俗地讲，无论是宝钗，还是黛玉，她们都兼具“理想” 与“世俗”的两面。只不过，在“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两个不同层面上，作者又使她二人的角色分派，作了一个巧妙的交叉！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为人处世。是母亲的糊涂，哥哥的荒唐，让宝钗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家计营生的事务，从而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可是，善于处世却并不等于向往俗世。正相反，宝钗的内心恰恰是最不屑于世俗的种种功利和权势的！反过来，相对不那么善于处世的黛玉（注意！是“相对不善”，黛玉并非绝对地不善处世！），为改变其寄人篱下的处境，对于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和种种利益，倒反而有着更大的关切和更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又无疑比宝钗更富于“入世” 的精神！——善于处世者，却并不以世事本身为念；相对不善者，却反而更汲汲于尘世功利。套用脂砚斋的话说，对于写文章歌功颂德，乃至邀宠攀高一类的事情，在宝卿是“足能为之”却“不屑为此”；在黛卿是“不足一为”，却“偏欲为之”！这，也就映证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所提出的观点：

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
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

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

薛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
林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