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西突厥之战
从唐军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国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西域各国都受到强大的西突厥控制，不征服西突厥，西域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自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以后，游牧于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尽占乌孙故地，统叶护可汗时势力最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今克什米尔），号称“控弦数十万”，称霸西域。但西突厥内部又十分混乱，它分左、右两部，互不服气，经常各立可汗，互相攻杀、兼并，兼并了又分裂、又攻杀。
唐初，高祖为对付东突厥，厚结西突厥。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东突厥兵临长安城下，对唐初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唐太宗曾答应西突厥和亲要求。统叶护可汗遣使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东突厥颉利可汗为破坏西突厥与唐和亲，屡屡兴兵攻打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西突厥又陷入两可汗相争局面，混乱不堪。

唐太宗生前几次想解决西突厥的问题，曾先后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两次派兵征讨，都没有解决问题。
鹰沙川激战。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统兵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唐军与西突厥军在鹰沙川发生激战，唐前军统帅苏定方与程知节隔一座山头，正在牧马休整。望见隔山沙尘蔽天而起，知有大战，亲率五百骑驰援击敌，西突厥大败，追击二十里，杀获一千五百余人、军马两千余匹。但程知节手下的行军副大总管王文度居然忌妒苏定方功劳，伪称得旨，斥责苏定方“恃勇轻敌”，改由他节度，命士卒终日骑马披甲结为方阵，置辎重于内。全体士卒不胜疲惫，毫无斗志。有胡军来降，王文度竟斩杀降卒，分其财物。班师之后，朝廷查明真相，王文节罪当该斩，赦死除名；程知节亦以逗留不进之罪免官（参见《新唐书·突厥传·苏烈传》）。这段情节，说明一个问题，大军劳师远征，一旦出现王文度这样的“小人”，造成内部离心，坐失战机，必败无疑，其破坏作用极大。这种人是军中败类，发现一个应除掉一个，绝对不能姑息迁就。
金牙山歼灭战。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任命在鹰沙川战斗中有卓越表现的苏定方为北路统帅；任命西突厥降将阿史那弥射为南路统帅，向西突厥发动进攻。当年十二月，苏定方统帅北路唐军进攻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北的西突厥处木昆部落，该部落首领懒独禄率万余帐向唐军投降。唐军迂回至曳咥河（今新疆伊犁河）以西，进攻西突厥突骑施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率领十万大军前来迎战。苏定方利用贺鲁傲慢轻敌的心理，以万余步兵占领河谷有利地形坚守，亲率四万骑兵迂回至北原敌后。贺鲁向唐军步兵阵地连续发动三次攻击，均未攻破。苏定方眼看敌军已经疲惫松懈，亲率骑兵对敌发起突然袭击，贺鲁大败。苏定方挥军追击三十多里歼敌、俘虏数万人。第二天，苏定方指挥唐军继续追击，西突厥右部头领率部投降。贺鲁仅带数百骑狼狈西逃。这时突遇大风雪，唐军疲惫，诸将建议休整；苏定方决心似铁：坚决追击，不能停顿！他命令副帅之一任雅相领兵咬住贺鲁紧追不舍；命令另一位副帅萧嗣业率精骑直插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切断贺鲁后路。唐军全体将士“勒兵冲雪，昼夜兼进”。南路军在阿史那弥射率领下，向西进攻也取得顺利进展。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落及西突厥左部咄陆等“各率众来降”。进至双河（今新疆艾比湖以东），大败西突厥军。随后，南北两路军会师。在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再败贺鲁军，渡河向西急追，直指贺鲁牙帐所在地金牙山（今新疆霍城县西北），一说直指千泉。贺鲁逃归牙帐，人困马乏，正遇大雪，他认为唐军不可能追击到此。故放牧出猎，在牙帐以东五里与唐军相遇。苏定方与阿史那弥射两路大军一起向贺鲁发起强大攻势，破敌数万，缴获其“鼓纛”。贺鲁带上儿子、女婿等向石国（国都柘折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方向逃跑，苏定方命萧嗣业追击。贺鲁一行逃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不堪，送珍宝请求入城。城主伊沮达官将他诱骗入城，擒获送石国。萧嗣业追至，石国交出贺鲁，西突厥终于彻底平定（《新唐书·苏烈传·薛仁贵传》）。

