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群众运动的吸引力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1．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

但较不为人知的是，宗教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可以是改变的手段。要实现迅遽和巨大的改变，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显然是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热情是由黄金梦还是由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诱发，则无关宏旨。在美国这里，自南北战争以来各种波澜壮阔的改变就是受到一种激情洋溢的气氛所驱动，而人们之所以会洋溢激情，则是因为感受到有无限自我改善的机会等在前头。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在过去，宗教运动是变革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保守性格是后起的事，是一度高涨的反抗活力沉寂凝固后的结果。一个勃兴的宗教运动带来的是全面的变革和实验——它会容纳来自各方面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伊斯兰教为例，在其兴起的阶段，伊斯兰教乃是一种促进阿拉伯人团结与现代化的媒介。相似的，基督宗教对欧洲的蛮族亦起过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运动，都是把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停滞状态摇醒的关键因素。但到了现代，能实现巨大而迅速变革的群众运动。则是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它们有时是单独发生，有时是合并发 生。论热忱、权势和情性的冷酷，彼得大帝大概不输许多最成功的革命运动或民族运动的领袖，但他却未能达成一个他向往的主要目标：把俄国转化为一个西化国家。原因是他无法在俄国群众当中注入激情。他要不是因为不觉得有此必要，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憧憬转化为一场群众运动。这就不奇怪，消灭最后一位沙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应该会觉得自己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因为彼得大帝的目标现在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达成他未竟其功的理想。将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的，除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企图，还有就是把地球l/6的土地现代化的尝试。

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助落后国家革新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把店主和脑力劳动者转化为农人、工人与士兵。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l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唤醒落后和停滞的亚洲国家一事上扮演直接和积极的角色：它们不是无意就是没有能力唤起亚洲亿万人民的复兴精神。不过，西方民主国家倒是以一个间接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唤醒了东方：它们点燃了仇视西方的激情，目前让东方从历时多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的，正是这种反西方的热情。尽管渴望改变往往只是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表面动机，但分析一下这种心理，说不定还是可以让我们对群众运动的内在动力有多一分的了解。因此，以下我们会先分析一下这种渴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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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貌或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所以梭罗( Thoreau)才会说：“如果一个人生了病，无法发挥身体 功能，甚或是肠子痛…．他就会动念去改革——改革世界。”

失败者会喜欢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世界，这是不难理解的。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内心深处同样相信——不管他多么以自己的远见、坚忍、勤俭和其他美德自诩——他的成功是环境中各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会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断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勉强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这种平衡对他有利，他就不会敢去扰乱它。因此，抗拒变革和热望变革事实上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亚于后者。

3．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 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力感。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

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当饥寒逼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所以说，贫困者的保守性格和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格同样深厚，而前者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也不亚于后者。会不假思索就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深信人类理性的全能和人类智慧的无边——诚如托克维尔( Tocqueville)所言，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自负过，对自身的全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随这种夸张自信而来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普遍热望，它会不请自来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冒出

先更到这里，楼主上班去啦。拜拜。

5.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因此，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富人或穷人、强者或弱者、有大成就者或无所成者：二样有理由害怕来来。当“现在”看起来是完美无瑕的时候，我们充其量会希望它维持下去。因为任何改变只能意味着走下坡。因此，有杰出成就和过得充实快乐的人，通常对剧烈革新都不怀好感。病弱者与中老年人的保守性格也是产生自对未来的恐惧。

他们都随时留意走下坡的征兆，感觉任何改变都只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赤贫的人对未来同样没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未来就像是埋在前方路面的陷阱，改变现状就是启找麻烦。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 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既有特权阶层发动的革命，也有低贱阶级发动的革命。16和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富人发起的革命。当时，毛纺工业高度繁荣，畜牧也比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地主赶走佃农，圈禁公地，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深远的改变。“有时是通过暴力，有时是通过施压和恐吓，达官贵人推翻了社会秩序，使古代法律与习俗为之解体。”另一个由富人发起的英国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就是工业革命。机械化那种令人惊叹的潜力让工厂主和商人头脑火热。他们所发动的革命“极端和激进得不亚于任何思想偏狭者”所发起的革命，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这些敬天畏神的社会贤达就把英国的面貌改变得难以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