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硬性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的1:200，远远高出实际购买力比值的1:35，这就意味着沦陷民众资产一夜之间缩水了82.5%，这无异于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大洗劫。一时间民怨沸腾，民间流传口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由于1法币能兑换200伪中储券，而且汪伪控制区物价水平较低，吸引了巨额法币流向这些地区消费购物，国民政府此时错误地大量印发法币，导致当地民众担心货币贬值而进行的抢购风潮，从而印发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物价飞涨狂潮。到1946年初，南京城内稻米价格比抗战胜利前暴涨了500倍。
而国民政府混乱的对原日伪资产接收，也极大破坏了上海、江浙等主要工商业发达区域的经济秩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抗战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到1947年，工厂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而北平、天津的工厂在接收后倒闭十之七八，青岛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这些企业的关停，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根源，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企业大规模关停倒bi导致了社会失ye人数大增。数据显示，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ye人员和无工作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ye和半失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因此引发了连续的反果党游xing。 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公和劳zi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大规模战事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1946年，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总收人为2.8769万亿余元(法币)，总支出为7.5747万亿元，其中用于军事支持占59.9%，赤字为4.6978万亿元；在1947年，财政总收入虽然增加到13万亿元，因为战事总支出高达43万亿元，赤字急剧扩大为30万亿元，膨胀了整整5.39倍!

在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共增发了2.6942万亿元的法币，此举已经造成了国统区物价大幅上涨；但在1947年，别无他法的国府陡然增发了29.4624万亿元法币，增发量比1946年增长了9.94倍！在1948年国共内战形势恶化时期，仅1~7月半年多一点时间，国府又增发了34.1573万亿元法币！

在没有国家实物和外汇储备保障情况下，如此超大规模增发，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急剧贬值。在1946年9月，3050元法币能够兑换到l美元。然而到1948年1月，就须17．8万元法币才能够兑换到l美元，法币兑换率贬值了整整94%；到了1948年8月，则要118．08万元才能够兑换到1美元，比1946年9月贬值了99.7%！
法币急剧贬值的结果就是恶性物价上扬。以上海为例：在1948年1月，l担米价值法币150万元；5月涨至1担米580万元；到8月则涨至1担米6500万元了。法币的价值已经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在1948年的上海，由于物价飞涨，当时的工资采取了怪异的基本工资×每月物价指数方式，劳苦大众的每月工资要看政府宣布的物价指数来确定具体数值。尽管如此，由于物价实际上涨高于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大众生活越来越困苦。

1948年8月19日，国府突然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的办法》等一些列重大财经政策，宣布实施一些列强制措施，主要包括：
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
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
3、限期登记管理国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4、冻结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
5、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等。

同时，国府在上海、广州、天津设置了三大经济管制区，分别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动用重典以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执行。其中蒋经国作为蒋介石大儿子，到了上海后即高调宣布“只打老虎、不打苍蝇”。为此，蒋经国亲自指挥上海警备部稽查处等6个单位的军警， 加上青年服务队之类的组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全市市场、库房、水陆交通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为“杀鸡儆猴”，他还先后下令以私套外汇、隐藏黄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罪名，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上海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
国府的经济强制措施取得一些成效，到1948年10月，国政中央银行共收兑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仅上海一地就达到1．7亿美元之巨。而1948年9月物价总算得以暂时稳定。

但事实证明，翁文灏内阁在1948年8月推出的紧急经济管制措施过于激进，新发行的金圆券在没有相应黄金、外汇或实务储备担保的情况下毫无保障可言，民众对金圆券信心全无。而强制民众以300万:1比值兑换法币和收兑民间黄金、外币的做法，等同于又一次强制收刮民财，激发了新一轮巨大民间怨恨，继而严重动摇前线作战国军将士的信心。
而这些强制措施中，最为失败的是将国统区各地物价和工资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水平。这一严重违背经济自然规律的强制措施曾短暂地平抑了飞涨物价1多月时间，但对金圆券毫无信心的商家们很快就以停产、罢市来间接表示抗议，商铺里物品日渐稀缺。很快，国统区民众就发现，尽管粮油布匹等基本生活品尽管标价与8月19日不变，但能购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对物价能否维持随之越来越担忧。
终于，在1948年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出去，上海各商店货架几乎全部一空。抢购风潮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狂潮，国统区一片混乱，各地根本无法管制。

1948年10月31日，无奈中的国府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 日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象洪水决堤一般地突飞猛涨起来。
随着国共大战东北、华东、中原形势恶化，国府要继续投入巨资用于军备，只能继续加印金圆券。1948年11月12日，国府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消20 亿元的发行限额，改为“另以命令处之”。从此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势如脱缰之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4 月又一跃而至51612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达80万亿元，其膨胀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期间内，竟然超过法币在14年内膨胀速度的100倍！

随着国统区物资越发匮乏和金圆券的滥发，1948年12月国统区物价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涨至834倍，到4月15 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此时，国统区正常的货币体系已经崩溃，民众拒绝使用国府发行的金圆券，就连地方政府、部队夜纷纷要求以银元、黄金来发放经费，各地恢复使用曾经流行的银元，广东地区使用港币，西藏、青海地区甚至还使用墨西哥银元。

国府的财政经济危急、进而崩溃加剧了自身军事危机。尤其是军费问题上的困难，随着军费困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差，给养完全失去保障，不仅一般士兵普遍“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萎靡”，很多中下级军官也常常“不能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之中“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在此情况下，国军官兵充满强烈的厌战情绪，逃亡事件与日俱增，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