五征高句丽
历史上，辽东的问题历来比较复杂。一方面，辽东和朝鲜历史上都曾经是中国的传统疆域。高丽（高句丽），商、周时本属孤竹国；“周代以之封于箕子”；高丽的祖先出自夫余，高丽建国后第三代兼并了夫余；汉武帝“灭朝鲜”，把朝鲜分为四郡，“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两晋南北朝时，高丽乘中国长期内乱，侵占了辽水以东、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南大片土地；但向中国称臣纳贡并未中断。北周时，周武帝宇文邕封高句丽王高汤为辽东王。隋朝时，隋文帝授予高句丽王高汤以大将军称号，并改封他为高丽王。
公元4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动荡混乱时期，对解决边疆纷争顾不上。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后，都把征服高丽、收复这片失地作为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目标，这从历史角度讲，并不难理解。隋炀帝“慕秦皇汉武之功”，三征高丽，一心想收复祖先开辟的这片疆域。说他穷兵黩武、不惜民力、一意孤行、搞得民不堪命，由此直接导致隋朝灭亡，这个历史结论没有问题。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隋炀帝三征高丽是“对外侵略”，这个结论显得过于武断。

唐太宗为什么也要征高句丽？难道他对隋炀帝征高句丽的惨痛教训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隋炀帝的教训，并不能改变唐太宗收复失地、恢复祖先疆域的决心。唐太宗说得明明白白：“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他说这句话充满感情色彩，他作为中国子弟，他有这份责任。这说明，作为封建帝王，“保住祖宗基业”的历史情结是很难解开的。收复失地、恢复疆域，是封建帝王必须终生坚守的爱国信条。
另一方面，公元四世纪后中国经历的三百多年动荡混乱时期，为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崛起提供了契机。尤其是高丽（高句丽）乘机侵占了辽水以东、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南的大片土地，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朝鲜半岛上的这三个国家，虽然都维持着中国藩国的地位，离心倾向却日益明显。同时，三国之间矛盾又很深，经常互相攻伐。它们之间某一国受到另一国进攻，被进攻的一国就向宗主国中国求援，中国就被卷入他们的战争。因此，唐朝发动的辽东战役，收复失地和对外征服这两种因素夹杂在一起。

高句丽之战不好打。从临渝关（山海关）进攻，西面是连绵山脉，东面是浩瀚大海，陆路通道地幅狭窄，进军困难；从胶东半岛渡海作战，渤海湾风大浪高，舰船颠簸，航行与登陆都很困难。又，关外严寒季节来得早，补给保障都有极大困难。隋文帝征高句丽没有结果。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直接导致隋朝灭亡，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
唐初，与高句丽维持友好关系。唐高祖、唐太宗为处理隋炀帝征高句丽的遗留问题，做了两件牵动人心、安定军魂的事情，很了不起。一、唐高祖致书高丽王高建成说，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双方都有不少战俘和逃散人员流落在对方境内，应该让这些人员重返家园。双方对此达成一致，各自收拢、遣返，使双方战俘及流散人员回归本土，安家立命。二、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之后，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派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集掩埋隋军将士的遗骨，平毁了一处高句丽人用隋军将士尸骨堆筑而成的“京观”。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处理隋末战争的遗留问题，其良苦用心是为了维持唐朝与高句丽的良好关系。但是，高句丽王高建成一面承认高句丽与唐朝的藩臣关系，同时却为了保住高句丽侵占中国辽东的大片土地，从今吉林省四平向南修筑了一条“长城”，一直修到辽宁省渤海湾海边，长达一千多里，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高句丽发生了一起盖苏文弑君篡国事件。盖苏文原为高句丽东部顺奴部大人（头领），性格凶残，犯法违禁，高句丽王和诸大臣多次商议要除掉他。议事不密，被他知道。他邀请大臣们前往观看阅兵，在宴会上将大臣们一网打尽，杀死一百多人。他手持利刃冲进宫去，杀掉高句丽王高建成，改立高建成的侄子高藏为高句丽王，他自任“莫离支”，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揽高句丽朝政。盖苏文的凶恶残暴世上少有，他出行时，随意命令左右贵人伏地，踩着他们的背脊上马。沿途呼啸而过，行人躲避不及，跳坑跌谷，非死即残，“国人甚苦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这时，新罗遣使来长安，告发百济国攻取了新罗四十多座城池，又同高句丽联合，封闭道路，阻止新罗与唐朝来往。唐太宗派司农丞相里安玄奖带上玺书出使高句丽，劝说双方停战。玄奖到达平壤，盖苏文正在进攻新罗，已经攻下两座城池；高句丽王高藏派人召他回都。盖苏文见了唐使却说：“隋炀帝征高句丽时，新罗乘机攻占了高句丽五百里地，如果它不把这些土地退回高句丽，不可能同它停战！”玄奖劝解说，“过去的事就别去追究啦，这里都是中国的郡县，唐朝天子都不提这些话，你们还计较什么呢？你们总不能违诏啊！”（参见《新唐书·高丽传》）。
但盖苏文是个死硬派，什么违诏不违诏，老子就是不听！

唐使玄奖返回长安复命，唐太宗忍无可忍，决定出兵征伐高句丽。大臣中有主战派，也有反战派。反战派代表是谏议大夫褚遂良，他不主张出兵；主战派代表是兵部尚书李世勋，他主张出兵。辩论结果，唐太宗决定出兵。于是，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人，连续进行了五次东征高句丽的战争。

第一次东征高句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至同年九月。唐太宗亲征，陆路以李世为主将，李道宗为副将；海路以刑部尚书张亮为主将，常何、左离当为副将。主要战斗在今辽宁境内进行。唐军先后攻克了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歼敌四万人，并将辽东七万余户口迁入山海关以内。唐军损失两千多，损失战马百分之七八十。九月，唐军进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克。辽东早寒，牧草枯黄，军粮不继，唐军退兵。
第二次东征高句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至同年十二月。这次改变了战法，不搞攻城战，减少兵力，以袭扰战为主，干扰高句丽农时，使其国内民心浮动、经济凋敝，待以时日，不战自垮。唐太宗派左卫大将军牛进达率一万余兵自山东莱州浮海入高句丽；以李世勋率三千人自新城道进入高句丽，七月进至平壤西境而还。这次东征，虽然用兵不多，但效果还不错。当年十二月，高句丽王派王子赴唐朝“谢罪”。
第三次东征高句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三万人为先锋，从胶东半岛莱州先期渡海入高句丽，进行了四个月袭扰战斗，四月撤军回国。唐太宗这次启用薛万彻为主将，进入高句丽境内先去搞一次适应性战斗，这是他要下大决心的前奏。他曾对身边侍臣说，“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唐太宗后面展开了一系列大动作。蜀地安然无事，又富庶，他命令强伟在剑南道伐木建造长一百尺、宽五十尺的大型船只，往辽东战区运粮；命令浙江、江西两地建造海船及双舫一千一百艘，供渡海作战之用；命令河南陕州刺史招募勇士；命令莱州刺史运送军粮及作战器械储备于乌湖岛（今山东长岛县北隍城岛）。待这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以后，唐太宗准备调集三十万大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伐灭高句丽。这时，房玄龄在病危之际，向唐太宗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劝解唐太宗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他认为，“高句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但此番征高丽却是“内为前代（隋朝）雪耻，外为新罗服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新唐书·房玄龄传》）。唐太宗这时也进入老年，追求“功德圆满”的思想不能说一点没有。隋朝没有办到的事，他非要办到不可，这时房玄龄再想劝谏是劝谏不住了。可是，世上之事，虽然事在人为，但人寿在天，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开春，唐太宗就病倒了，五月驾崩。第三次东征高丽宣告中止。

第四次东征高句丽。这次东征，前后延续了九个年头。唐高宗继位后，与高句丽等三国关系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期。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正月，高句丽联合百济、靺鞨夺取新罗三十三城，新罗王向唐朝求援。二月，唐高宗命令东夷都护程名振、右卫中郎将苏定方出兵高句丽。六月，程名振、薛仁贵攻破赤烽镇（今辽宁省海城市），击败三万高丽兵；第二年十一月，薛仁贵又在横山（今辽宁省辽朝县华表山）大败高句丽军。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十万唐军进攻百济，新罗以五万兵力助战，一举平定了百济。唐高宗下诏，在百济境内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但第二年，百济境内出现反抗力量，勾结倭国（日本）联合进攻留守唐军。七月，唐将苏定方在大同江口大败高句丽军，进而包围平壤城。九月，唐将契苾何力又在鸭绿江歼灭高句丽军三万。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22年）二月，苏定方围平壤不下，雪深奇寒，遂撤军回国。但刘仁轨等仍在百济境内坚持作战。七月，刘仁轨利用敌军松懈之际，攻克罗城、真岘等城。百济向倭国（日本）求援。唐高宗又发山东淄、青、莱及江苏海州兵员增援高句丽，在百济登陆。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九月，唐军在白江口与百济、倭国（日本）联军遭遇，唐军四战四捷，焚敌舟船四百余艘，再次平定百济。刘仁轨留守百济，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屯田积粮，为伐灭高句丽做准备。
第五次东征高丽。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五月，高句丽莫支离盖苏文死，长子男生继任莫支离一职，但诸子相争，男生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契苾何力统兵征高句丽。九月，唐军大破高句丽军，男生领兵来会，唐任命他为辽东大都督、平壤道安抚大使、玄菟郡公。十二月，唐高宗又派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将，调河北税赋直输辽东以资军用。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李攻克高句丽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高尔山城）后，随即向金山（今辽宁海城县东）推进，与盖苏文次子男建展开金山会战。初战不利，薛仁贵从翼侧对高句丽军发动袭击，歼敌五万余人，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唐将郭待封率领水师向平壤进发，另一唐将郝处俊大败高句丽军于平壤城下。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二月，李攻克扶余城（今朝鲜仁川县），扶余川四十余城皆降唐。男建率五万军反扑，大败，损兵三万。唐军攻克大行城（今辽宁凤城市西南）。各路唐军会师后，在李统一指挥下在鸭绿江大败高丽军，追击二百余里，攻克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县境内）。唐军再围平壤城。九月，高句丽王出城投降，男建被俘，高句丽平定。唐朝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驻军二万镇守。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问题纠结在一起，百济、新罗不赘述。

平定契丹之战
摘抄《唐朝边疆战争》原资料分析文里其中几段论述唐军大败契丹的段落：
唐初，契丹与唐朝保持着藩臣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契丹族酋长窟哥死，继任者阿卜固率领契丹诸部与奚族联合反叛。同年五月，唐高宗遣突厥降将阿史德枢宾领兵讨伐契丹。契丹兵败，首领阿卜固被俘，押送洛阳。唐高宗任命窟哥的两位孙子统领契丹八部。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发生灾荒，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都督赵文翙（汉人）不予赈济，还视契丹酋长如“奴仆”，引起强烈反抗，在首领李尽忠率领下，举兵反唐，攻克营州，赵文翙被杀。武则天大怒，派兵镇压，但初失利，“全军皆没”（《资治通鉴·唐纪十一》）。十月，武则天重新组织力量，以江西彭泽县县令狄仁杰为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县）刺史，安定北方。第二年，武则天又任命王孝杰、苏宏晖二将统兵十七万讨伐契丹。随后又几次派兵增援，契丹叛乱被平定。
唐玄宗前期，国力强盛，开始对边疆用兵。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收复被契丹占据的辽东重镇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七月，唐玄宗命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长史薛之内率军六万，进攻契丹。唐军出檀州（今北京密云）后，顺着滦水河谷先进，突遭契丹军袭击，损失惨重。两年后，东突厥可汗默啜死去，契丹首领李失活失去依靠，率部降唐。唐玄宗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营州重新纳入唐朝版图。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李失活死去，契丹部将可突于为争夺契丹王位，举兵反唐，逼使唐朝营州都督退入临渝关（山海关）。可突于后来遣使向唐玄宗“请罪”，事情就缓了下来。但他后来又投降突厥，成为侵扰辽东的边患。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六月，唐玄宗再下决心，派遣忠王李浚率领十八总管征讨契丹，第二年正月又增派信安王李祎出兵增援。李祎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出击，在枹白山大败可突于。经此大败，可突于两年未敢入侵扰边。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唐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命副将郭英杰率领精兵一万出临渝关，准备出击契丹。可突于引突厥来攻，唐军全军覆没。此后，可突于又屡屡侵掠边境。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新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可突于被部下所杀。

渤海国存在二百二十九年，传十五主。终唐之世，朝贡不绝。公元926年被辽太祖阿保机攻灭。

平定后突厥之战
后突厥，是东突厥降唐以后，从东突厥上层贵族复辟势力中产生的一股反唐势力，后来成立了后突厥政权。唐朝征服东突厥后，对东突厥实行羁縻政策。既对他们侵扰中原有所防备，又大量任用突厥贵族官员；同时，每年征用大量突厥骑兵用于东征西讨。这种繁重的兵役负担，超出了东突厥百姓正常负担的范围，激起了东突厥百姓的反抗。后突厥反唐势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冬十月，大漠以南归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阿史德·温博·奉职反唐。“阿史德”是姓，“温博”是名，“奉职”是官职。反叛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苏农等二十四州酋长起而响应，聚众数十万，连克定州（今河北定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原州（今宁夏固原）、庆州（今甘肃庆阳），并鼓动奚、契丹攻掠营州（今辽宁辽阳市）。
唐高宗先派萧嗣业领兵讨伐，大败而归。又派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领兵三十万讨伐，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大破后突厥于黑山（今内蒙古乌拉特旗黄河北岸），擒“奉职”阿史那温博，阿史那泥熟匐可汗被部下所杀。